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89年第11期《家庭》）
荐书五种
《史记》司马迁著中华书局出版
在《史记》之前，中国已经有像《春秋》那样的编年史，有像《国语》、《战国策》那样的国别史，有像《尚书》那样的政治史，但没有像《史记》这样的纪传体通史。司马迁首创了这一体例的史书，同时，也开创了传记文学或曰纪实文学。
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人类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都是在写历史，写作者眼中、心中的某个时代，区别只在于作者观察历史、认识历史和以文学手段表现历史的能力的差异，以及历史色彩的浓淡和题旨显、隐的程度的差异。司马迁正是具备了洞察历史、驾驭历史的非凡功力，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地写出了《史记》。
读《史记》当然首先是读史，但我同时又很看重它的文学价值。因为单纯的史书，别的史官也可以写，文字干瘪、味同嚼蜡也无妨，只要所记真实，即可为史书。司马迁是把《史记》作为文学来写的。他当然追求真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前因后果，无不力求做到查实有据、言之凿凿。然而，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遗迹，随着岁月而湮没，而剥蚀，而变色，这是不可避免的。远的不讲，就连距司马迁年代较近的秦，经过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使司马迁失去了多少“创作素材”？恐怕难以估计了。事实上，百分之百地“重现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历史永远只是侥幸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是后人重新认识的历史。司马迁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不仅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框架，而且天才地丰富了历史的血肉。
以《项羽本纪》为例。我毫不怀疑他所记述的诸如“鸿门宴”等等事件确曾发生过，但我却坚定地相信司马迁在不违反“纪实”原则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运用了想象和虚构的文学手法。试想，在刘邦被项庄舞剑吓得心惊肉跳之后，借故上厕所，托张良把白璧、玉斗代献项羽和范增，自己逃之夭夭，这样的细节，漫说相隔百十年的司马迁不可能亲见，即使当时的人也未必得知，那惶惶如惊弓之鸟、急急如漏网之鱼的神态毕现，对话、语气栩栩如生，简直就像小说了——当时还没有“小说”这个品种。我甚至怀疑西楚霸王垓下与虞美人的壮别、赠乌骓与乌江亭长等等情节也是用了此类手法。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太史公的意思，只是佩服他的聪明，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如此熟练地将历史与文学融为一体。如果没有司马迁，“割断历史”恐怕不至于，但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就不会存在了。
《秦集史》马非百著中华书局出版
马非百先生，湖南人，与毛泽东主席既是同乡，又曾同学。一生研究秦史，胡适曾为他的书斋题写“秦史书屋”，并在两侧加书：“非百百非不非秦，因以名其室。”
在五十年代的那场政治运动中，马老因“自己不小心”而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失去了著述的权利。直至七十年代末期，“改正”之后才得以出版几部花了毕生心血的著作，那时已八旬有余也！
《秦集史》是他研究秦史的结晶之一。此书仿纪传体史书成例，分纪、传、志、表四部分。“纪”称“国君纪事”，自非子邑秦起，至二世胡亥止，即有秦一代国君之编年史。“传”记秦代人物事迹，志有二十六，表有十五，记秦代之典章制度，郡县设置、风俗、教育、都邑、封爵、会盟等等。作为一部大秦皇朝的“集史”，作者取材当然不会局限于《史记》，还广搜博取诸如《战国策》、《韩非子》、《汉书》、《论衡》、《水经注》等等，把所有能够见到的有关秦的史料统统囊括、汇编，单单这一巨大工程的工作量，就已令人赞叹！
非百先生治史极其严谨，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前提下，独立思考，决不盲从。比如《史记？始皇本纪》中“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一句，他经过实地勘察，发觉历来句读有误，遂改为“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不但指明了当年始皇遇刺时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而且将一直流传的“博浪沙”这一地名也给予更正了。又如赵高的出身，《史记？蒙恬列传》中曾提到“赵高兄弟皆生隐宫”一语。何为“隐宫”？《史记？集解》云：“徐广曰：为宦者。”《史记？索隐》：“刘氏云：盖其父犯宫刑，妻子没为官奴婢。妻后野合，所生子皆赵姓，并宫之。”《史记？正义》云：“宫刑，一百日隐于荫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总而言之，都认定赵高的父亲受了“宫刑”，而宫刑犯人须在“隐宫”养之百日，而赵高兄弟即在此时生于“隐宫”。绕了好大的弯子，总是难以服人。赵父纵使受“宫刑”，与其妻何干？为什么她也要到所谓“隐宫”去生孩子？马老经过缜密查寻，终于在新出土的云梦秦简中找到答案。秦简云：“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原来，秦时根本无“隐宫”之设，倒是有个“隐官”，乃是一个收容受过刑罚因立功被赦的罪人的机关，与后世之劳动教养所类似。赵高之母正是在这个地方生下了赵高，与“宫刑”毫无关系，两千年迷雾终于廓清！
