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抒情诗：湖北诗歌的伟大传统
（一）从古代到现代
1.从屈原到绿原
众所周知，湖北籍诗人屈原是中国第一位政治抒情诗人。他的《离骚》，是中国第一首政治抒情诗。自叙体抒情长诗《离骚》是一篇热爱祖国、伸张正义、鞭挞黑暗、追求光明的杰作。“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痛斥把祖国引向危亡绝境的贵族群小蝇营狗苟：“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向往太阳的光明，因为浓烈的政治感情和深沉的爱国情怀，一如太阳火热光明，在那里才能实现他的理想。然而“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之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寸心只念江山社稷。屈原的《九章》是一组充满政治色彩和政论激情的抒情诗，是一个爱国者的心声，是屈原悲剧身世的缩影，是屈原从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到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的奋斗历程的生动写照。《招魂》表达了屈原对君王的哀悼和对楚国命运的忧伤，《橘颂》以橘为象征表现了这位时代歌手高尚的人格和眷恋乡土热爱祖国的情感。“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是何等坚定执著。诗人在流放途中听到秦将白起攻破郢都而写的《哀郢》，对祖国的一腔苦恋无尽悼怀，最终化作“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生死相守。屈原的政治抒情诗，感情缠绵缱绻，心境忧苦哀伤。其忧国忧民的情怀、真挚充沛的情感、瑰丽多姿的语言，深刻影响了几千年的诗歌风貌。
现当代许多湖北诗人把屈原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自然得“精气”之先。以屈原为骄傲，以屈原为榜样。笔者2002年夏天参加湖北省作家协会秭归笔会，在长江岸边的屈原庙参观，与会者个个怀崇仰敬重之心，参观过程庄严肃穆，颇有灵魂受洗礼的意味。尤其是诗人谢克强在屈原石像前三叩长头，令人感动，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而谢克强，正是新时期以来湖北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之一。
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以血雨腥风的40年代最为兴盛，其代表诗派为“七月派”。“七月派”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反对对生活（包括政治生活）无原则地追随态度和犬儒主义的“卖笑的态度”，反对冷淡地亦步亦趋地描摹生活现象的本身，主张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将诗人的人格、情感、血肉、审美趣味强烈地渗透到客观对象上，达到主客观的拥抱和融合，力和美的统一，能动地影响和改造现实。在形式上，提倡自由奔放散文美，自觉地把自由诗推向了一个坚实的新高峰。政治、时代在“七月派”诗人笔下成了主要抒情对象，政治抒情诗成了他们的主要诗体。他们笔下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如阿垅笔下的纤夫、绿原笔下的《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则是行动着的历史的强者。
胡风主要是诗歌理论家，他强调现实主义的第一义的任务是参加战斗，强调诗人的主体性，要求诗人应该和他所歌唱的对象完全融合，即主客观要统一。抗战时期出版过《为祖国而歌》等诗集。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绿原，这些诗歌脱去了早期的单纯和浪漫，刚健、犀利甚至粗直，其中包含着不可遏制的控诉和愤怒，显出逐步成熟的创作心态。其政治抒情诗名篇《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终点，又是一个起点》、《你是谁？》等，以政治的尖锐性、历史感，形象繁复、诗情愤激而内含嘲讽，极富煽动力量、且便于朗诵而著称，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传播很广，成为20世纪第一个获得“政治抒情诗人”称号的诗人。
“七月派”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政治抒情诗派，而该派的主要成员以湖北籍居多，胡风、绿原、曾卓、邹荻帆等都是湖北山水滋养的诗人。
2.“红色时代”的歌颂型政治抒情诗
湖北诗坛的政治抒情诗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了延续。但继承中有变异，由批判型政治抒情诗而为歌颂型政治抒情诗。这是因为新中国的诞生给诗人们带来了由衷的喜悦。《时间开始了》是胡风感应时代脉搏的诗作，他搁置了40年代持续的对民主自由的抒情，将诗歌转向了对时代政治的歌颂。应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歌和文学创作的要求，胡风在诗中歌颂人民领袖，赞美劳动英雄，抒写无产阶级“大我”的形象，在新的时代面前做出了新的抒情选择。“但是胡风改变的只是抒情的题材和内容，在艺术表达上仍然坚持了主观战斗精神对抒情客体的突入。也就是说胡风在赞颂无产阶级群体的伟大和力量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抒情主体的独立存在，并且尝试着在群体的大潮中为抒情自我保留一份思考和选择的空间。”
