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雪
女人的身体具有多种用途。它曾被用作一只门环，一个瓶启，用作一只腹部嘀哒作响的钟，被用作支撑灯罩的东西，用作一只胡桃钳，只需把黄铜色的两腿紧紧一夹，你的果就滚了出来。
玛？阿特伍德《女性身体》
一
产房在靠近宿舍最近的一幢楼的第一层，紧挨着路边。这幢楼刚刚新建起来，我们每天去上学，去医院的大门口都要从产房的两扇大窗子下拐出去。窗户用一张简单的白布遮挡一下，好像又只是镶了一些毛玻璃。常有来路不明的人扒在窗子上寻找缝隙往里探视。这种窥视的欲望不能自持，他们被驱赶后又像苍蝇一样飞回来。
不断袭击我们的是一声声尖利的呻吟、叫喊以及血腥四溢的气味。产房安置在一楼是为了方便运送产妇还是更清晰地放大女人的尊严和羞耻？那里无疑充满了激烈、悬念和引诱。
走廊从东到西被日光所贯穿，产房在东头每天被通红的太阳最先照亮，在生的热闹中，我们更有理由在产房外的走廊晃荡。何况我家隔壁阿荔的妈妈就是妇产科的医生。她常常把饭碗端到值班室，一边吃饭一边等着产妇生产，她习惯把衣袖高高挽起，露出结实的胳膊。我从小就这样看着叶姨在产房和家里之间来回奔忙，觉得生的门槛一定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迈出来，它需要一只强壮的手的拽扯。生的喜悦在医院里时常走到它的反面。在产房门口的垃圾桶里总有来不及被清运走的死婴，如果这也能称之为人的话，我见过的最小的人只有一只拳头大。
孩子只生发于母体，我是一个才五岁的懵懂的孩子，曾被大人不怀好意地盘问。别人问，男人会生孩子吗？我想一想说不会，只有女人才能生孩子。别人又问你是女的，你会生孩子吗？我五岁时的智慧肯定是不够用的，我费了好久的时间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小孩子我不会。我说爸爸不会生孩子，哥哥不会生孩子，因为他们是男人。妈妈会生孩子，我长大了也会，因为女人的肚子里有子宫。大人因为这个回答而开怀，接着她们更不怀好意地低声问，你爸爸昨天晚上回来住了吗？我抿紧嘴不再开口。我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我五岁时怎么懂得子宫这个词？但我确实是懂了，没有人正面教过我词义的神圣，在那个年代，神圣、高尚常常同阴暗、下流这样的词颠来倒去。我确信向我发问的女人们并不觉得子宫是光明的东西。我上学识字后，把这两个字拆成“孩子的宫殿”，一个多么美妙的词，盛满想象的花朵一天天膨胀的殿堂，它的崇高让五岁的女孩抵挡住来自成人世界的龌龊和无聊。
羞耻的预感来自那个瞬间。我翻开记忆回到它的首页，我记得在两三岁时一个燥热的正午，母亲把我赤身放在竹床上，她一边挥着扇子一边哄我睡觉。母亲只在我的肚子上搭了一块小手帕，竹床放在敞开的门边。太阳像曝光灯隐在房檐后面，白花花的光线从天空上落下，让我不敢睁开眼睛。我心里忐忑不安，没有丝毫安全感。我的一切最早的记忆好像永远是从不安开始的，因为我赤裸着身子。那个安静无人的午后，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带过我的凤姐从乡下来，她来看我。她发现我光着身子，问母亲怎么没给我穿裤子，妈妈说天太热了，小孩子有什么关系，边说边把我肚子上的手帕扯了扯平。扇子把空气搅动得晃悠起来。我内心的灼热生发于那个午后——我感到性别萌发的羞耻。通过记忆确认身份，找到记忆就会知道自己是谁了。我小得还是一个完全不能左右自己的孩子，但——心已经裂开了，它放大在那个午后，成了洗刷不清的喘息的记忆源头。
二
产房的门半开半掩着。四十岁的老光棍老良日夜在产房外游荡。每次我和阿荔自由自在地从产房溜出来，老良的目光像个乞怜的狗一样漶散地湿漉漉粘在我们身上。老良是医院的政工师，会画画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留着现在看来很艺术的大背头，老良无疑在医院人眼里是有些才华的，但他的腰坏了，僵硬地成15度角不能直起来。不知道是否因此他才没有女人。医院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知道，老良万分地渴望女人。尽管弯着腰，老良还是把双手背在身后，头竭力地昂起来，他保持着这个我们熟悉的姿势在医院里闲逛。
