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罗隆基参与了民盟的创建，是政治纲领、宣言、组织章程的起草者，并在全国第一次盟员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他被派到昆明，一边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一边筹建民盟云南省支部。在他介绍下，闻一多、李公朴等著名进步人士加入了民盟。他和云南省主席龙云私交不错，又和共产党驻昆明的代表频繁往来，最终使昆明与延安建立了秘密电台的联系。1944年春，罗隆基参加了由中共南方局发起的西南文化研究委员会，出版进步书刊，推动民主运动。
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这两颗咬不动吞不下的铜豌豆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
章伯钧的回答似乎缺乏幽默感：
“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
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他放出来的话是：
“我要当就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来人是同乡兼同学、此时正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任上的彭学沛。罗隆基一口戏言，彭学沛一笑置之，只丢下一句话：
“努生兄，虽然别人叫你‘罗隆斯基’，你我同乡同窗，我却知你并非‘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也不会重用你的。现在他们只是要利用你，而决不会信任你……”
罗隆基也一笑置之，难道你国民党不是想利用我，而是会信任我？他更是“罗隆斯基”了：在参加旧政协的党派里，民盟的代表比国民党多，更比共产党多，每一票无不举足轻重，但仍同共产党私下定有协议，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互相配合。在小组里，他和共产党代表王若飞好似哼哈二将，轮番上阵，将号称“中国宪法学专家”、曾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涂在党国身上的“民主”金漆，给一片片地刮了下来，露出了中世纪里封建古堡白森森的躯壳……
“罗隆斯基”，浑如顿河流域的自由哥萨克，走到哪里，都骑在自己意志的烈马上，高举锋光闪闪的爱憎，让人们的眼前无不掠过一片红色的旋风——
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吼道：
“李闻两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
“‘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一个理想，一个饱经战乱与忧患磨砺的理想，让浦熙修与罗隆基相互认知。
一种人格，一种不为强权所屈服，只为真理而折腰的人格，让浦熙修与罗隆基互相引为知己。
也许，罗隆基的绅士风度，还有那种典雅而又精致的生活方式，也让浦熙修心动。而浦熙修因为东奔西颠的记者生涯及缺乏爱意的家庭生活，那张白皙、蕴藉的脸上，流泻出一层疲惫尚有几分忧郁的温柔，也让罗隆基看了心疼。总之，他们感到在茫茫人海里，自己的心，早就像鸽哨呼唤碧空一样呼唤着对方……
旧政协会议召开的次年，浦熙修断然在南京与丈夫分手。中国人民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正风起云涌，作为这场斗争的两员猛将，他们还无暇安排自己的生活。不久，浦熙修在南京锒铛入狱，罗隆基积极奔走营救。解放前夕，罗隆基又在上海遭特务软禁，浦熙修冒险前去探视。直到1949年初冬，经政务院安排罗隆基在北京乃兹府胡同12号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公馆安家，而《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又在东单灯市西口朝阳胡同找到房子，两处相距不过百米，两人才三天两头见面，心有灵犀、嘘寒问暖之状，也令京都知识界几乎尽人皆知……
这又是一出令人唏嘘不已的爱情悲剧。
尽管只有一箭之遥，浦熙修却始终未能明媒正娶、披红挂彩地走进乃兹府胡同。对于她与罗隆基的结合，彭德怀夫妇坚决反对，官方妇女界的头面人物也一个个断然摇头。自然，这是为着浦熙修前途的好心，但从中是否也能发现一种早隐隐融于血脉的关于自家人与外来客的敏锐区分？仿佛在他们眼里，在统战的旗帜下，你罗隆基可以做政务委员，可以担任部长，但实打实的婚姻无法统战，你就是不能做共产党的女婿！
可以理解一对儿女有些情绪。平常他们住校，罗隆基不时过来坐坐，或者浦熙修自己过去。每逢星期六晚上，或是节假日，儿女便来办事处看望妈妈，这看望的内囊便有了几分走样：形影相吊的罗隆基，难免不思念近在咫尺的恋人，可只要办公室的电话一响，他们顿起中南海卫士般的警觉，马上赶在母亲的前面冲过去。据说电话倘若被女儿接到了，她只说妈妈不在；如果是儿子接到了，多半就是两个字：“混蛋！”随即将电话重重地挂上……