马老曾嘲讽一些“权威人士”对于史籍“无错错改，有错错解”，确是鞭辟入里。我辈后学，当谨记之。
《红楼梦》曹雪芹、高鹗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关于它的不同版本，历来争论得厉害，近两年尤其热闹。我对此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也无兴趣纠缠这些陈年官司，所以避而不谈。让“红学家”们争论去！我看重的是《红楼梦》这部书，至于它的作者是谁，其实无关紧要。
人们习惯于将《红楼梦》看做“爱情小说”，毛泽东主席说它是“政治小说”。前者是就其取材角度而言，后者偏重其思想深度，好像也并不矛盾。写爱情，如果离开了时代，离开了政治，只好去写外星人的爱情——恐怕外星人也有政治，也有社会，也有历史，实在是逃不脱的。《西游记》从傲来国的石猴出世写到灵霄宝殿，写到取经路上的神神怪怪，写到西天极乐世界，写来写去，还是人间社会的反映。民间传说中牛郎与织女的故事，应该是彻头彻尾的“外星人”了吧？读来却仍然充满人间烟火味儿。
《红楼梦》既写了爱情，也写了政治，或者说通过爱情写了政治。这些都不是它成功的根本原因。爱情可以写得庸俗不堪，政治可以写得味同嚼蜡，这已屡见不鲜，恕不例举。依我看来，《红楼梦》无论写爱情，还是写政治，关键在于写得精彩。任何作品都是小中见大，无论你怎么“全景式”，总是划定那么一块地盘，出场几个、十几个主要人物，把他们的生生死死、分分合合做一番文章罢了，《水浒传》写了一百零八将，其实许多人物只是符号，读者真正记住的不过十个左右。这十个左右写得精彩。
偌大大观园，其实也就是重点写好了十来个人物。这十来个人物立起来了，满盘棋就活了，“爱情”的故事也精彩了，“政治”的意义也深刻了。
这些似乎不用我多说。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不管《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是谁，他必定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历史见证人。没有这一点，绝对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里有一个留下了长久的话柄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举一动都“露怯”。这是作者以大观园主人的眼光在观察刘姥姥。刘姥姥好像在乡下日子还过得去，可能属于“富农”之列，所以作者嘲弄她也没有犯下“丑化贫下中农”的错误。这么一位富农婆，到了大观园却显得土得掉碴儿，愈加反衬出大观园的豪奢。没有这点底气，不要动辄写“豪门”这个那个，须知，那是以刘姥姥的眼睛去看大观园，就只有“露怯”的份儿了。我曾看过一部描写八仙故事的影片，里面铁拐李、汉钟离之流都会无中生有、意念取物，如今天某些“气功大师”所鼓吹者然。这些，在八仙手里只不过小玩艺而已，可是影片中却让韩湘子、何仙姑看见那些“意念取物”也惊之诧之，岂不成了“刘姥姥”？
《梵·高传》（美）欧文？斯通著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生穷困潦倒、自己开枪结束三十七年短暂生命的温森特·梵高在逝世百年之后，成为全世界画价最高的画家，以致本来并不知其名或不喜欢其画的人也要津津有味地谈论一番。如果谁现在写一部《梵·高传》，便似有附庸风雅之嫌了。
然而欧文？斯通构思《梵·高传》（原名《渴望生活》）在一九二七年，出版于一九三四年，那时，梵·高还远远没有现在“走红”。他是在看到梵·高的画作之后，被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所冲动，萌发了为梵·高立传的念头。我相信他是真懂梵？高的，决非附庸风雅。附庸风雅的人也写不了梵？高。当时只有二十六岁的欧文·斯通，沿着梵·高生活的轨迹，在荷兰、比利时、法国经过了长途跋涉，仿佛让梵·高的生命在他的身上再复活一次，当一个活生生的梵？高在他心中呼之欲出了，他才动笔，在“几近发狂的状态下”，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四易其稿，大功告成。
欧文？斯通所做的这件工作，套用现在的说法，“填补了一项空白”。除了梵·高本人留下的画作之外，供后人了解他、研究他的资料，一是他的胞弟提奥保存下来的三卷梵·高书信集，二就是欧文·斯通的这部《梵·高传》了。
对于大多数读者或作家来说，《梵·高传》的价值并不在用来研究梵·高，而是感受它的主旨——“渴望生活”，并且欣赏欧文·斯通本人的杰出才华。
我最感兴趣的是后者。欧文？斯通是当代传记文学的大家，他的一系列作品如表现杰克？伦敦的《马背上的水手》，表现米开朗基罗的《痛楚与狂喜》，表现达尔文的《起源》，表现弗洛伊德的《思维的激情》，表现林肯夫妇的《永恒的爱》等，无不脍炙人口。欧文？斯通恪守传记文学的真实性这一根本原则，为真实地再现这些历史人物，付出了艰辛的调查研究，甚至亲手绘制出复原林肯时代白宫二楼的平面图，就连白宫建筑专家都自叹弗如！
但如果仅止于此，欧文·斯通的作品仍然不会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他自己在《梵·高传》的《附记》中就说过：
“对话不得不是虚构的，必要时也有纯小说的夸张……有一两个地方，我也描写过无据可查然而我相信有可能发生的小插曲；为方便起见，我采用了一些办法，诸如在温森特跋涉于欧洲期间使用的货币，均以法郎代替；还省略了整个故事中几处不重要的零碎片断。除去上述在技术上大胆采用的措施之外，本书的内容完全是真实的。”
