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里离中国太远了，在改革开放之前，只有极少极少的中国人到过这里，我们的绝大多数同胞对加那利群岛这个名字还闻所未闻。然而，自从1985年当地时间4月28日下午5时，中国的十三艘渔船开进了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港，我们同时也就走进了国际远洋渔业界的视野。
二十年的时光过去了，中国水产总公司驻拉斯帕尔马斯办事处已经发展为庞大的海外生产基地，管理着分布在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尼日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塞拉利昂、加纳等十多个国家的远洋渔业船队，管理的资产达二十多亿元，职工六千多人，其中非洲当地员工三千多人。“中水”已经成为国际远洋渔业界的重要成员，中水船队也为拉斯帕尔马斯港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请记住这个将在本书中频频出现的名称：拉斯帕尔马斯港，它坐落在加那利群岛的七座小岛之一、面积1630平方公里的大加那利岛上，中水的办事处就设在这里，二十年来中水弄潮儿们所开创的波澜壮阔的事业也是从这里开始并辐射到世界三大洋的。
我与中水结缘已经有十六个年头了。
1989年的秋天，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水的报道，虽篇幅不大，但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创建不久的企业，一支七拼八凑的船队，凭着向国家借贷的区区二百万美元，竟然敢于冲出国门，填补我国远洋渔业空白，代表我国与世界渔业强国展开竞争，实在是了不起！
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大海，小时候读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读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曾激动不已。青年时代为了体验乘船跨海的快意，还曾舍近求远，专程绕道去坐海船，结果遇上了八级风浪，在剧烈的颠簸中头昏脑涨、呕吐不已。但事过之后却不改其趣，仍然喜欢大海，喜欢海阔天空。所以，当看到报纸上那则关于中水的报道，立即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设法查到了中水的地址，开始了第一次采访。 当时，它的名字还叫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是由中国水产供销总公司、中国水产养殖公司、中国海洋渔业总公司合并而成的，后来才取消了“联合”二字。
中水的领导班子正在开会，总经理张延喜，副总经理翁培俊、赵伦义、白志健都在，惟独缺一位吕洪涛，他常驻拉斯帕尔马斯，在北京是难得见到他的。
我一直等到他们的会议结束，张延喜和他的同事们就在刚才开会的地方接待了我。张延喜很健谈，他用了两个小时向我讲述了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勇闯大西洋的历史，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更使我感动的是他最后说的话：“你们作家看得起我们这些打鱼摸虾的人……”只这一句话，就顶得上千言万语。我当时默默地想：一定要把他们的事迹写出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不然，真是对不起这些“打鱼摸虾的人”了。
采访归来，我以最快的速度，写了报告文学《弄潮大西洋》，发表在1989年11月8日《人民日报》。自己交给自己的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意犹未尽，在以后的日子里，仍然关心着中水的一举一动，从大西洋传来的任何点滴消息都令我如同接到“家书”一样激动不已，为中水的忧而忧，为中水的乐而乐。
中水的朋友们都是干实事的人，他们对文学其实并无多大兴趣，紧张的工作节奏也使他们没有欣赏文艺作品的闲情逸致。但他们乐于向我诉说创业的苦乐，不是把我当作一个作家，而是作为一个关心他们的朋友了。张延喜、翁培俊、赵伦义、白志健这几位主要领导人，还有他们的众多部下，都成了我的朋友。后来吕洪涛回国办事，和我见了面，这位在大西洋上叱咤风云的“吕老板”，也成了我的朋友。
张延喜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升任农业部副部长，但我仍然把他看作中水的人，只要和他见面，谈的还是中水的事。
和他们接触得越多，对他们了解得越多，我越觉得自己所知甚少——他们就像大洋大海，而我只捕捉到一两朵浪花。那些朴朴实实的打鱼人，使我一次次受到灵魂的震撼，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民族的脊梁，国家的希望。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我无法给以科学的定义，但凭一个作家的直觉，这正是中华民族顶天立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精神！ 我要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写下来，奉献给我的读者，让他们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曾有过这一页也许不甚重要的篇章，而这一页却无论如何不应被忘却、被丢弃！