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绿原的《小河醒了》、《快乐的火焰》，徐迟的诗集《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之歌》等，是湖北为20世纪50年代为中国歌颂型政治抒情诗贡献的佳作，虽然跟当时最著名的政治抒情诗人贺敬之、郭小川等的同类诗作相比感染力影响力稍逊一筹，虽然在那个大一统的“火红的年代”并不强调地域特色，但今天回头来看，一个省份的作家有如此多的政治抒情诗作，也是非常突出的。
尽管这些湖北籍诗人此时并不都工作在家乡，尽管此时工作在湖北的某些诗人来自外省，但值得以湖北的名义推崇他们的原因有历史依据：胡风、绿原、邹荻帆等当初就是“七月派”中人，他们有抒政治之情的历史传统。恰值中年的湖北诗人们以一颗单纯、幸福的心为祖国的新生放声歌唱，歌唱领袖，讴歌新生活。徐迟曾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先后到武汉等钢铁基地和重工业城市采访，为火热的建设生活激动。他说：“我国的建设生活，现在这样沸腾着。并且，这样强烈地激动着我们啊！看到我们的建设家是在这样豪迈地工作，我感到了极大的幸福。”受新生活所感动，诗人写下了《长江组歌》等歌唱新中国建设生活、祖国美丽山河的诗篇。对歌颂型政治抒情诗，徐迟有充分的自觉意识，他说：“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时代的先进的声音，时代先进的感情和思想。它是鼓舞人心的诗篇。它以雄壮响亮的歌声，召唤人们前进，来为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喉舌。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最有力量的政治鼓动诗。”
但随着50年代中期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此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写作被人为中断。政治抒情诗人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二）新时期湖北政治抒情诗
1.“归来者”的战歌
政治抒情诗，是从建国到“文革”前夕的主流诗体。在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里，“政治”的含义与传统政治性诗歌中的“经世救国”内容相同，但侧重点却已转向富有时代特征的“阶级斗争”主题上来。1950年石方禹《和平的最强音》、1954年邵燕祥《我们爱我们的土地》、1956年贺敬之《放声歌唱》等是当时引起很大轰动的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但由于现实政治的极端倾向和对诗歌艺术本质的粗暴践踏，“政治抒情诗”在文革期间乃成为极左政治的工具性诗体。直到80年代，“政治抒情诗”才完成一次否定之否定，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主题的侧重点有了新的转移，人文主义的精神使诗人们对国家、民族、个性、人类的价值给予高度的尊重。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启示和激励，党的政策的重大调整，党对文艺领导的改善和加强，艺术规律得到普遍的承认和尊重，诗人创作积极性得到空前的提高。
紧紧追随时代大潮，是政治抒情诗的鲜明特色。“诗人”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这种评述和反应，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多种视角和声音，因为其精神上的“资源”，来自当时对现实历史所作的统一叙述。所以在当代中国尤其在“一体化”时代，它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它的政治性内涵往往被后来的历史所否定。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它激情充沛，充满了崇高感和青春气息，因此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是轰动效应。“在那个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的年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大事接连不断，大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文革’期间遭受冤屈的老干部恢复名誉、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真理标准的讨论等，都在诗歌中得到及时的表现。那是政治抒情诗火爆的年代，每首优秀诗作的出现都会引起重大反响，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政治抒情诗成为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个浪潮，或曰冲击波。”
跟全国诗坛一样，新时期湖北政治抒情诗创作队伍大体由两部分诗人组成。一部分是“复出的诗人”，另一部分是“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较为年轻的诗人。这两部分诗人，“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经验习惯上，他们的创作理念和追求还处在过去的轨道上。他们还像过去那样具有很强的政治热情和为政治服务的意识，他们关心政治，习惯于从政治层面上把握时代和人生，捕捉诗情和书写诗意，并且在具体写作的很多方面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当代诗歌传统的某些痕迹。尽管这些痕迹现在看来是制约诗歌发展的桎梏，但习惯的力量或曰情感的惰性有时比自觉的意识的力量还要强大，政治抒情诗的诗人们因‘政治’而遭受磨难，但他们复出后对于社会政治依然热衷，其创作仍然集中在政治层面。”新时期拨乱反正，被极权政治逐出诗坛的诗人们归来，他们获得了文学史的“共名”：归来者，但绿原、曾卓、徐迟归来时已成了“老诗人”。他们焕发了青春，且更加睿智成熟。带着累累伤痕重返诗坛，他们对人类苦难命运的体验和思索更加深刻，诗歌中倾注了浓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他们此时的诗作，既有对阴谋政治的痛切反思、又有对新时期的热情讴歌，有对当下现实的问题意识，还有对人类命运的严正关切。