我敢断定欧文·斯通没有读过《史记》，然而他和司马迁的心却是相通的！
《艺术哲学》（法）丹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读这部书等于读一部西方艺术史。但艺术史能令人读得津津有味如《艺术哲学》的却不多见。丹纳是一个“为思想而生活”的人，面对人类所创造的灿烂艺术，他不仅用眼睛去感受，而且用心去思考。他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决定因素是种族、环境、时代。伟大的艺术家决不是孤立的一个人，而是一个艺术家家族的杰出代表，“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朵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在艺术家的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这一基本观点透露了丹纳及其著作的价值——理性思考，即“哲学”性。能在一百年前就如此分析时代与天才的关系、社会与艺术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实属难能可贵。
丹纳的治学方法是“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不是提出教训而是探求规律，证明规律。”他主张：“科学同情各种艺术形式和各种艺术流派，对完全相反的形式与派别一视同仁，把它们看做人类精神的不同表现……植物学用同样的兴趣时而研究橘树和棕树，时而研究松树和桦树；美学的态度也一样，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
因此，便有了这部《艺术哲学》，对每一历史时期、每一艺术流派的产生、发展、演变、消亡的全过程都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佐证，又用丰富生动的文学语言予以描述，所以是一部好看、易懂又引人深思的艺术史。反言之，生涩、枯燥、装腔作势的艺术史也不必去看。
作者生于一八二八年，卒于一八九三年，离开我们一个世纪有余了，身后的许多事，他并不知道，也还来不及总结。读这部书的时候，似也不必苛求古人。
（发表于1995年第3期《书摘》。收入《名家荐书》，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别情依依忆冰心
“文坛祖母”冰心老人溘然长逝的消息传来，后生晚辈们无不为之震动。尽管她已经创造了九九高龄的记录，但我们多么希望这位与二十世纪同龄的老人寿满百岁，跨进新的世纪，可惜岁月无情，谁也不能留住她！
我几乎自读书识字便熟知“冰心”这个名字，却迟至八十年代末，一直没有贸然拜访，因为我知道，老人虽年事已高，仍笔耕不辍，她的时间太珍贵了。但我却没有料到，未曾谋面的冰心老人却关注着我的创作。
那是一九八八年，我的报告文学《国殇》发表之后，周明同志拿给冰心老人看，她“一听到《国殇》这两个字，就心惊肉跳！就知道这一定是一位满含着热爱祖国和一腔怨愤之心的作者，用自己的笔浸着血泪写的。”当时她因病即将入院治疗，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而且担心自己经不起阅读这种作品的情感刺激，只好先放下来。三个星期之后，老人出院回家，心里仍然挂念着这篇报告文学，不但细细地读了，而且写下一篇充满激情的评论《我呜咽着重新看完〈国殇〉》。她写道：“《国殇》里那些为‘国’而‘殇’的知识分子，我一位也不认得，但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是活灵活现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不但科技界中有，社会科学界中也有，文艺界中也有，正如这篇文章里所说……”老人不惮其烦地引用了报告文学中的两段文字，并且以她那特有的敏锐而犀利的笔法，边引边注，在“‘文革’过后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俱兴的时期”一句当中，老人加了“‘文革’前头，还应该加上‘反右’二字！冰心注”；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总收入尚不及普通劳动者”一句之后，老人加了“比起腰缠万贯的‘倒爷’来，更有天渊之别了，冰心注”；而在引文的结尾处，紧接“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这句话，老人喟然叹曰：“说‘腾飞’是很乐观的话，长出翅膀的知识分子，有的已经折掉了，坠地了，有的已经飞走了，‘外流’了，谈‘抢救’谈何容易！”“说一千，道一万，抢救知识分子的工作，还得知识分子自己来做，‘殷鉴启圣，多难兴邦’，呼吁，请求，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有这个经验！”文章的末尾，老人写下了“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急就”字样，可见她当时的激愤之情，如果不是病腿行动不便，简直就要拍案而起了！冰心老人曾经用“甜、酸、苦、辣”四个字概括自己写作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风格，的确，她晚年的散文、随笔，最大的特点便是一个“辣”字，披肝沥胆，直抒胸臆，无所顾忌，一语破的，展现了一位正直的老作家的嶙嶙风骨、坦荡胸襟。在这篇文章中，老人对我这个晚辈寄予热情的鼓励，“希望她一直坚持这样地写下去，至少我希望她不像我这个‘多少事欲说还休’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