如果这些是文明成长的源泉，那么，什么又是文明衰退的原因呢？我们是否应该像斯宾格勒和其他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认为每种文明都是一个有机体，自然而又神秘地被赋予成长的能力和死亡的命运？用生理学和物理学的比喻，来解释群体行为，以及把社会的退化归因于它的生命中某些固有的内在局限，或者是内部力量的不可抗拒的流失，这样的做法的确很吸引人。这样的比喻也许提供了暂时性的解释，正如我们把个人的联合比喻为细胞的聚合，或是把银行钞票的发行与收回流通，比拟成心脏的收缩与扩张。但是，群体除了是由单个的人组成外，并不是真正具有生理作用的有机体，它没有自己的大脑和肠胃；它必须依靠其成员的大脑和神经，进行思考与感知。当一个群体或是一种文明衰亡的时候，它并不是由于群体生命的神秘限制，而是由于政治领袖或思想领袖在回应变革的挑战中遭受了失败。
挑战可以来自于好多原因，而且可以通过重复或结合在一起，提升破坏力的强度。降雨量或绿洲水源的缺少，会让大地因干旱变为不毛之地。土壤也许会因为不合理的耕种或者破坏性使用而被消耗殆尽。用奴隶制劳工取代自由劳动力，能降低对生产的激励，从而导致土地弃耕，城市萧条。贸易工具或贸易路线的改变—例如海运或航空业的兴起—也会使旧的文明中心萧条和衰败，像1492年后的比萨或威尼斯就是这样。税收过高，也许就会让投资和生产失去动力。海外市场和原料会因更具开拓精神的竞争而丧失。进口远大于出口，也许会用尽国内宝贵的金属储备。财富的集中，也许会让国家在阶级斗争或是种族战争中分裂。人口和贫穷都集中于大城市，会让政府被迫做出选择：要么采用会让经济萎靡不振的救济政策，要么冒叛乱与革命的风险。
新航线开辟后，由于缺乏直接进入新世界的优势，威尼斯衰落了。
在一个社会中，因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平等，就会分化成两个阶层，一个是少数的文化精英，一个是多数的芸芸众生，他们十分不幸，因为天生的原因或者环境的关系，无法继承或者发展出高贵典雅的水准。随着这个多数的增长，它会对少数的文化起到拖累作用；它的谈吐、服饰、娱乐、感情、价值判断会向上扩散，多数内部的野蛮化是少数控制教育和经济机会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随着教育的普及，神学失去了威信，它表面上还得到服从，但已经不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希望。生活与理想日益世俗化，不再对超自然的解释心存敬畏。当道德法典的人类本源被揭示出来，神的监督与惩罚消失之后，道德法典也失去了光辉和力量。在古希腊，哲学家们摧毁了知识阶级中的旧信仰；在近代欧洲的许多国家，哲学家也取得了类似的成果。只不过是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变成了伏尔泰（Voltairs），第欧根尼（Diogenes）变成了卢梭（Rousseau），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变成了霍布斯（Hobbes），柏拉图（Plato）变成了康德（Kant），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变成了尼采（Nietzsche），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变成了斯宾塞（Spencer），伊壁鸠鲁（Epicurus）变成了狄德罗（Diderot）。古代就像现代一样，善于分析的头脑瓦解了支撑着道德法典的宗教。新的宗教出现了，但是它们与统治阶级分离，不再为国家服务。在理性主义战胜了神话之后，是基督教之前一百年里怀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时代，随着基督教时代之后一百年里类似的胜利而出现的，也是这样一个时代。
若是处在旧道德规范已去，新规范尚未形成之间的伦常松懈时期，失去约束的一代人对旧的限制和生活方式，仅有一点残留的依附感，绝望之中便会陷入奢靡腐败、家庭伦理等一片混乱之中。不会有人认为“为祖国献身是高尚的、荣耀的事情”。领导者的一次失败，就可能使国家的力量被内讧所削弱。在这个过程的最后，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失败可能会成为最后的一击，或者外部的野蛮入侵会与内部泛滥的野蛮现象结合在一起，让一个文明寿终正寝。
这是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吗？不完全是。无论对个体还是国家而言，都无权要求生命永恒、长生不老。死亡是自然的，而且假如死亡来得正是时候，则死亡是可以得到宽恕的，而且是有益的，思想成熟的人面临死亡，也不会感到悲愤。但是文明会死吗？也不完全是。希腊文明并不是真的死了，而只是外壳不再存在了，栖居地发生改变了，内涵得到延伸了；希腊文明永远活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它是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即便是终其一生，也难以将其全部吸收。荷马的读者，今天的人数要远远比他那个时代和国家多得多。在每一座图书馆和每一所大学里，都存放着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个以哲学“为人生乐事”的研究者，在钻研柏拉图，以期获得思想的领悟，扩展生命的维度。创造性思想的这种经过考验的存在能力，才是真正的永垂不朽，才是真正的有益人心。
国家消亡了。古老的地区变得一片荒芜，或者是遭受了其他的变迁。韧性十足的人，重振精神，拾起了他的工具和技艺，带着他的记忆。如果教育能够加深和延伸这些记忆，文明就会随着他而迁徙，在另外某个地方重建家园。在新的土地上，他不需要完全重新开始，也不需要在没有朋友的帮助下独自前行；通讯和交通仍会使他和祖国联系在一起，犹如生活在有营养的胎盘里一样。罗马引进了希腊文明，并向西欧输出；美国从欧洲文明中获益，又准备以前所未有的技术方式，再次传播出去。
文明使人类的灵魂世代相传。人的生命通过传宗接代而超越了死亡，一个有生命的文化也会超越时空、漂洋过海，将它的遗产传递给继承人。甚至就在这些话被写下来的时候，商业与印刷、电线与电波，以及看不见的空中“信使”，正在把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文明联合在一起，为所有人保存已被赠予的人类的遗产。
[1]杜兰特：《东方的遗产》，第1页。
[2]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年），简称雪莱，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出色的英语诗人之一。译者注。
[3]维吉尔（公元前70年-公元前19年），罗马最伟大的诗人。曾在但丁的《神曲》中出场，担任带领但丁穿过地狱、炼狱，然后把他交给当年但丁暗恋的情人贝阿特丽切的灵魂，带他游历天堂，一直见到上帝。译者注。
[4]杜兰特：《哲学的大厦》，第355页；汤因比：《历史研究》第4卷，第27页。
[5]维科（1668-1744年），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译者注。
[6]孔德（1798-1857年），法国科学哲学家、社会科学家。译者注。
[7]克劳德·昂列·圣西门（1760-1825年），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出身贵族，曾参加法国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他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致力于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花掉了他的全部家产。在他所设想的社会中，人人劳动，没有不劳而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译者注。
[8]转引自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卷，第199页。
[9]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先后曾就读于哈雷、慕尼黑、柏林等大学，博士毕业后在中学任教，后专事学术研究和私人写作。主要著作包括《西方的没落》《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人与技术》等。译者注。
[10]塔列朗（1754-1838年），法国改革家，公制与十进位制的提倡者。译者注。
[11]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第353、90、38页。
[12]这是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最初理论，见《历史研究》第1卷，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