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时，我们怀揣着贴有自己的一次性快照的健康检查证和出入境通行证，带着东道主发给的每人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乘车匆匆前往集结地——旅游饭店。那里已经挤满了游客，都带着沉重的行囊，那是准备到俄罗斯去易货的资本。这天气温骤降，空中飘着雪花，不一会儿便成了鹅毛大雪，游人们一个个穿得臃肿暄松，缩颈耸肩。我们初到东北，耐不得这般寒冷，猛然想起：咱们的“行李”里是不是有羽绒服啊？咳，毕竟不是自己“倒”来的东西，里面有什么都心中无数，说来也真可笑！这才纷纷打开蛇皮袋，里面除了十件“阿迪达斯”运动服，还有一件羽绒服！于是赶快取出，穿在身上，虽大红大绿，刺目不堪，也不去管它了。我们几个人互相顾盼，哈，这一身打扮，再加上那个大蛇皮袋，像个什么呢？不言自明，如今混迹于“倒爷”之列了，而且还是“国际倒爷”呢！
站在门外等到七点钟，才见有人出来，张贴告示，此行共分五个旅游团，每团三十六人，某人编在某团某号，云云。然后开门，大家一拥而入，用了一顿狼吞虎咽的早餐，“快走，快走！”便背着各自的蛇皮袋挤上旅游车，前往黑河口岸，八点钟过海关。别看仅仅在一天之内到一公里之遥的对岸去走一趟，手续却和正经八百地出国没什么两样。
八点半钟上了船，一直等到九点半才开船，为什么节奏如此之慢？我大惑不解。后来从舷窗里看岸上，这才明白了。我们同行的这一百八十个人，像我等这样过江“体验生活”的恐怕不多，你看那大包小包，每个人都恨不得带去成吨的货物，艰难地扛啊，抬啊，推啊，像蚂蚁在拖大于自己几倍的虫子，这样一来，装船的速度就慢了。有的人实在没有办法，就在江岸上把包袱往下一推，利用地心引力帮助搬运，等货物滚到跳板边上再下手。可怜那些蛇皮袋上已是泥泞不堪，我真担心到了对岸，里面的货物是否还有人要？
开船了。与我们同时，对岸的一艘俄罗斯客船也起锚开航，那是和我们相对应的“一日游”，我们去他们那儿游，他们到我们这儿游，交换场地。不要嘲笑中国的“倒爷”们为了发财急红了眼，那边大鼻子蓝眼睛的“洋倒”们也是如此。人们到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摆脱物质的诱惑，贫困时盼温饱，温饱了盼小康，小康之后又想当“大款”！想我们这条船上的人们，也没有什么“大款”，如此出牛力、扛大包，无非是利用两岸的差价得点儿好处，或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罢了！
船行半个小时，在俄罗斯的地界靠岸。看见那飞落的鸽群，那雪地里持枪站岗的战士，我心中不免一阵激动，眼前浮现出少年时代在电影和书报上常见的莫斯科红场，威武雄壮的苏联红军，过海关的时候，我还不由自主地用那早已生疏的俄语向边检小姐道一声“兹德拉斯维捷（你好）！”她也用同样的语言和微笑向我致意。一颗红色海关图章盖在我的证件上，我惊奇地发现，那上面竟然还在使用“CCCP”字样！
踏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乘坐的已是对方提供的旅游车，一位穿制服的小姐收去我们的证件，发给每人三百七十五卢布。如果倒退五年，每个卢布等于人民币五元九角，而现在已经贬值到两分钱，这三百七十五卢布的价值不过相当于人民币七元五角，如果在中国，能买什么呢？
车子驶过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区，中方随团来的导游小姐说：“第一站是列宁广场……”
我从车窗里看着那一幢幢用圆木拼成墙壁的房舍，叶落殆尽的白桦树，枝桠上挂着积雪，搭着黑色的鸟窝，马路上过往的行人，好像前世曾经来过这里那样亲切。是中午放学的时候了，穿着裙子和长靴的小姑娘，戴着皮帽的男孩子，三三两两地走回家去。他们谁也没有朝我们这辆车看一眼，更没有像前些年我们这边经常出现的那样围观“洋人”。现在俄罗斯虽然面临着许多困难，但人们依然生活得很安详、自信，我想。
