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屏山文物“径”,当年其实是一条屏山河,发源于洪水山,自南向北,蜿蜒曲折,流经三围六村,汇入后海湾,聚星楼前便是入海口,港阔水深,载重木船可以驶进桥头围的拱桥,建筑祠堂、书室的石柱、石梁都是从水路运来。“门环碧水观龙跃,地枕屏山听鹿鸣”,青山古围、小桥流水、渔歌帆影,绘就一派旖旎幽雅的田园风光。屏山河不仅是天然的泄洪河道,两岸村民的生活废水经过池塘的沉淀,澄清后也流入河道。池塘夏季养鱼,冬季塘涸,又可取泥肥田。按照现代环保理论,屏山先民们这一“制天命而用之”的良性循环系统倒是十分科学,立村八百年来,即使盛夏豪雨,山洪暴发,也调节自如,从未发生水涝灾害。
屏山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便利,成为附近一带乡村的中心,从深水涉沿西部海岸到后海湾,再加上腹地八乡一带,共三十九个自然村落组成一个“约”,名为“达德约”,办公地点设在屏山,称为“达德公所”,也就是我所见到的这座老屋。
上个世纪末,英国殖民者胁迫清廷租借“新界”,遭到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屏山便是抗英运动的中心之一,达德约联合附近三十九村的乡民,募集款项,购买枪支弹药,组织青壮男丁,武装抗击侵略者,“达德公所”便是当年的指挥所。港英出动军队、警察,残酷地镇压抵抗运动,乡民们为保卫国土和家园洒下热血,献出生命,谱写了香港历史上悲壮惨痛的一页。国恨家仇埋藏在心底,屏山人集资修葺“达德公所”,为抗英义士刻石立碑,一一记下烈士、烈妇的英名,又在近旁兴建“英勇祠”,配享祭祀,让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那血写的历史。
“达德公所”和“英勇祠”刺痛了港英政府的神经。八十年代初,他们将毗邻屏山的天水围辟为新市镇,乘此机会,借口“市政建设需要”下令填平了屏山河,周围的农田也垫高五六米,建起一片高楼。从此,屏山三围六村的天然排水系统遭到彻底破坏,山洪、雨水和生活废水无以排放,地势低凹的“达德公所”和“英勇祠”惨遭水淹,虽用一台水泵终年抽水,也无济于事,屋内污水深达数尺,一面后墙已被腐蚀损毁,整个建筑也岌岌可危!
百年岁月在我眼前重现。怀着沉重的心情注目那一潭死水的深处,抗英义士纪念碑依稀可见,上端镌刻着四个金色大字:“忠义留芳”。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竟被浸泡在污水之中,激愤的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
在文物荟萃的屏山,“达德公所”和“英勇祠”无疑是最具历史意义的文物,却不但被港英排除在“文物径”之外,而且处心积虑,必欲将之淹垮、摧毁而后快,以销毁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然而,血写的历史,水冲得掉吗?历尽劫难百年不倒的老屋,忠义留芳的古碑,仍然倔强地挺立在污水之中,等待着日月重光的一天。随着香港回归倒计时秒针的“嗒嗒”跳动,那一天已经越来越近了!
(发表于1996年12月6日《北京晚报》)
烟雨文武庙
香港不大,寺庙道观却多得数不胜数,其中享大名者,荷里活道的文武庙似乎可居榜首。
一日,细雨如烟,我撑了一把布伞,走过荷里活道,在满眼高楼之中忽然现出一座古典式庙堂,硬山结顶,饰云雷纹,覆绿色琉璃瓦,廊下护栏拱卫。殿前一道碧瓦粉壁且镂空的矮墙,目光越过墙去,可以看到大殿门楣上悬一黑漆横匾,书“文武庙”三个鎏金大字。从喧嚣闹市中到此,顿觉耳目一新。久闻文武庙之名,我便近前一观。
山门内外,香客络绎不绝。身旁走过一位耄耋老者,我上前打一问讯:“请问老伯,这庙里供奉的是何方神圣?”
老者答道:“文武二帝。”
“噢,”我点点头,“是孔夫子和关云长?”
