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颇为沉重的一年。
这一年的1月、7月、9月，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辞世；这一年的7月下旬，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二十多万人死亡。
本来，于上一年完成了《人心与人生》写作的梁漱溟，认为自己终于完成了写作的夙愿，有如释重负之感；但这一年的三位领袖逝世和唐山地震，使他深深忧虑国家的前途。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梁漱溟1月9日日记：“早起听周总理逝世广播。……群众悼念周公……闻街道开会，群众亦有哭者。”
1月14日日记：“王芸（生）提到周公遗嘱及赵朴初悼诗甚好。”
1月16日日记：“陆殿栋在悼周总理致词中，不能毕其词而病倒。”
4月2日日记：“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潮流甚盛。”
7月初，朱德委员会长逝世。梁漱溟7月11日日记：“今日公祭朱德委员长。”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梁漱溟当日闻毛泽东主席逝世，其1月10日日记：“早起听广播毛公逝世讯。”
9月17日日记：“车来赴会，宣布明日追悼大会的安排。说我在家不必出。……街道革委会李同志等来坐，约我明日看电视广播大会实况。”
10月初，“四人帮”被打倒。梁漱溟1月12日日记：“维志、培恕先后来谈政局一新。”
梁漱溟后来回忆：“至于我个人，无论是周总理，还是毛主席，他们的去世，都是很悲痛的。但我的发言都不多，不长。我想的更多的是他们辞世之后，国家、民族将会怎么样？中国往何处去？这正是当时全国不分男女老少都最关切的事，嘴上不敢说，心里却非想不可。我本人这时期更多的是自己想，很少说，不是不敢说，而是没有把握说。因为现实的变化太复杂了，局外人不可捉摸。”
这一段时间，梁漱溟考虑最多的是有关接班人问题，认为：“一个国家，若以法治国，则不存在选某个人来接班的问题，只有以人治国，才会考虑谁接班合适或不合适之事。……从事实上看，毛主席是始终为接班人问题呕心沥血的。他先选中刘少奇，认为不合适了，才发动‘文化大革命’，选了林彪，而后林彪自我爆炸，最可靠的接班人‘告吹’。时至1976年，周恩来去世，‘天安门事件’发生，本来亦由毛主席再度起用的‘人才难得’的邓小平，又再度被打倒；而毛本人又重病在身，怎么办呢？按中共中央的排位子，按‘当过兵打过仗，当过工人种过地’的条件，王洪文这时自然成了最佳人选。……在周总理去世、邓小平被批判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正是这个接班人轮空，后继无人的问题。我的心情也是这样，这就是不管选接班人的做法是如何不合法治国家的原则，但在当时中国的状况，如若选错了人，国家和人民将会更加遭殃的。但这件事，除了毛主席，谁都不敢说，不好说，谁都搞不清毛主席心里想的是什么。……毛主席却又自己否定了王洪文的接班，出其不意地举出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放在王洪文之上，华又兼任国务院总理。……至于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做，这又是一个谜。”
同年4月，梁漱溟写《老来回忆此生多有非自己早年意料之事》一文，提到：“吾先世累代宦游北方，我自幼从父母住家北京，曾无一日尝过农村生活味道，然竟投身农村运动，茹若自甘，号召国人以为创建社会主义，复兴民族之唯一途径，砣砣十年，徒以日寇入侵，未竟其意。”
12月，梁漱溟开始写《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与毛主席的谈话》一文，至1977年2月写完。文章分了1946年3月、1950年3月12日、同年9月23日、1951年9月5日、1952年8月7日5次的谈话内容。文章结尾处谈到：“毛主席要我出去各地作社会调查一事，事隔两年之后，我始于主席的美意大有所悟。此即毛、周两公常谈的知识分子要劳动人民化，工人、农民要知识分子化。这一方针是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走所必要的。回想从1950年3月起至1952年8月，同主席先后谈话五次，每次他总劝我出去看看、走走，只头一次我听从了，其他几次我均拒不从命，大大辜负了他。……再则，我想去苏联研究解决的问题，经我在京学习研究后，亦大致各得其解决”。
1977年2月18日，梁漱溟写完《我致力乡村运动的回忆和反省》一文。文章说明他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和经过、反省及预测，简要总结了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并反省批判自己的错失所在。
同年5月15日，梁漱溟写出《今后国内政治局面之预测》一文，指出：“过去几十年即是毛主席的人治时代，如我预测，今后则将是法治之代兴也。”5月28日，梁又写成《论毛主席的晚年》，认为：“毛主席功在国家，功在世界，其功德真是数说不尽”。“但对照起来，从前谦虚谨慎，今则一反常度”。“前后判若两人的另一明证，即在其后来完全不听旁人的话，没有人能向他进言”。“目空一切、无法无天，是晚年以前毛泽东所以闹革命，革命无往不胜的根本威力所在。当其晚年生命力见出衰颓时，缺乏警惕，便闯出祸乱了”。“一旦他去世，中国历史其将掀翻一页而入新局乎！”