列宁广场到了。我迫不及待地挤下车，眼前却并没有阳光、鲜花、红旗、笑脸，在被雪打湿的水泥地上，我看到的是黑压压的人群，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在等待我们，人人手里都拿着东西：皮大衣、皮帽子、照相机、手表、钢精锅、儿童车。看见我们下车了，他们一拥而上，急切地用带怪味儿的汉语叫着：“同志！同志！”好亲切的称呼啊，但这些“同志”并不是来和我们共叙友情，而是急于兜售手中的东西。看样子他们并不像“倒爷”，有些人显然是老实本分的知识分子，到这里来干这种营生也许是为生计所迫吧？一个中年汉子拦住我，固执地要用照相机换我身上穿的羽绒服；我连连摆手，旁边又挤过来一位少妇，拉住我的胳膊，要抢做这宗生意。她把一件银灰色呢大衣塞到我面前，连声说：“新的！哈拉少（好）！一件换一件！”我尴尬地像逃犯一样摆脱了他们的纠缠，向阿穆尔州政府大楼旁边的列宁塑像跑去。塑像底座很高，列宁巍然屹立在顶端，纵目远望，右手伸向前方，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姿势。但是，列宁像前没有花环，没有少先队员拉着手风琴唱歌，也没有新婚夫妇向伊里奇致敬，他的子孙现在关心的是能否用那点家私换一件中国的羽绒服！哦，是啊，列宁时代早巳结束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时代也都相继结束了，“苏联”这个词已经没有了！
我们同行几个人用闪电式的速度在列宁像前摄影留念，旅游车那边已经在催“快走，快走”了。上了车，我问中方导游小姐下一站是否带我们去参观博物馆，据说那是“一日游”必去的地方，答曰：“现在去吃饭，吃了饭去贸易市场，别的项目都取消了！”哎，我只有深深地叹息！横流的物欲压倒了一切，我们到俄罗斯来一次，难道仅仅是为了把蛇皮袋里的那点儿东西“出手”吗？
吃饭的地方叫“艾列干特”，是“一日游”指定饭馆。我们一下车，立即又被一大群人围住，也是那样叫着“同志，同志！”还是执意要换那几样东西。我好容易从他们中间挤进去，吃饭的时候，眼前还总是浮现出那些渴望“易货”如同等待施舍的面孔。
这顿饭当然是俄式的，一盘面包，一盘鸡翅，一盘洋白菜色拉，一盘浇了炖牛肉的米饭，一小盘马哈鱼子，一盘凉拌西红柿，还有一大瓶酸梅汤和许多瓶啤酒。不算丰盛，但可以想象，这恐怕已经是对“外宾”的优待了。
饭后，再次冲出“同志，同志”的包围圈，逃进汽车，那些“同志”还不肯走，拥挤在车前，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口中念念有词。这时，车里有人在惊叫：“哎呀，我的手表被偷走了！”“我的收录机丢了！”“我的眼镜盒被掏去了！”不用说，作案者肯定是那些“同志”当中的某一位或是某几位。三十年前我们曾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谁能料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诞生过列宁和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柴可夫斯基、苏里科夫……的举世瞩目的俄罗斯民族啊，你曾预测这样的“明天”吗？不要让政治变故和经济恐慌压弯了腰，不要让一两个扒手污损了你的形象！
旅游车删去了许多必停之地，直奔“阿穆尔旅游局贸易市场”，一日游变成一日“倒”了！
贸易市场是个简易大棚子，有数百个摊位，早已摆得琳琅满目，只待我们光临。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也许叫安德烈或者季米特里、谢辽沙、卡巴奇卡、喀秋莎、列娜……吧，都以十倍的热情、百倍的耐心接待友邦倒爷，“同志，同志！羽绒服，羽绒服！”我真不知道俄国人何以如此醉心于中国的羽绒服！说句不好意思的话，我们带来的羽绒服没有一件像样的，和人家的呢大衣交换真不好意思。可是他们认，你又有什么办法！出发之前，国内知情人士就曾交代过：“跟他们交换，只能用伪劣产品，你拿优质的去，他也认不出来，还是那个价，你不就亏了吗？”