不料老者却微微一笑:“只说对了一半。孔夫子虽是‘至圣先师’,却从未称‘帝’,这文武二帝是文昌帝君和关圣帝君。”
我颇觉诧异。据平日读书所得印象,世间所谓“文昌帝君”的原型似乎是晋朝人张亚之,死后成“神”,“玉帝”命他掌管文昌府与人间禄籍,唐宋时封至“英显王”,元代仁宗延佑三年又加封为“辅文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赫然称“帝”,与天上的“文昌星”合而为一,成为“文昌帝君”,是一位“文化之神”。在内地,在台港澳地区,在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关帝庙”屡见不鲜,但三国名将关羽与晋人张亚之向无瓜葛,两人同祀一庙,是何道理?此时瞥见山门上一副楹联:“文德武功双帝祀,神恩圣泽五环安。”我猜想,这大概是为了求“双”而凑数,把两人捏在一起,便“文武双全”了。
我与老者一起步入山门,庭院之中有一对石狮,左右把守庙堂,那石座上刻有款记:“咸丰元年四月吉日立”。
我问老者:“看来,这庙建于咸丰元年?”
“不,”老者转身指着大殿门旁一联道,“此联比石狮还要早。”
我举目看那石刻楹联。语曰:“翰墨淋漓光华文德冲霄汉,声灵赫濯凛烈英风镇海江。”上联有款,题道:“道光三十年岁在庚戌季冬吉旦”,果然比石狮更早了一年,当是公元一八五〇年,英国割占香港不久。
我又问:“那么,这庙始建于什么年代呢?”
老者道:“不清楚。道光三十年重修的时候,文武庙已经是一座古庙,始建于何时,难以查考了。”
“嗯。”我点点头,心想,英人一向称“开埠”之前的香港只是“荒岛渔村”,既然岛上早已有此等堂皇建筑,其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两人站在庙前说话,身旁的香客、游人熙熙攘攘,擦肩而过,士绅商贾,男女老幼,无所不包,我与老者便也随之走进庙去。
庙堂里重幔叠幛,红烛高烧,天井悬挂着巨大的塔形盘香,紫铜香炉里香烟袅袅,自是一番鼎盛气象。再看庙里供奉的神像,前殿是十殿阎罗,后殿正中并排端坐着文昌帝君、关圣帝君,两旁配享者左为包拯,右为城隍。这些互不相关的“神”,被莫名其妙地凑在一起,似乎有些可笑,但香客们顶礼膜拜的神情却庄严肃穆;各自默默地表达着他们的敬畏和期望。关羽塑像前人群最为拥挤,“文昌帝君”果然成了他的陪衬。
与我一起进庙的老者也请了一炷香,要去拜祭关公。我不揣冒昧,问道:“老伯向‘关圣帝君’所求何事?”
老者淡然一笑,道:“我老了,生意交给儿孙去做,已无所求,仅仅表达敬仰之情罢了。关公是中国人的英雄,不要说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刮骨疗毒,只说被曹操软禁,夜读《春秋》,秉烛达旦,身在曹营心在汉,誓不降贼,那是多么了不起啊!”
我不禁心中一动。面前这位老者,想必是熟读《三国演义》的,但他未必同样熟读《三国志》,出于对关云长的崇拜,也不愿去考证那些被神化了的事迹是否于史有据,中国老百姓创造的神灵其实是自己理想的化身!
“想当年,”老者收敛了笑容,对我说,“按照香港自古以来的风俗,民间遇到钱财纠纷、口舌是非、冤仇曲直,例来不愿惊官动府,双方事主来到文武庙,焚黄表,斩鸡头,对天盟誓:‘关圣帝君在上,小民受人欺负,蒙辱含冤,如有妄言伪语,有如此鸡,身首异处!’这是香港人最隆重的起誓取信的仪式,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的,连港府的法院都允许。本来,英国人审案要让原告、被告手按《圣经》起誓,但这种方法对华人并没有什么约束力,倒不如斩鸡头,华人在关公面前没有敢发假誓的,比《圣经》还有权威。所以遇到疑案,法院便要他们到文武庙来斩鸡头,案子轻易就断了。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呢!”
