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棻逝世，梁漱溟当然很悲痛，当晚他为妻子诵《地藏经》守录，“为亡人回向”（即从自己的方面，回转朝向他人的方面，用自己的心力通过诸佛菩萨的愿力而达于所要回向的对方。凡是正信的佛教徒，每做一桩功德，都会发愿回向给一切的众生，体现慈悲心的自然流露。
9月8日，“对门母女来吊，下泪，愚亦出涕”。9月9日，“陈瑾贞来吊，设祭哀伤”。
虽然陈树棻生前个性较强，但毕竟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梁漱溟感到妻子逝世后的凄凉。从这时起，无论是孩子或亲朋，梁漱溟的身旁始终有人陪着。同年年底，梁漱溟搬入新居--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22号楼。
这一年，梁漱溟有感而发，写了《谈乐天知命》一文，文日：何谓乐天知命？天命二字宜从孟子所云“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来理解，即：一切是事实的自然演变，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主宰在支配。自然演变有其规律，吾人有的渐渐知道了，有的还不明白。但一切有定数，非杂乱，非偶然。这好像定命论，实则为机械观与目的观之合一，与柏格森之创化论相近，不相违。吾人生命与宇宙大自然原是浑一通彻无隔碍的，只为有私意便隔碍了。无私意便无障碍，任天而动，天理流行，那便是乐天知命了。其坦然不忧者在此。然而亦不是没有忧，如云“忧道不忧贫”；其忧也，不碍其乐。忧而不碍其乐者，天理廓然流行无滞故耳。孔子自己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意思可见。孔子又云，“五十而知天命”，殆自言其学养功夫到五十之年自家生命乃息息相通于宇宙大生命也。在平素缺乏学养的我如上所说，不过朦胧地远远望见推度之词。即从如上所见而存有如下信念：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但所以信念如此者，必在日常生活上有其前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也。
梁漱溟的一生其实就是这样，在国事和家事中，总是国事在前，为国事而忘家事或顾不得家事。为国事分忧、呼吁、奔走、著述，至于是祸福、是荣辱、是得失则完全接受，尽管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亦不怨不尤不悔。
年迈未敢忘忧国。同年11月，梁漱溟在1977年5月写的《今后国内政治局面之预见》一文末，写了一则后记，说：“觉察其与当前局面实情表现有合有不合。例如当前领导上和舆论强调法制和民主，非其有合之一面乎？然而如报载，某女争取婚姻自主十分艰苦之事例，则尊重个人自由的新礼俗之形成似远远有待也。言论出版之统制未见弛放，只文艺方面稍放开耳。且看一九八0年后如何。”
1980年3月中旬，梁漱溟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博士来信。艾恺曾研究梁漱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多年，写出《梁漱溟传》《梁漱溟言论集》共4本书。艾恺将搜集到的梁漱溟在《乡村建设月刊》《光明报》和在中国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影印编入书内，还到台湾搜集摘抄了抗战时期梁漱溟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发言和提案等档案，分期分类编辑在书内。并将其编、著的4本书，陆续从美国寄赠梁漱溟。
4月间，艾恺致函梁漱溟，说为印证所著《梁漱溟传》等书事实，订正该书未尽正确、周详之处，想来北京与梁见面，请办签证。梁漱溟乃于5月间致函政协，为艾恺来京事请求办签证。
8月，艾恺来到中国。8月12日始，艾恺与梁漱溟谈话十几次，对梁漱溟的生平和学说进行了采访并录音。1984年艾恺曾第二次访问梁漱溟。
按照艾恺自己的说法，他能与梁漱溟会面交谈，确有一些很偶然的因素。1979年年末，艾恺班里的学生--俄亥俄州阿克伦大学中国同事的女儿打电话告诉艾恺：她的“梁伯伯”听说了这本书（即艾恺的《梁漱溟传》）并希望我能去访问他，因为也有一些新作要给我看。好像这位姑娘的外祖母是梁漱溟的老友和邻居，她显然是受梁漱溟之托让她的外孙女转达这个意见。我于是通过她这位外祖母寄给了梁漱溟一封信和这部著作的几个副本。一个月以后，我接到了加利福尼亚一个中国老工程师打来的电话，他是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这位先生几经努力终于在前一年访问了梁漱溟，并受托告诉我梁收到了信和书。又过了一个月，我终于收到了梁漱溟本人的来信。他那时已88岁了，但这封信是用高雅的毛笔“草书”按照讲究的传统体裁写的。这是一个神志清楚精力充沛的人的作品。梁漱溟正式地感谢我为他作传，并特别提到他已听说我将去中国。他回答说，他很希望能见到我。
第一次见面时，艾恺曾提出将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梁漱溟婉言谢绝，说他是个中国人，这部书应该先在中国发表。1980年梁漱溟携全家人陪艾恺去一家素食饭店楼上吃晚饭，上楼梯时并不感到困难；但1984年再度会晤时，梁的身体似乎有些差了，他已经不能在挂轴上写大字了。