早年敢于与命运抗争、乃至不畏生死的浦熙修，现在却畏惧人言。没有女主人的岁府院冷房旷，花暗苔深，罗隆基望穿秋水，死死地等了她十年。浦熙修又不畏人言，两人虽不能朝夕相处，耳鬓厮磨，却一样情炽意烫，卿卿我我。白打相恋起，他给她写信就称其为“熙修小学生”、“亲爱的小学生”，而她也以“小学生”自居，凡事不能决断就找他拿主意，自己的文章也不时送他修改，为着方便，他在家里给她专门辟出一个房间……
耳里塞满外面的流言，又日日眼见对面桌子坐着、一闲下来便显得有些郁郁寡欢的浦熙修，有一次，谢蔚明不禁关切地问道：
“浦二姐，你和岁先生的事情到底打算怎么办啊？”
她顿然似梨花带雨，脸漫泪光：
“只能这样了……我知道外界说什么，也知道我对不住岁先生，可我又没法子和他分手了……”
这不是中国百万中年男女宛如吉卜赛人一样可以漂泊于情爱之河的八十年代，也不是情人现象已经比比皆是、而在京沪等大城市老人们实行同居业已得到官方默许的九十年代。教养与地位非同一般人的罗隆基和浦熙修，被迫走在这伦理与情感时时冲突的狭隘小道上，无疑得付出不小的名声代价，内心世界更得经受一回回岩浆般翻腾的巨大痛苦……
浦熙修付出的代价是，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她就从一张张“马列主义先生”和“马列主义太太”们见了她皮笑肉不笑的神情里，感觉了党与自己关系的疏远。罗隆基付出的最终代价是，在旧中国两人有一人罹难时，另一人还有自由之身可以为之斡旋；但这一次他在被葬送于政治火海之时，他暮年才获得的冰清玉洁般的宝贵爱情，也同时被葬送了！
他始终在期盼他和她的名字能公开列在一起，以展示于世人；结果他等到的这一天，并不是在大红的婚礼请柬上，而是在把她和自己绑在同一根耻辱柱上的《人民日报》上……
五两帅之间还有一帅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锋芒料峭，可谓字字千钧：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浦熙修看了这篇社论后，好长一段时间浑身冰凉，呼吸也像是停止了，恍如成了幽深、远古的金字塔里一具不知外面是何年的木乃伊。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的高集，这天特意来了办事处，以肯定无疑的口吻告诉谢蔚明，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写下的。当谢蔚明义将此事战战兢兢地说给了浦熙修听时，她木木的脸上义活了，浮现出令人心悸的巫婆般怪诞的笑容……
在这篇社论里，毛泽东一而再地点到罗隆基，这是可以理解的。早有论者指出，这是为着后者那一句伤害毛怎样估计也不为过的话。当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在自己八十年代出版的《回忆与研究》一书里提到：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反右，我本人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的。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在5月中旬作第三次或第四次汇报时，……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令人难解的是，《光明日报》与《文汇报》，在“资产阶级方向”上曾被视为等量齐观，可社论里未提及储安平的名字，提到浦熙修却下笔极为辛辣、极为凝重地称之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一位能干的女将”……有人以为，用今天的话来说，浦熙修是罗隆基的情人，毛泽东对后者暴风雨般的愤怒，难免不倾泻一些到她头上来。我对此不以为然，用男女之情这块石头打人，尽管在中国比比皆是，但这只是河沟里鱼虾们玩的把戏。历来重在政治上、方向上看问题的毛泽东，不会去拣这块石头，从而脏了自己的手……
但一扇巨大的风车，以有条不紊的叶片，将浦熙修所有善良而又天真的想法给全部击得粉碎，很快还有她的全副身心，也被这叶片给卷得支离破碎。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勒令她作出交代，“当时正在《北京日报》礼堂举行全国记协反有斗争大会，每天开一次会，主要是批斗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党罪行，对我则为：批判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显然有区别，大概我这是被放在火烧阶段，而浦熙修则早已列入打倒对象了……”（徐铸成：《“阴谋”-1957》）
她是民盟中央候补委员，民盟中央当然要开她的批判会。在全国妇联执委会，女人们变得比男人们更亢奋。浦熙修像猎狗一样气喘咻咻，有时一天要赶两三个批判会。开始时，每走进一个会场，她都竭力将打散的心智装回到自己的躯壳里去，好似逢人便絮絮叨叨儿子走失了的祥林嫂，她一遍遍地解释——
“罗隆基和章伯钧是互不对头的……”