我听了,心中又是一番感慨。此时,前面的拜祭者已经立起身来,老者便不再和我闲谈,忙把手中的那炷香点燃了,举到关圣帝君面前,郑重地插进香炉,然后跪倒在蒲团之上,两眼含着无限崇敬,凝望着关公,嘴唇轻轻嚅动着,念念有词……
缭绕的烟雾遮住了视线,面前一片混沌。我走出烟雾,走出庙堂,一阵冷风扑面,外面的雨已经下得大了。猛然折回身来,我的目光落在二门门楣的一块鎏金匾额上,“神威普佑”四个大字映入眼帘。刚才进门的时候由于人群的拥挤,没有留意此匾,也不知是何人题字?举目细看,匾上无款,却盖有一颗图章,六个阳文篆书:“光绪御笔之宝”。我待要向人打听此匾来历,见二门之侧,壁间嵌一大理石碑,鎏金隶书镌刻着一篇《“神威普佑”匾额史事》,其文曰:
公元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间,我国北部洪水为患,东华医院率上海及浙江慈善机构捐银五拾万两,赈济灾黎。清帝德宗准李鸿章所奏,钦赐“神威普佑”匾额予东华医院,以彰盛德。匾额颁于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翌年送达……
按《史事》所载,光绪御笔“神威普佑”匾一直珍藏在东华医院,至一九八三年,特聘专家精工重修,箔镂真金,并悬于文武庙,“以祈神威降祥,普佑众生”。
遥想上个世纪,正是我国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而当内地人民遭遇洪水灾害之时,早已在英占之下的香港同胞却义不容辞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五十万两白银,一片拳拳爱国之心,这块珍贵的光绪御笔鎏金大匾就是历史的见证。我突然明白了: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香港,古老的文武庙何以历尽沧桑,巍然屹立?“关圣帝君”驾前的香火何以如此鼎盛?正是那“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义”二字,在漫长的屈辱历史中成为香港同胞的感情寄托和精神支柱,他们的心时时向着祖国,殷切地盼望着早日回归祖国,让华夏神威光耀九州,普佑众生!
文武庙外,烟雨凄迷,我的双眼湿润了……
(发表于1997年5月17日《光明日报》。获侨兴杯’97香港“百年沧桑话回归”征文一等奖)
沧桑宋王台
在香港的诸多公园之中,若说大的,海洋公园占地八十七公顷,香港仔郊野公园占地四百一十公顷,大潭郊野公园占地一千三百一十五公顷,大帽山郊野公园占地一千四百公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若说小的,大约最小的当属宋王台公园,仅以栅栏护卫着一块石头,别无他物,实在“袖珍”得可以。然而,最小的恰恰价值最大,一块石头抵得上半壁江山。
久仰宋王台,今到马头涌。宋王台公园在九龙启德机场西侧,位于世运道和马头涌道之间。此地名“台”而实无台,青石座上供奉着一块淡赭色花岗石,削为长方形,居中阴刻填红“宋王台”三个行书大字,每字三尺见方,“台”字繁写异体,作“壹”,略似“堂”字。右首竖刻一行小字:“清嘉庆丁卯重修”。清仁宗在位期间只经过一个丁卯,当为嘉庆十二年,公元一八〇七年,重修宋王台距今也已将近两个世纪了。而宋王台的历史却又比它早得多,那是一个久远的故事……
岁月倒流一千多年,元世祖忽必烈的彪悍铁骑纵横驰骋,席卷大江以北的辽阔疆土,突破长江天险,攻占建康,直逼南宋国都临安。至元十三年(南宋德佑二年,公元一二七六年)正月,南宋太皇太后战战兢兢地将签署着“臣妾谢道清”的降表送往元营,元军占领了临安,掳去了年仅五岁的南宋恭帝,扣押了誓死不降的右丞相文天祥,至此,偏安江南整整一百五十年的南宋半壁江山终于易手。有宋一代,自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至谢太后降元,前后历时三百多年,边患迭起,西夏而外,抗辽、抗金、抗元,几无宁岁。其间奇耻大辱,莫过于靖康徽、钦二宗被俘于金,德佑恭帝遭劫于元,而这一次,国家彻底完了。当时,身历此变的宫廷乐师、诗人汪元量有诗叹道:“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投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然而,就在元军大获全胜,准备押解着俘虏班师大都之际,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疏漏:德佑皇帝还有两个兄弟益王赵昰和信王赵昺却不在俘虏之中,他们不见了!元将立即追问文天祥:“二王”哪里去了?听到这个讯问,身陷囹圄的文天祥脸上泛起了笑容,他知道,益王和信王一定是脱险了,而只要赵氏的根苗还在,大宋就没有灭亡,仍然匡复有日!于是,昂然答道“非闽则广,宋疆土万里,尽有世界在!”