广为传诵的《重读〈圣经〉》是绿原新时期复出后的代表作。通过对《圣经》中的世道和人物的评价，表现诗人对十年浩劫的严肃思考，对时代、民族的忧患意识。“历史是无情的／她唾弃应该唾弃的渣滓／历史是有情的／她决不使无辜者含冤”。《又一名哥伦布》表现了失去自由的苦闷心情和对光明前途的信心和期盼。通过描述单身监禁时的一些幻想，以哥伦布自喻，坚信“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80年代末，《唱歌的马》、《读桑戈尔》、《古意》等诗，更是穿透了具体的时代事件、社会环境，多以象征和寓言的方式，表达他的人生感悟和认知。诗作《高速夜行车》和《我们走向海》总结数十年人生风雨、情感悲欢，展现出豁达的生活态度和从容的人生智慧。
老一代诗人们经历许多时代的动乱和个人命运的起伏，他们对生活对政治有更深切的个体体验，把睿智的思考融入到诗歌创作中。“我永远学做一个新人／我永远在错误中前进／我儿时栽过一棵树／我总想和它较量青春／但诗不能有庸俗的胜利／理想和果实最后总归可能。”（《诗与真》）这是绿原对自我的认知。“诗不能有庸俗的胜利”，因为这些诗人有高尚的人格。此时的绿原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生存的根本处境和存在的本体意义，多年的人生经验和感悟积淀，造就了诗人如浴火之凤，进入澄明之境。“我们终于发现／宁静，那一阵战栗之后的／宁静，像沸腾白昼之余的／斜阳一样清醒的／宁静，最深幽也最昂贵的／宁静——正是它才使／惨淡的回忆生光，才使／漫漶的苦难移情，才使／人乐于抛弃，善于遗忘而／变得美丽，变得充足。”
曾卓也是荒谬时代的受难者，但诗人超越个人悲欢，理性地审视过去的苦难岁月，格外动情地放声高唱生命的坚强和自由之可贵，《春天总是先来到人的心上……》、《春的跃动》、《鸟和春天》、《春的启示》、《是的，我还爱着》等诗篇是他追求自由和希望的真实展示。“像老战马悲壮地长啸着／怀念旧战场／老水手在歌声中／怀念他真正的故乡”（《老水手的歌》）。曾卓是位永远的水手，1983年诗集《老水手的歌》，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优秀新诗（集）奖。水手和大海的意象在他此期诗歌中频繁出现，如《生命的激流》、《征服大海的人》、《海的梦》。大海苍茫方显水手英姿，英雄永远不会向困难低头，向礁石险滩屈服。这就是曾卓政治抒情诗的鲜明特色：超越具体的政治事件和政策政令，关注时代与人的至高至美的价值，歌颂伟岸的政治人格。《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是诗人所写的最后一首诗“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在生命之火将烬时，诗人仍在渴望远方，虔诚而执着。
曾卓曾谈到：“以诗来说，我最贴心的还是在最艰难的岁月中所写的东西，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能比较更为深切的感受生活，也更为全身心地在创作中去寻找慰藉和倾泻，在艺术与生活中找到了一个血肉相连的契合点。生活当然是文艺创作的起点，但没有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和激情，也就没有真正的诗。”他多次强调“诗的本质就是抒情的。真情实感是诗的生命，是诗与非诗的分界线。”“诗必须需有真诚的感情，没有感情就没有诗，诗是心的歌。”他的《悬崖边的树》也是一代知识分子高贵人格的展现，作为一种精神象征，传承不息，这是受难者的生命思索，他们在被抛到社会边缘时，仍没有放弃独立的姿态，也是诗人的真实写照。从《生活》到《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所有的诗歌中，凝聚的都是诗人真诚的生命倾诉和深刻的灵魂思考。“有人说，曾老是武汉的良知，湖北的良知，乃至是中国诗坛的良知。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曾老的一生代表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品德。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性格是倔强的，理想是远大的，情感是火热的，成就是辉煌的。”
徐迟此期主要是一个歌颂型报告文学作家，但也有诗作献给80年代。从科学与迷信的冲突着笔，揭示了一个严肃主题：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能用打天下的方式来治天下，不能用个人的意志取代科学的态度。“普罗米修斯没被束缚，／科学无绳索可以捆绑。／马背上打下来的天下，／却不能在马背上治理。／伟人不遵从理智的意志，／纵英雄膂力也无济于事。”其批判的锋芒是犀利的，其针砭的力度是强大的。与他同期的报告文学创作相呼应，反映了诗人特殊的政治敏感和时代意识。
2.新锐的出击
比上述老诗人更具震撼力的湖北政治抒情诗来自一批中青年诗人之手，叶文福、熊召政、白桦等这时期都奉献出了轰动中国诗坛的力作，他们创作的针对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生活事件作真实而严肃反映的政治抒情诗，如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消极错误的现象进行了尖锐锋利的批判，具有明显的政治针对性和影响力。
正值人生盛年的军旅诗人白桦，激情四溢，相继创作了《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春潮在望》、《珍珠》和《眼睛》等一系列批判型的政治抒情诗。在《阳关，谁也不能垄断》中，白桦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