据艾恺观察，梁漱溟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清晨5点起床，然后做一些简单的锻炼。他整天都在工作，或出席会议，或在书房中认真读书、写作。中午睡一小觉。他的两个儿子、儿媳和孙子们在工作允许时来陪伴他。我们会谈的书房里疏落地放着几个书架，上面放着梁漱溟保存的藏书；一张写字台，一把简朴的赶背木椅；两个衬垫椅子，中间放着一个茶几。里间是梁漱溟的卧室，里面存放着更多的书籍和文稿，一张简易的木板床。这所公寓里还有一个小饭厅，里面放着一台电视机。梁漱溟偶尔也看电视。
当艾恺问梁漱溟是否有什么消遣或嗜好时，梁轻声地笑了，说：也曾有朋友提过这样的问题，他回答说那就是思考。到如今这仍然是他最好的消遣。梁漱溟认为自己之所以能长寿并有一个较为康健的体魄，就在于面对那些往往使世人心烦意乱的飞石冷箭他却能泰然处之。“但使我沮丧的是，当我问到他对命运带来的各种打击（他和毛泽东的冲突，对他的批判运动，红卫兵等）有什么感想时”，只得到他一次又一次的回答：“这时我没有什么。”
“总的来说，梁漱溟是一个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有的人也许认为他在历史这场大游戏中是失败的一方。然而他对我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
诚如梁漱溟与艾恺第一次见面时所谈起，梁认为最重要的话：
我是希望你了解我思想的根本。我思想的就是儒家和佛家，如果能对佛家和儒家多了解，比什么都好，比了解我过去的一些事情都重要。我愿意把我所懂得的儒家跟佛家说给你听。我的意思是把我们的谈话重点放在这个地方。而不是重在我个人的事情。不但是希望于你，而且也希望欧美人能够多了解这两家，一个儒家，一个佛家。
1981年9月至1982年4月，作为全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梁漱溟参加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的三次会议，每次会议都连续开9天，对宪法草0案逐条研究，大家严肃认真，畅所欲言。“尽管自己年迈，凡宪法修改委员会召集的会议，我都尽力参加，毫无保留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1981年8月，香港《中报》发表赵端写的《梁漱溟忆旧谈新》，报道他访问梁漱溟的谈话情形，文章介绍了梁漱溟的居住、写作环境，接着写道：“他今年89岁，头发斑白，并未秃顶。走路既不用手杖，也不需人搀扶，很自如。而且从沙发上起坐毫不吃力。读书、写字不用花镜，而是用一副比平素度数较浅一点的近视镜。但梁先生说，他确实感到自己是老了，虽然没有什么病痛，身体素质已不如过去。明显的变化是他的记忆力大为减退。腿，也不像以前那么有劲了。”
同年10月，梁漱溟写《对毛主席一生功过的我见》一文。11月，梁收到陆铿来信，陆为其在香港出版的《百姓》杂志约稿，想在《百姓》发表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前一、二章。梁未同意，另寄《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可能是10月所写《对毛主席一生功过的我见》文章换了个标题，略加修改而成）。
梁漱溟认为：“从建党建军而建国以来的毛泽东主席，其一生功大于过，这是不争之论，他的过错多出在晚年，亦是众目共睹的。现在要问，他的过错有没有总根源呢？我看是有的。这就是他既在思想言论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更且以其不可抗的权威而励行之。以致造成不少灾难和罪恶，令人痛心、长叹息！”文中还说：“我又检看旧日笔记，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对美国朋友斯诺谈话，曾说到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产业工人为数不多，而且亦很年轻云云。这些正是难得吐露的真情实话。既然中国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了，缺乏敌对的两大阶级了，却为何要无风起浪，制造阶级斗争，什么‘破四旧’，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胡闹！从1965年动乱遍及全国各地约达十年，言之痛心！思之可叹！”文章最后指出：“可为欣幸者，今后不会再出现这样人物，而在标出要集体领导，要遵行法制，要民主协商，前途正可抱谨慎的乐观。至少我个人是如此。”
《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过错的根源》一文，1982年1月1日在香港《百姓》半月刊发表，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香港《信报》《明报》《东方日报》《财经日报》《星岛日报》《新晚报》和台北《中国时报》等先后发表文章评论，一时出现了“梁漱溟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