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
梁漱溟十分欣喜，他当时住在广西八步乡间，写道：“获闻胜利之讯的时候，亦获闻毛主席应邀到渝之讯，我心里想，国难已纾，团结在望，过去所为劳攘者今可以小休。今后问题，要在如何建国。建国不徒政治经济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非认识老中国即莫知所以建设新中国。顾年来务以团结各方为急，未遑对各方自申其所见。今后愿离开现实政治稍远一步，而潜心以深追此一大事。”
同月，梁漱溟写出《中国党派问题的前途》，针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大局，从国际、国内--主要是国内党派的发生、发展乃至社会背景、政治主张、政治路线和存在演变过程，区别出党派性质--一种是革命党及其类近者，一种是普通政党及其类近者。认为：“当前恒否认现秩序，为推翻现秩序建设新秩序而活动；如清末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苏联的共产党……而我们现在的各党派，似乎正企图成这一种。”
接着，梁漱溟从新旧秩序的更替提到新的建国方针的前提：“从生产入手，从经济入手，求得社会真实进步，文化普遍提高，以为其基础条件”，这种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路线的贯彻，需要有一个中国革命党，实行一党制，来完成其使命。他主张：“多党并存而一党之用”；“多党彼此为有分际的合作，……一面于理想有合，必出于此”；“社会革命在中国，可能由今后建国大业以完成之，这正是我们应该进行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之理由。”文章结束后，梁漱溟表达了“欢迎国共谈判的好消息，希望和平解决问题”的心愿。
同年10月1日至12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推选出张澜等180位中央常务委员，在广州的梁漱溟被推选为常务委员。
11月，梁漱溟从广州飞重庆，住特园。周恩来到特园看望梁漱溟，梁漱溟谈了自己的主张--中国需要建立党派联合体，在此基础上组织无色透明的政府。梁后来说：“到了重庆，更知其问题严重，于是不能不从朋友之后，再尽力于反对内战以至参加1946年的1日政协会议。”
12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部分领导人参加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致函毛泽东主席和国民政府，呼吁政治解决纠纷，“万不宜诉诸武力”。并说：“同人等懔国亡无日之戒，爰成立本会。”梁漱溟和沈钧儒、陶行知、彭一湖等28人联名。
从表面上看，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了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修改宪法、和平建国等项措施即将展开。国家似乎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事实上，随着政协诸多提案不能通过，国共两党的矛盾与斗争亦越来越激烈。
在这一年中，梁漱溟做了五件事：（1）与张澜等九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2）在会议闭幕当晚宣布退出现实政治，将致力于文化工作；（3）因中共表示极不赞同他这样做而决定去一趟延安；（4）代表民盟去昆明调查李公朴、闻一多遇害案；（5）美方无能完成其军事停战调处，求助于民盟，身为民盟秘书长遂参与其事。
停战协定于1946年1月10日早晨签字，上午10点钟政治协商会议开始。梁漱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9位代表（其他8位代表为张澜、罗隆基、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张东荪、张君劢、章伯钧）之一，参加了政协“军事组”、“国民大会组”的工作。
中国的局势不容乐观，梁漱溟怀着复杂不安的心情与会，他后来写道：
政协是在国际国内两面要求督迫之下产生的。其使命盖为国共两党求得相安之道，俾使中国实现统一。其道，不外把军队交给国家，而使他们都变成宪政内之政党，以口舌代刀枪。这条道，在国人意识中最现成，且呼求已久，尤其是国际盟邦属望在此，几同指定。因此，我自己固有主张在胸，却拿不出来。从这一点上说，我大可不必参加政协。但为多年奔走团结统一大愿未偿，内战之威胁又迫于眼前，我终于参加了。
梁漱溟起草民盟关于军事问题的提案，并在会上予以说明。主要说明两大原则：（一）全国军队脱离党派，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大量裁减常备兵额，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
当时参加军事小组国民党代表是张群、邵力子；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陆定一，民盟代表是梁漱溟、张东荪，还有青年党及社会贤达各二人。
1月12日，梁漱溟的提案在军事组通过了。当时周恩来因去接廖承志出狱，不在场；而陆定一并未坚持反对。在通过时，邵力子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梁拍着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第二天军事组开会，周恩来一入会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所以昨天通过的根本不算。”陆定一这时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邵力子对梁漱溟说：“你看怎么样，还是我说得对吧。”
梁漱溟深感失望，乃决定退出现实政治。1月27日，梁漱溟交给周恩来一信，请带延安转毛泽东主席，信中说：“我自己认为年来对现实政治之努力，到今天应该告一结束。”1月30日，周恩来返回重庆，带来毛泽东的复信，劝梁不要这样做。大意是说言论与行动不是不可兼得的，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周恩来当面一番话也较为严厉，说：“你的信，我当时没有看，如果看了我就退给你，而不会带给毛主席。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得不来扣门，请他开门，现在门要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没有个人自由的！”
1946年3月11日，梁漱溟从北平坐飞机到延安，同机者有萧克将军等共产党方面人物。飞抵延安时，毛泽东在机场接待。