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些在中国扔了都没人要的伪劣羽绒服，到了这边却身价倍增，换得飞快！羽绒服之外，最为抢手的算是“阿迪达斯”运动服了，虽是名牌，却是假的，在中国花二十多元钱买了，到了俄国就成了“硬通货”，谈生意不以货币为单位，而是几件“阿迪达斯”能换一件呢大衣或是一本精美的集邮册，至于锅碗瓢勺那就更便宜了。苏联前些年重工业一路领先，轻纺日用品冷门缺货，物以稀为贵，才造成今日之局面。在大棚子里，交易双方外语水平都是二五眼，只会大路边的几句，连说带比画，中国人喊人家“达瓦里什”，俄国人却叫你“同志”。有一个摊主亲切地拉住我，连声说：“同志，研究研究！”大概有人告诉他“研究”就是“商量”的意思吧，所以他要和我“研究研究”，结果我没和他“研究”，他又去找别的主顾了：“同志，研究研究！”
我实在是第一次“研究”这种贸易形式，毫无经商之经验，但既然来了，总不能把那几样伪劣产品再带回去吧？便人云亦云，根据“行情”，胡换一气。“阿迪达斯”本是尽人皆知的牌子，我却是头一回听说，砍价时竟然想不起叫什么，说成了“阿里斯顿”，俄国人听得直发愣。人家一眼便可看出我是生手，得寸进尺，结果我的“生意”连连“亏损”，本来用两件“阿迪达斯”就可成交的，我给了人家三件；已经买好的一只水壶竟又丢在了摊上，幸亏被省里陪同我们来的干部发现，替我要了回来。
千万不要以为俄国人傻，我们好像进了“君子国”，用伪劣产品就可以唬人，他们也有他们的价值标准，也是无利不起早的，不赚钱，他干吗？更有甚者，一些“小人”作风也时有发生。我亲眼看见一个中国小伙子抓住一个俄国青年，愤然骂道：“狐狸干，狐狸干！（流氓）”并且请俄国警察来，连说带比画地揭发那个“狐狸干”如何在交易当中有意数错了数，坑了他五件“阿迪达斯”，藏起来了。俄国警察果然主持公道，从货架底下搜出了赃物，把那个“狐狸干”好一通揍！
一个下午的时间飞速度过，傍晚时分，车子又载我们到“艾列干特”吃晚餐。在餐厅的楼梯上，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追着我叫：“大大！大大！”我早已听说，俄国孩子喜欢上海的“大大牌”泡泡糖，见了中国人就要。可是我并没带泡泡糖，只好抱歉了。那孩子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依然“大大”不止，而且他并不是白要，手中捏着一枚硬币，一副“贸易”的架势。我连忙拿出自己带着吃的一个苹果给他，想换那一枚硬币作纪念，不料他接过苹果，并没有给我硬币，说声“斯巴细巴”，跑了，这个小滑头！
饭后，我抓紧开车前的一点时间，逛了逛附近的一家副食商店。不是为了购物，只是想看看。商店里窗明几净，货物却寥寥无几。肉食柜台大半空着，只在角落里摆着一块肉和几只小得可怜的烤鸡。在这里可以买到的只有饼干、面包干、咸菜和果酱之类。我看了看价格，一大瓶果酱才合两元人民币，脱口说道：“这里的东西怎么这么便宜？”谁知马上便有人用汉语反驳说：“我们在这儿挣工资为生，一点也不觉得便宜！”回头一看，是个中国“马达姆”。她说，她在这儿定居十八年了，酸甜苦辣当然比我知道得透彻。在今天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工资才不过一万八千九百卢布，折合人民币三百七十八元；而普通居民的工资只有他的二十一分之一，折合人民币十八元，天晓得他怎么生活？！
晚上七点，我们过海关返程。俄国海关并不像来的时候那样容易过，他们知道中国人在这里换了不少东西，要详细盘查，“苏联的货币，其他国家的货币，有没有？”他会抄着生硬的汉语这样问你，因为货币是禁止过关的。俄国产照相机等等电子产品、皮毛也是违禁品。上好的银狐、蓝狐领子大衣，在中国要卖数百元、上千元，而在俄国，几件“阿迪达斯”就能换到手，自会有人为了利润铤而走险。难就难在过关，他们怎么混过海关人员的耳目呢？就我所看到的，办法有二。其一，行贿。检查时塞过去几千卢布，或是一条香烟、一盒泡泡糖，不合法的也就合法了。其二，伪装。你看那些有经验的，身上的呢大衣穿了一层又一层，据说是带得多了要交税，而穿在身上，就不用交了。还有不少男人围着一条女式大披肩，那是为了遮挡狐皮领，先窝到里面，再一挡，就蒙混过关了，实在过不去，就将行贿法并用，便可蒙混过关。在大庭广众之间如此明目张胆地行贿受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惊诧不已！