医院里有什么景物能引人入胜，除了人的世界，剩下的只能是一些植物了。一个孤独的人很容易与一棵孤独的树相识。老良喜欢上了医院水房边的一棵树。我们识别一棵树常常靠的是外形而无能去触动它的灵魂。这是一棵歪歪扭扭怪异的树。老良在安静的下午一个人又逛到了那棵树旁，他伸出一只手挽着深褐色的树干，另一只手依然背在身后。他低头仔细地打量着那棵树，与它默默相视摩挲良久。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像一个女子撩动的头发，除此以外，树就驯从得任人摆布再也没有任何的举止了。老良离开那棵树时他的背影越发地孤单。这样的场景反复上演后，终于让人发觉了老良的异常。老良离开后，老远就侦察着他的孩子们一下上前围住那棵树。
从研究一棵树来研究一个人是一种冒险。我们看到的树是一个树干在树半腰开始分叉，树中间有一个凸出的洞口的树。谁都看懂了这恰似一个倒立的两腿分开的女人的形体。
老良的行径让人啐了口水当了笑料之外也无大妨，只是那棵树让人无法忘怀，它那么沉静而优美地生长着像一个春天的仓库。
一棵树就是一个人吧，一个人是容易酝酿一场事故的。她真的是一个人而且就躺在产房里。老良又游荡在产房的门外。他聆听到了一个女子的嘶叫声。老良四十多岁还没有女人其实是让人同情的。就在这天，妇产科的一位医生心理异常地冒出了一个念头，她（还是他？反正不是阿荔的妈妈）冲老良喊了声，进来进来，帮个忙吧。老良终于得到他梦想的事。他进了产房，然后胡乱披上了一件白大褂。他帮的忙就是把那个痛不欲生的正在引产的产妇的大腿掰开。
树上结了果子，浆汁充盈后随时要爆裂，树还活着，还在生长。那个产妇后来却死了，那是一个年青的未婚女子，她投河死了。她为什么死了？老良知道吗？
三
洁白的产床铺满了女人真实而又虚拟的喜悦和苦难，从产房开始我知道劫难。
秋天时，老良出人意料闪电般地要迎娶新娘子，这无疑是医院最惊人最盛大的喜事。老良不仅找到了女人，而且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新娘子来自遥远陌生的大城市南京，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处女。而对我们感官刺激更大的是新娘子居然烫了发盘在头上并且脚上蹬着高跟鞋，这惊世骇俗的装扮让我们孩子们第一次大开眼界也领教了老良的能耐。新娘子看起来不失高贵典雅且颇有知识教养。后来我们看了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看到向梅演的那个角色的背影就联想到老良的女人。
老良那一天喝了很多酒。孩子们愣着伸长脖子看热闹，嘴巴全都微微张开着。我们趴在地上抢糖吃，把百思不得其解和喜糖囫囵吞枣吞下去。整个医院都醉了，老良的背拼命直起来像放下了一个天大的包袱。
春天又来了，老良的老婆已经把肚子挺得很高了。春天在茂盛地生长着，而阴影总是在阳光下隐藏在事情的背后，与事物本身一样相伴而生毫不逊色。
老良老婆在一天晚上快要临产被送进产房了，最后胎死腹中。一切一点都不奇怪，否则就太奇怪了。老良的老婆修养一段时间后就从医院消失了，消失得干净彻底。据说她同老良离了婚回南京去了。
一切就像做梦一样，也像看了一场电影，从电影院出来，生活就还是同进电影院前没有两样，什么都无从改变。
老良无声无息，像猛然鼓满的布袋子又突然漏空了。滞重的男人踌躇在医院后面的小河边上，然后又踅回产房外面徘徊。人们在晚上有时隐约会听到一个男人低声嚎叫和哭泣的声音。
我同阿荔又长大一些后便很少再到产房去玩耍。阿荔的妈妈永远在产房快乐地忙碌着。为了接生时更利索，夏天她把手表高高地箍在粗壮的手臂上，表链勒得很紧否则长度就不够用。每接生一个新生儿阿荔妈妈都像打了强心针一样兴奋异常。她来回奔忙的身影又长又乱，像一段打了结的绳子。夏日黄昏依然强大的太阳，怀着深深的依恋把产房的那幢楼一点点慢慢吞下去。
有些樊篱是我一生都无法逾越的障碍。那个蒙白布的窗子——血的气息源源不断、不可阻击，像血液里奔腾挤压的预言隐匿地无限扩散着。每次走过那扇窗户，我总是在迎面而来的气息中，像躲开一道寒光和一柄刀锋般情不自禁缩起脖子向后闪开身体。
我竭力想避开产房绕道而行，却再没有第二条能到达医院大门的出路。
水房边的那棵树有一天被发现劈断了一根粗干。谁也没有在意去追究凶手，一棵树即使是死了又算得了什么。
人们对一切都不以为然。
（选自2007年11月《散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