在延安，梁漱溟会见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朱德、彭德怀、林伯渠等人，并在座谈会上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对国家大事的主张，请求批评指正，也就是讨教的意思。他说，当时在重庆，朋友们都在忙于制定宪法，准备迎接国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组织一个多党制的政府。但是，我认为这不适合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习惯，同时也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若要问我的主张，我认为社会需要改革，便需要一个有力的政府认定方针，把握路线，贯彻执行，……如果由多党以不同的政策来竞争建造，势必颠扑紊乱，动摇不定。因此，我主张建立一个超党派的政府，各党派可以有各自的纲领，但参与政府的人员，不可站在自己党派立场行事。这个党派综合体，它代表国民行使政权，决定一切，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治权，执行决议。一切军队、警察属于国家，作为政府执行治权的工具，这样才能够完成社会改革的任务。上述主张反应如何呢？他在《延安归来》一文里说：“在座的……各人对此的见解，各有不同，但毛先生则认为感到非常欣慰。他对……建立党派综合体进以组织超党派的政府这一主张，虽未表示完全接受，亦未认为是不必或者不可能的了。”梁这次在延安待了10天，虽未求得具体答案，但在延安能畅所欲言地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值得高兴而感到欣慰的事。所以他说：“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番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也无妨。我只是把我讲的这些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吧。”由此可见，当时他的心情比在重庆时愉快多了，但是另一方面，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于是，他想退出政治舞台，去从事文化研究工作，以此来为国家找出路。他说：“20多年来我们总在这种分歧混乱状态中。……今天我们必须从思想上打出这混乱之局，从整个文化出路上来求政治的出路。这就是我要致力的工作。”
在座谈中，梁漱溟讲了他拟订的各方面合作的方案原则：（一）各党派在定国是国策时交换意见，应只就每一具体的现实问题说话，避免涉及各自夙怀根本思想信念。即是：各方原不免各自有其哲学思想或主义信念为其当前意见主张之所本，却应避免谈及。（二）彼此交换意见应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即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彼此间的分异原易突出，却应各自保留之，而只就如何解决，或如何应付此当前问题的方法政策上，求得其归一为止。（三）各党派在建国的远大目标上殆莫不顾向社会主义，纵然所谓社会主义者，彼此非定一致认同，仍不妨定下来。盖既为远景，固非现时所必争。（四）在头一次国是国策定之后，随时就当前问题不断地赓续进行商谈修改，只要各方同意，不需拘执旧章。
梁漱溟注意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都在认真听他的发言，毛泽东无表示，朱德当听到梁漱溟末后的话时，接了一句：“此或30年后的事情吧！”别人无发言者。
在梁漱溟陈述自己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见解主张时，梁漱溟说：“大局到两党合作的宪政失败而别寻出路之时，我有预先准备的一方案在此，愿提供中共朋友参考。”梁漱溟预备的方案隐约有一个前提就是蒋介石的死，或蒋失势下台，话未明说，却被在座的任弼时觉察出来，问梁：“你是说要待蒋介石死了吗？”梁漱溟点点头，后来回忆：“此公聪明，在建国后不久便故去，真是可惜。”
次日，毛泽东又召集数人与梁漱溟会谈，传来国民党方面不尊重协议之宪草而多所改动之讯，毛泽东说：“他（指蒋）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但我要那第十一个！”关于改动宪草事，孙科同邵力子向中共代表周恩来再三恳求修改，周恩来与张君劢商议后在三大问题上分别作如下之让步：（一）国民代表大会从无形（指全国公民投票）复归有形；（二）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得对行政院为不信任投票，改为对总统负责，并删去立法院的不信任投票；（三）各省得制定省宪改为制定省自治法规。中央通讯社乃大肆宣扬，延安急电召周恩来回来作报告。
在延安，梁漱溟参观了南泥湾等地，同时为了候周恩来自重庆返回延安，以便了解政协协议的改动情况。这样，梁漱溟在延安逗留了十天之久，见到中共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彭德怀、陈绍禹（王明），还见到当年在《民国报》工作的同事、孙炳文兄的夫人任维坤。
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对梁漱溟说：“梁先生，你是中间偏左的，希望你今后继续中间偏左。”
后来梁漱溟对此次延安之行总结了四个要点： （一）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思想上只从模仿外国出发，而脱离自家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基础是不行的。（二）既要建设新中国，必须依从一定方针宗旨贯彻下去，其势不可能走多党互竞，轮流上台当政，如欧美各国之路。（三）一党专政之路（如法西斯、纳粹、布尔什维克）虽然似乎可以贯彻一定方针而前进，但在这散漫成性的小生产者的社会基础上就难以建筑得起来。（四）凡事总要照顾到前途理想要求之一面，又要切合着现实社会条件有其可能之一面。因此所以多党互竞或一党专政均不是我们的前途。这就归落到我所设计的党派综合体那一主张。
离开延安后，梁漱溟于4月10日飞往昆明去找云南省主席龙云商量，想在昆明设立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希望龙在经济上给予资助，但未能如愿，又返回重庆。
同年4月初，苏军从东北撤走后，蒋介石便破坏东北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之后，东北战事越打越凶。4月18日，梁从昆明飞回重庆，正赶上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于是民盟内的一些朋友都出来劝他不要走。大家说：“内战不停，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呢？”听了这些话，他又回心转意加入到政治行列里来，为和平而各方奔走。接着他被选为民盟秘书长，住在南京。因为担任民盟主席的张澜不愿离开四川，所以民盟内的一切事情概由他作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