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在北京大学开展关于新文化争论的学术氛围影响下，梁漱溟经过一年多的研究，于1920年秋天在他主讲的印度哲学课上开始讲东西文化问题。他后来对学生们说：“诸君或不相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书是逼出来的。”
在梁漱溟讲课并写书稿时，在接受西方化这个问题上，与《新青年》派还是一致的。梁认为，对西方化“要全盘接受”，原因是：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无条件地承认”；同时，他极不满意旧派只有看不惯的心理，“旧派并没有倡导旧化，我自无从表示赞成，而他们的反对新化，我只能表示不赞成”。
1920年，蔡元培和几位教授出访欧美，北大教职员开会欢送，在致辞中几位都说希望他们将中国的文化带到欧美，而将欧美文化带回来。梁漱溟便问大家：“你们方才对蔡先生同别几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当时无人回答。散会后，陶孟和、胡适两人微笑着对梁漱溟说：“你所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
梁于1919年夏天开始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在导言里说：“所谓东西文化问题，不是讨论什么东西文化的异同优劣，是问在这西方文化的世界里，已经临到绝地的东方文化究竟废绝不废绝呢？如果说不能废绝，那么能不能复兴，像西方文化一样发展到世界上去？”梁对此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在这部书里，他首先批评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三种文化倾向：一是盲目倡导西方文化（指新潮派）；二是反对西方文化（指国故派）；三是希望东西文化调和（指折中派）。接着是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并将西方、中国及印度三方面的哲学进行比较。他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最后得出结论说：只有孔家哲学最为精明透辟，“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以上便是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其实质是反对西方文化而拥护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又说：“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接着又说：“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向前发展之际，梁无所畏惧地站出来宣扬儒家哲学与新潮派抗衡，从而捍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发展了孔子学说。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贡献的。在纠正“全盘西化”和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是有贡献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1921年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计五章：第一章，绪论；第二、三章，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上、下）；第四章，西洋、中国、印度三方哲学之比观；第五章，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最后为“时论汇录”，其中有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一卷四号）、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言话》季刊）、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3月上海时事新报社）及《与泰戈尔谈话》等十篇文章。全书约12.9万字。
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当时蒋百里曾欣喜若狂地写信给梁启超说：“顷见梁漱溟《东西文化》一书，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但新潮派领袖人物之一胡适的评价，不以为然，他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批判梁的文化哲学是主观唯心论。他说：我们要认清梁先生是一个爱寻求一条“准道路”的人，是一个“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人。懂得这两层，然后可以放胆读他这部书。接着以梁的文化泛神论为例，说梁的出发点是犯了笼统判断错误。梁断定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能存在；若能仍可存在，当然不能限于一国，而须翻身为世界文化。根据这个前提，梁推算出：“现在是西洋化时代，下去便是中国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认为这种逻辑是十分惊奇的，没有什么根据，而只是梁先生“爱寻求一条准道理”的人格的表现。胡文发表后，1923年梁漱溟在北大作公开讲演，对胡进行反驳。他说：“我真不知道胡先生究竟看了我的书没有？你说他没有看，他却又能东一段西…段征引我的书文。……胡先生，这糊涂人作的书也许有‘愚者千虑一得’之处，何妨虚心理会理会，实在没有工夫看，丢下罢了！若既不想加以理会，又且没有工夫看，却偏要用点工夫拿他马马虎虎胡乱批评一阵，这为何来？岂欲欺蔽一世之人乎！”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五四前后，革新与保守两派后来两派的斗争日趋尖锐，所以到1923年文化界又出现了“科学与玄学”之争。这次争论，梁本人没有参加，但与他的书之影响分不开。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一书里，对梁书评论时指出：梁先生的这部书，是他对于中西文化接触以来的文化问题的认真深思，代表儒家颇有见地，在新潮流澎湃时期发表，也是很勇敢有力的一本著作。并称：“在当时全盘西化，立誓不读线装书，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环境下，许多人对于中国文化根本失掉信心。他所提的问题，确是时代的迫切问题，他的答案当然很足以增长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由此可见，梁书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熊十力后来讲：“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在反对孔学，反对中国古老文化那么厉害的气氛中，梁先生提出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20世纪50年代后，胡秋原认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叹的深刻思想力”。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印第一版，至1929年即印刷第八版，可见该书当时甚为学术界人士所重视。
其实，该书于1922年印第三版时，梁漱溟已注意和反省书中的不足，他在第三版“自序”中讲：
我这本讲录发表后，即有许多悔悟。头一个悔悟，是在本书第四章讲孔家哲学所说“中庸”是走双的路之一段。……我现在都愿意取消。我兹所痛切悔悟的，……以决定语来发表未能自信的见解，这全出于强撑门面之意，欺弄不学的人。孔学是个恳切为己之学；怀强撑门面之意，发挥恳切为己之学，这是我现在最痛自悔悟的。……第二个悔悟，是在本书第四章末尾说：“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之一段。这一段话不妥当……我愿意一概取消……
……慎独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并未晓得，所以自无是处，现在可以略晓得，今年在山东讲演《孔子旨趣》，曾经讲到。
这一时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经常有各种不同意见在报刊上发表，其中胡适的评论较多。1923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讲《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我读适之先生和其他各位的批评，都有同一的感想；感觉着大家的心理与我相反。……大家读我的书，大概都像看新闻纸一样，五分钟便看完了。作者下过一番心的地方，他并没有在心里过…道，便提笔下批评。如果他有一天想到东西文化问题要来考究，自然会找这书着意看看，自然会明白。”（卅后文录）
这本书到1929年印刷出版第八版时，梁漱溟又发现了书中的错误，认为自己在书中赞扬孔子与阐明儒家学说之处，有两大不妥，他在第八版“自序”中指出：这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所以其中关于儒家的说明自属重要；而后来别有新悟自悔前差的亦都是在此一方面为多。总说起来，大概不外两个根本点：一是当时所根据以解释儒家思想的心理学见解错误；一是当时解释儒家的话没有方法，或云方法错误。大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必有他所据为基础的一种心理学，所有他伦理学上的思想主张无非从他对于人类心理抱如是见解而来。至我在此书中谈到儒家思想，尤其喜用心理学的话为之解释。自今看去，却大半都错了。盖当时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实未曾认得清，便杂取滥引现在一般心理学作依据，而不以为非；殊不知其适为根本不相容的两样东西。至于所引各派心理学，彼此脉络各异，亦殊不可并为一谈，则又为错误中的错误了。
由此可见，梁漱溟对自己发表过的论著是非常认真的，一方面他希望批评他观点的人能够再认真地读一下他的书；另一方面他在不断地修正自己书中不当或不准确的地方，绝不文过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