这一年的2月22日，梁漱溟采访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雷洁琼，主要谈毛主席思想中的法律观，写成《毛泽东对于法律作如是观--访问雷洁琼同志谈话记》一文，文中说：“我固然早知在毛主席思想体系中，法律只是施政的工具，非其所重。”“毛主席不沿用法政一词而必日政法者，正谓无产阶级专政为主”。“但建国初期，中央各部院中犹有司法部，史良任部长，后来便撤了。虽至今有各级法院之设，而事务甚简，社会上有不少问题，皆由公安部门或以行政处分处理之。”雷洁琼亦向梁漱溟讲了一些不重视法治、不注意培养法治人才的情况。
“文革”接近尾声时，梁漱溟曾在一次政协学习组的学习讨论会上发言，谈“唯生产力论”的问题，认为：“报上许多大批判的文章，一概把‘唯生产力论’臭骂一顿，实在没有必要，我不明白真意是为了什么。其实，据我自己粗浅的学习体会，马克思主义学说一开始就把着眼点或者基本点放在物上、生产力上，所以叫做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马克思、列宁都把物放在第一位，斯大林当政三十年，又何尝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把物放在第一位呢？我不明白。这‘唯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何区分？特别是‘唯生产力’竟成为一种罪状，仿佛发展生产力也是大错特错的事。果真如此，没有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高度的物质基础又从何而来？”梁的发言，遭到一些人指责，说是放毒，但已近“文革”末期，没有连续批判，会议散了也就不提了。
1977年下半年，盼望国家走上正轨的梁漱溟，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后来说出自己的忧虑。从粉碎“四人帮”以后至次年上半年，“我也是这样欢欣鼓舞的心境！但兴许是老于世故吧，脑子里考虑得更多的是中共的路线政策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比方说，我最关心的阶级斗争这个老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究竟是如同‘文革’那样，长期斗下去呢？还是改变旧道，另谋新路？慢慢儿地，我注意到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新的主席兼总理上台了，这当然是可庆幸的事。但遗憾的是路线、方针、政策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在理论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实践上，对‘文革’没有丝毫的否定，甚至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也照样出现在报刊和街头巷尾的大标语牌上。特别是华国锋上任后所作的大事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使我更加深了自己的观察，对现实不可过于乐观，中国今后前进的道路依然存在着种种阻力”。
梁漱溟认为，他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看法，并非因为第五卷中收有《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与他本人直接相关。而因为整本选集都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上编选的，“说到那篇批判我的文章，我觉得有两点要说的：一是有一些内容在我记忆中并没有，不知怎样加进去的；二是本来是毛主席的许多插话，不是在同一天讲的，现在串起来变成一篇完整的讲话和文章了”。
1978年2月下旬，全国政协召开第五届全国委员会，梁漱溟出席会议并继任全国政协委员。
据汪东林回忆：“当时那个会呀，是三中全会没有开，对这个‘文化大革命’啊，阶级斗争为纲啊，都没有否定。尽管大家受了‘文革’之苦，委员们都痛哭流涕地讲过去的事情啊，‘文革’的遭遇啊，毛主席去世，周恩来去世，讲这个事，但是没有人从正面直接对‘文革’谈什么。”而当时，“只有梁漱溟这个时年八十四岁的怪老头”，“提出人治和法治问题”而遭到会议的批判。汪东林说梁漱溟的长篇发言是在2月15日。
梁培恕分析：《梁漱溟全集》卷七所收三次发言，是根据政协机关的打字文本，时间分别是2月15日、5月5日和5月12日。与梁漱溟日记核对，则2月15日尚在举行第五届大会之前，但已在小组会上“讨论宪草，略有发言”。2月23日，政协大会开幕，委员们纷纷住入宾馆。3月1日，“早起程思远动员我发言”，为了做准备，虽有三人来访，都“约其改时间再谈”，但会上“发言反响不佳，自叹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之难”。此日发言应属主要，可惜无存稿。3月7日又曾发言，“反响不佳，叹息反省而已”。无存稿。
因此，梁漱溟的这次发言，是2月15日、3月1日还是3月7日，已无法考证。现已出版的有关梁漱溟研究的著作、论文，大多按照2月15日记载。