中水许多参与过西非创业的老同志向我提供了大量素材，农业部的领导林乎加、何康、刘江等同志也曾接受过我的采访。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涉及面不断扩大，从北京一直到西非。我曾到拉斯帕尔马斯去亲身体验那个风云际会的世界渔业之都、各路英雄激烈竞争的战场；曾到大西洋的渔船上，去亲自参加他们那像战斗一样的海上捕捞，去倾听那些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海外游子的肺腑之言；曾到遥远的撒哈拉大沙漠，在毛里塔尼亚的努瓦迪布和努瓦克肖特，参加中水和国际合作伙伴的谈判；曾到祖国南方海岸的港口，为一批又一批远航的勇士们送行；曾到中水所属的一些渔业公司和渔轮公司，了解他们在后方所做的默默奉献；曾到那些创业者的家里，询问渔家大嫂对天涯未归人的梦魂萦绕和殷殷寄语；曾利用那些船员归国探亲的宝贵机会，请他们用打鱼人的语言叙述那难忘的岁月；曾为在西非以身殉职的同志敬献花圈……
但是，中水的人从来也没有想到要为他们所做过的事情树碑立传，要从他们那尘封的记忆中还原历史，简直是太难太难了。一些人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不出”；一些人谈起往事只凭印象，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一些人好像什么都经历过，但细问起来却什么都记不起来；更为难办的是，同一事件，不同的当事人却有不同的说法，其中差异甚大，令采访者莫衷一是……
既然已经驶进了这个航道，我就只有“破釜沉舟”走到底，无数次的采访，无数次的核对，无数次地翻阅故纸堆，尽我所能，尽最大努力，追寻历史的踪迹，探求最原始的事实，遵循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原则：真实。在写作中，我仿佛置身于他们中间，那些光着脊梁，浑身晒成古铜色的渔家汉子，他们用血肉之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的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闭目如在眼前。我忘不了在拉斯帕尔马斯亲眼看着他们从凌晨4时顶着星月到码头接船，用铁肩膀卸下几千吨的鱼货，小心翼翼地捡起不慎掉在地上的一鱼一虾，一直干到第二天的凌晨2时，把船送走！ 在海上打鱼的人，同样也是日夜不息，祖国人民沉浸在梦乡之际，正是他们在大西洋上拉夜网之时……
1995年3月10日，一个值得纪念和庆贺的日子——中国远洋渔业开创十周年。中水为此举行了盛大的聚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渔业界朋友欢聚一堂，畅谈十年来中国远洋渔业的成就，展望未来更美好的远景。 当时，我作为中水的一个朋友，向她的十周岁生日献上了一份贺礼——长篇报告文学《海魂》。尽管由于种种局限，中水有那么多的海外代表处，我远远没有走遍，那么多平凡而又杰出的人物，我也不可能一一结识，书中存在着诸多缺憾，但毕竟是用我的心血写成的，也总算可以向中水的朋友们以及多年来关心我的创作的读者们“还愿”了！
从那时起到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十年来，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水也已经今非昔比。1996年12月，以拉斯帕尔马斯为轴心的远洋这一块发展成为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中水远洋渔业责任有限公司，1997年6月又成功地与香港五丰行进行了股权交易合作，组建了中国国际远洋渔业公司。2004年10月，中水集团和中牧集团联合重组，更名为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但不管中水的机构怎样变动，人员怎样更迭，仍然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我也一直惦记着这些老朋友，为他们的每一步发展而感到欣喜。在经历了1985年至1990年的创业阶段、1990年至1995年的快速发展阶段之后，中水进入了1995年至1998年的巩固提高阶段，发展了公海捕捞和加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逐步与国际接轨。此后则是全面调整阶段，按照“三个拓展”、“一个稳定、两个发展”的调整战略，加大了大型公海鱿鱼钓和犬牙鱼、秋刀鱼等生产作业项目，在国内投资建立了按照国际市场原则管理和运行的现代化加工厂，使公司的产业布局不断合理，业务结构得到优化，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利润增长点也逐步增加，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形成了以捕捞生产为龙头、产供销成龙配套、人财物管理有序的经营管理体系，不仅生产规模、经营能力和综合效益都在我国远洋渔业企业中名列前茅，而且使我国跻身于国际渔业强国之列。过去，中国的金枪鱼公海捕捞配额是零，经过多年努力，中水的船队不仅进入了公海，而且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并已争取到了公海资源配额，还参加了大洋金枪鱼养护组织。但是，放眼外部世界，人类生存环境和国际社会秩序却并不令人乐观。 