文天祥响亮的回答震惊了占领者,也揭开了南宋残部誓死抗敌的悲壮一页。
当年五月初一,陆秀夫、张世杰等拥戴益王赵昰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改封信王赵昺广王,后又改封为卫王。不久,文天祥在被元军押解北上途中逃脱,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投奔幼帝而来,此时,南宋流亡朝廷以陈宜中为左丞相,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君臣辗转闽、粤,招募豪杰,鼓舞百姓,奋起抗元。景炎二年四月,帝昰偕卫王昺驻跸官富场。“官富场”是宋东莞四大盐场之一,元改称“官富巡检司”,司署在今之九龙寨城公园附近,辖地包括今之整个香港地区。当时帝昰、卫王昺到此,土瓜湾百姓划船列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获御赐黄伞一把,引为至荣。
六月,“二王”移跸古瑾,九月次浅湾,一路转战,寻望南去,十二月至秀山,复至井澳、谢女峡,元兵追至七洲洋,景炎三年三月,“二王”驻跸碙洲。左丞相陈宜中已在转战途中弃主而逃,少帝昰一路风寒惊惧,四月,崩逝于碙洲。五月,陆秀夫、张世杰拥戴年仅八岁的卫王昺继位,改元祥兴。六月,迁至厘山。当时,流亡政权尚有十余万人马,被元朝视为心腹之患,遣重兵追杀。元军主帅张弘范指挥海陆两军南下,对南宋王朝最后的海上据点发起猛攻,而恰恰文天祥又不幸在五坡岭被元军所擒,再次成为俘虏!祥兴二年正月,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开往厓山。厓山有他誓死效忠的少帝,有和他共同战斗的将士,可是,此番前往却不能和他们相见,他所乘坐的元军战船正是去“征剿”自己的军队。船过零丁洋,离厓山已经很近了,文天祥一腔悲愤之情喷涌而出,化作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诗篇:“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吹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祥兴二年二月初六日,南宋君臣在抗元的最后一战中惨败,万分危急的生死关头,陆秀夫郑重地穿起朝服,背起九岁的少帝昺纵身跳下滚滚怒涛,壮烈殉国!南宋官兵誓不降元,纷纷蹈海而死,尸体达十余万具,使海面淤塞……
这慷慨悲壮的一幕,就发生在南海之滨。少帝孤臣在国破家亡之后,又艰苦卓绝地抗战四个年头,祥兴二年(一二七九年)才是南宋真正的结束。当年“二王”转战所经之地,经专家考证,“古瑾”即今之九龙马头围,“浅湾”即今之荃湾,“秀山”即今之虎门,“井澳”即今之大横琴岛,“谢女峡”即今之小横琴岛,“厓山”即今之崖门。惟“碙洲”一地颇有争议,许地山、叶灵风、罗香林诸先生均认为碙洲即今之香港大屿山,饶宗颐先生则力主碙洲在化州,双方各有所据,目前尚难做定论。但无论帝昰崩逝之碙洲是否在香港,他和卫王昺曾转战九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多种古籍都证明了这一点。“二王”驻跸官富场虽然不过数月,却在当地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御赐土瓜湾百姓的黄伞被世代珍藏,每年端阳龙舟竞渡之前都要隆重拜祭,直到清光绪末年,黄伞已破败不堪,才予以焚化。九龙寨城附近有二王殿村,便是“二王”驻跸之行宫旧址。当年“二王”曾经登临的小山,因名“圣山”,据嘉庆版《新安县志》,昔有磐石方平数丈,台侧巨台,刻“宋王台”三字,这一记载与嘉庆十二年重修宋王台的题记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