梁漱溟的发言全文如下：
现在我们又有机会讨论宪法，参与制定宪法了，这是一桩可喜的事情。在旧中国，从民国元年开始，便有过各种临时的、正式的宪法；新中国成立后，有过1954年制定的新宪法。这些历史，我都经过了。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回溯宪法的产生，最早起于英国，其来头是为着限制王权。因为王权无限大，一个人主宰一切，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更多的人参与治理国家，便有了立宪之举。有了宪法，王权就受到限制，大家都要共同遵守的是宪法，宪法是最高的权威。
新中国成立30年，有了自己的宪法，但宪法是否成了最高的权威，人人都得遵守呢？从30年中的几个主要时期看，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就说最近10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那样做，内在的原因据说是刘少奇不是孤家寡人，他在中共党内的上层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虑到首先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结果被冲击的就不单是刘少奇，还有许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摊子！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
毛主席的这种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么做，而且畅通无阻，一呼百应，反对者甚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说他缔造了党，缔造了国家，他的权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制地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权威，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中国的历史，上个世纪以前自不用说，半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纸上的宪法，但从总体看都没有真正施行过。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
但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即便有人想搞人治，困难将会更大；再说经过种种实践，特别是“文革”十年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迫切了。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宪法，很必要，很重要，要用十二分的认真和细心对待这个大问题。中国由人治渐入了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的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
梁培恕认为：有打字文本的两次发言应是上级组织批判时所作发言了。5月12日日记：“众人追问我上次发言，回家写出若干条。”22日“王芸生发端对我批判，其余诸人继之，一概不答”。6月16日，“写有民盟张毕来等多人参加对我批判，略答一二语”。显然，梁漱溟虽曾作答，亦无存稿。
对梁漱溟的批判从3月持续到6月，每次会议都要求梁到会。但毕竟“文革”已经结束，大家的批判力度和热情已不是很强很高，多少有点走过场的态度，有的人干脆一言不发，例如黄维。当学习组负责人让汪东林找黄维谈话时，黄维认为梁漱溟的发言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毛主席几十年没有认真搞法治，主要搞的是人治，因此而造成“文革”的大灾难；“文革”人斗人，派斗派，破坏了国民经济，应彻底否定。不能因人废言，而要看讲话是否有道理，有可取之处。
对梁漱溟的批判不了了之。到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梁漱溟以法治国的思想得到重视，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同年12月，梁漱溟检阅头年所写《毛主席对法律作如是观》一文后作批注：“毛主席逝世两年后法制与民主的呼声渐起，其前途必逐步展开，无疑也。”
在全国政协学习组，有两个人与梁漱溟的关系值得一提：一是赵朴初；一是程思远。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全国政协学习组先后有四位召集人，即赵朴初、于树德、王芸生、程思远。20世纪60年代初，赵朴初因工作较忙或健康原因经常请假，有时每周能来一次学习会，于树德、王芸生主持会议较多，于树德与梁漱溟是交往半个世纪的朋友，是全组公认的谦谦者，对当时那一套“左”的东西，他是奉命维持，与梁关系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