“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和罗隆基有十年关系，但是《文汇报》却和罗隆基没有关系。《文汇报》只借罗隆基家请过一次客……”
作为罗隆基的红颜知己，浦熙修十分清楚罗隆基与章伯钧的关系。
罗隆基是一个长处与短处都十分鲜明、而且透明的人。他性格旷达却又心有芥蒂，他心无百忌、直言不讳，却又咄咄锋芒，不免伤人。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储安平到《光明日报》赴任时，决定将报纸改版。他先去请示了担任社长的章伯钧，后者对此讲了十三条意见，他听得心花怒放，跃跃欲试了，可后者又交代说：你还得去老罗那里一下，因为在民盟中央美丽与悲怆浦熙修与她的年代里是他分管宣传。储安平又去了罗隆基家里，听完对方的想法和章伯钧的意见后，罗隆基顺口就犯下了在中国官场上即便是个白痴也难犯下的忌讳，他说：伯老的这些意见，作为框架是不错的，但要有可操作性，你还得靠我将它们细致化。
与其说储安平感到了罗隆基在自夸，莫如说感到了他自夸时孩童般毫无羞涩的可爱。
他又说，我开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文教、科技界的一流人物，可以组成《光明日报》的智囊团。你去把他们请来，我们就改版事宜开一个座谈会……
储安平按罗隆基的意见办了。几天后，名单上的人都被请到了罗隆基家里，大家刚刚在客厅里一一落座，门外走进一个名气不小的作家。不知是储安平在名单之外白作主张请来的，还是作家自己撞上门的，罗隆基刚刚还眉眼活泼、面容生动的脸，一下便水泥似的凝固了。他缄默不语，不宣布开会，又不作任何解释，在众人一片投向他的纳闷目光中，他的目光冲破重围，犹如利剑一样直指那位作家。十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直到作家终于意识到自己眼下成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不搬开这块石头，客厅里就将有永远的缄默，才踽踽离开了……
储安平过意不去，送作家出门后，对罗隆基说：
“老罗啊，你这是何苦呢？不就是开个会吗，又不是政治局开会……”
“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光明日报》智囊团的成员。他算什么作家，不过是一个语文教员，远没有进智囊团的资格和声望，我不能不请他走！”
梁实秋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句话：罗隆基可以领导一个大的运动，但交不了一个朋友。在浦熙修看来，梁先生的这话未免太刻薄了，而且也是前后矛盾的：既能领导一个运动，怎会交不上一个朋友？从昔日经他介绍加入民盟并共同为民主奋斗的密友李公朴、闻一多，到一直与他往来密切的费孝通、钱伟长、叶笃义、潘大逵……在罗隆基的周围，始终有一个朋友的圈子，他们均留学于英美，在民盟内部被称为“英美派”，而且个个学贯中西，才高八斗，堪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
政治活动经验极为丰富、老道的章伯钧，则远比罗隆基清楚：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没有分寸感的政治家就像摸遍全身也找不到乳房的女人。你只能要求你的孩子目光里溢满诚实，你不能要求政治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像罗隆基这样直言无忌、宁折不弯去搞政治，在旧社会，兴许能做个掠起红色旋风的自由的“哥萨克”，但到了新社会，便有几分似未掌握好平衡术就走上了钢丝绳的杂技演员，哪怕再心高气盛，总有掉下来的时候……
对罗隆基，章伯钧一边尽可能地做到尊重他，逢有大事情总是找他商量；另一边，又总在戒备他，如有了合适的机会，章伯钧也未免不乐意在他历来良好的自我感觉上敲打一顿。也曾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原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被突然宣布为“特务”之后，适逢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章伯钧抓住罗隆基与张东荪并非一般的关系，以及他的名利思想，在运动期间不轻不重地干了他一家伙。好似被浪花湿了羽毛的鸭子，上得岸来抖抖双羽，立马身上就不见了一颗水珠；罗隆基虽然难过了一阵子，但不久他破了的自我感觉不仅修补如新，而且更皮实了——他当上了名列章伯钧之后的民盟中央第二副主席。由此，不但两人的摩擦更加趋于表面化，似乎罗隆基那个圈子的人对“伯老”也视为路人。自然是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在常常来《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满足自己那精细而又刁钻的味觉系统的“美食家”里，从来不见“伯老”的影子。情感的力量真是无孔不入，即便是待人接物总求持平态度的浦熙修，在提到章伯钧时，也有几分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