由于海洋捕捞业的迅猛发展和全球性的工业污染日益严重，渔业资源衰退，造成一些海域的捕捞产量锐减。某些国家入渔条件越来越苛刻，或为保护资源而大大延长休渔期，中水驻摩洛哥代表处的宁巩代表就对我说，摩洛哥政府新制订的休渔期竟然每年长达七个月，还打什么鱼？或单方面修改原订渔业协议内容，驱赶外国渔船，如也门在2003年就是如此，导致也门项目停船五个月之久。 由于欧盟对其船只入渔国加大了资金补偿，引发了这些国家向我们讨价还价。有的国家出于经济目的，随意抓扣船只，致使非生产性经营成本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几乎年年都要发生多起，人家随便找个理由甚至不需要什么理由就连人带船一起扣押，造成长时间的停产，而且船上人员还要遭受牢狱之灾，严重的长达一年有余，不仅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要惊动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斡旋，解救被扣船只和人员，为此又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名为“赔款”实则为赎金。遇有天灾人祸，所在国发生战争，如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也门都曾多次发生内战，每当这时，中水都以大局为重，停产去抢运我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华人华侨和其他国际人士——这些当然都是百分之百的无私奉献，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搭上汽油消耗和食品供给。从战火中逃离死亡线的外籍人士都深深地感激中国的救命之恩，而那些以惊天动地的义举为祖国赢得荣誉的人，一不是政府外交人员，二不是海军官兵，他们只是驾着渔船“打鱼摸虾”的普通劳动者，在非常时期，他们自觉主动地承担起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的义务，中水公司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此外，国际局势的波谲云诡，几个产油大国政局的动荡，导致油价上涨，也加重了捕捞生产的成本负担。 国际渔业组织对大洋性渔业资源的开发约束越来越大，限制了我们的发展空间。 除了金枪鱼继续实行严格的配额外，中水的金枪鱼围网和牙鱼的开发都受到国际有关组织的严格限制，捕捞结构的调整也受到一定约束。这些“行话”说多了，读者也许会感到厌烦，但正是这些烦不胜烦的复杂因素，挤压着我们的远洋渔业船队，而中水这艘航船，冲破了数不尽的惊涛骇浪、激流险滩，一年又一年，接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真正称得上不容易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追踪着中水的航船，我的采访和写作也在继续，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由浅入深。随着岁月的推移，老一辈的创业者大都退出了领导岗位，有的已经离别人世，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了，担负起了掌舵的重任。而我，作为中水的老朋友，一个近距离的旁观者，一直在关注着这不平凡的航程，并且把它记录下来。 当然，我所写的既不是中水的工作报告，也不是中国远洋渔业史，而只是一个作家对中国远洋渔业的感受。如果要写中水的工作总结，中水自有“秀才”去写；如果要写一部中国远洋渔业史，那恐怕是渔业专家的事了。我所奉献给读者的，只是一部文学作品。 文学，从来就是历史的折射，但它又具有独立的品格，它以文学手段重现历史，给今人以精神的借鉴与启迪、艺术的享受与感发，似乎又与史书具有不同的存在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五花八门的面貌，新思潮、新流派、新套路层出不穷，而我生性愚鲁且固执，不愿也不会追逐时尚，不擅也不屑以“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心态去写那些媚俗欺世的文字，只愿意走自己的路。好多年前我曾经说过：“随着年岁的增长，写作似乎越来越难，那是因为：文学，在我心中越来越神圣。面对文学，我有着宗教般的虔诚。我在写作中净化自己的心灵，并且希望我的读者也能得到这样的享受。文学，来不得虚伪、欺诈和装腔作势，也容不得污秽、肮脏和居心不良。‘文如其人’，作家的真诚与否是瞒不过任何人的眼睛的，我历来不相信怀着一颗卑劣的心的人能写出真善美的好文字。”今天，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正因为此，在当今信仰迷失、物欲横流的世俗氛围中，我特别珍惜十多年来在与远洋渔业界的朋友们相处中获取的深切感受，那些“打鱼摸虾的人”，他们像大海一样广阔的胸怀，像山泉一样清澈的情操，像雄鹰一样顽强的拼搏勇气，像黄牛一样无私的奉献精神，不正是我们的时代最美的品格吗？
2005年3月10日，是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启航二十周年纪念日，在我心目中，这一天不啻一个盛大节日——中国远洋渔业节，二十年的航程，二十年的风浪，二十年的艰辛，二十年的辉煌，刹那间都涌现在眼前。借此机会，我谨把新作《搏浪天涯》献给你们，中国远洋渔业的开拓者——我的“打鱼摸虾”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