回国的船上，那些成功的过关者都谈笑风生，皮领子、皮帽子都纷纷亮相，得意地讲述他们过关斩将的招数。我的同伴们则向我询问：此行收获如何？
怎么说呢？在早晨出发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只想去亲自看一眼现在的俄罗斯。虽只是匆匆一瞥，也总算有所收获！在寂寥冷落的列宁广场，在空空如也的副食商店，在物欲横流的贸易市场，在以权谋私的海关，我感到的是一种难言的失落。政治家的失误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不幸，要想弥补谈何容易！但是，面对曾经患难与共、兄弟相称的俄罗斯，我们不计前嫌，更不会幸灾乐祸，而是真诚地祝愿他们：同志，“研究研究”吧，失误也可以使人明智，灾难也能够教人奋发，“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发表于1993年第4期《随笔》）
天涯倦客
一
湛蓝的大西洋上，在邻近非洲西海岸的地方，撒落了一片珍珠，那便是远离西班牙本土的加纳利群岛。首府拉斯帕耳马斯，是闻名于世的自由港，海上贸易中心，超然世外而又热闹非凡。站在铺满米黄色细砂的岸边，眼前舟楫如林，艨艟巨舰宛如一座座小城，轻盈帆板则像掠波而飞的海鸥。
我在这座海岛上漫步，走过沙滩，走过海港，走过声色犬马的闹市……
在那条颇似上海某条马路的街道上，有一家小小的店铺，红白相间的二层楼。我曾好几次经过这里，却没有进去，也不知道里面卖些什么。后来听说老板是个中国人，姓王。
某日，我跨进了店门。
第一印象，竟大吃一惊！我实在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一家中药铺。没有国内的中药铺那么齐全，没有写着“半夏”、“勾藤”字样，装着汤剂草药的一个个抽屉，这里卖的是中成药，丸散膏丹之类，当我看到同仁堂的“牛黄清心丸”摆在货架上，竟然忘了身在异国！
柜台里面的那位就是王老板。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瘦瘦的，高高的，慈眉善目。他正在看电视，八台电视机同时播放国内第一届春节联欢会的录像。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他高兴得不得了，连忙热情欢迎，一开口，就听得出来是十足的胶东味儿。一问，果然是青岛人。
他搬了把椅子请我坐，泡了一杯茶，放在柜台上。那茶也是地道的中国茶，而且是北京人喜欢喝的茉莉花茶。
我们就隔着柜台攀谈。
“王老板是什么时候离开家乡的？”
“民国三十八年，当兵出来的。”
我在心里换算：民国纪年加上十一，便是公元纪年，那么，正好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解放的年头。于是，我也就立即明白了他当的是什么兵，而且由于什么原因离开了家乡。
“家里还有什么人？”我问。
“父母都去世了，没……没有什么人了！”他说。尽管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说起来仍然流露出掩饰不住的伤感。而且中间还略有停顿和迟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不便说出口的事，因为不熟，也不便问。
“那么，什么时候来到西班牙的呢？”我绕开了这个疑点，把话题从地域上拉开了好几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