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暗了下来，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明天是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三哥扛起我的行李，断然说：走，我送你去县城！他在前面踏着满地泥泞大步流星，我在后面笑嘻嘻慢步悠悠。去县城必须要过马莲河的。我心想，下了几天大雨，河水早暴涨了，哪过得去呀。不是我不听话，这是天灾。到了河边，浑黄的河水波浪喧天，三哥毫不迟疑，率先脱光衣服，用裤带将衣服缠在头顶，一手托行李，一手划水，在大浪中，忽忽悠悠，漂出去上千米后，爬上了对岸。他显然是要返回来接我的。这时，我不觉豪气顿生，将可爱的工装用裤带拴在头顶，跳入滚滚泥流中。从小在河里耍水，比这大的水，我也游得过去。
村子离县城还有二十里山路。雨下得更大。下雨天，天说黑就黑了。山路泥泞，一步一滑，有些路段已被洪水冲毁了，只好四肢并用。三哥走在前边，我紧跟于后。远方农户家的狗偶尔叫几声，狗叫声在绵密的雨水中声声断断。爬上这边山头，遥望什么也望不见的村庄，我猛地意识到，这个村庄已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天下之大，无头无绪，眼下惟一可以容留我的，只有那所录走我名字的学校了。我主动说：
“哥，雨下得这么大，明天不知道发不发班车？”
“发，肯定发的，班车走的是公路。”
三哥知道我的思想通了，他的脚步在泥泞的原野上轰轰作响。
子夜时分，兄弟俩到了县城。县城也在下雨，整个县城只有车站亮着几盏昏暗的灯。三哥砸开一家旅馆大门，一位与我年龄大小差不多的少女睡眼惺忪，正要发火，一看我的样子，突然脸上露出笑容，她说：是大学生吧？我说：是的。房间早已客满，走廊都蹲满了人。她将我们带进她的值班间，指着那张散发着幽香的床说：你住我这儿，不收店钱了，我家就在隔壁大院，我回去住。她让我把湿衣服脱下来，她抱在怀里，临出门，又回头嘱咐我安心睡觉，她明天会让司机给我留一个座位的。三哥放心了，连夜冒雨赶回家去。明天一大早，他还有要紧事做的。
晚上，我独自躺在温暖的床上，听窗外雨声凄凄，在这个县城我前后求学四年，得到的都是永远的白眼和一次次的驱逐，我还是昨天的我，一脸苦役后的疲倦。仅仅考了一个我不想上的大学，就天翻地覆慨而慷了？不是我怎么了，在经过几十年歇斯底里的荒诞后，中国人知道正经过日子了，而新一代大学生身上承载着人们普遍的梦想，无论与自己有无直接关系。多年以后，我也搞明白了，没有烂学校，只有烂教师，烂学生；没有烂出版社，只有烂作者，烂作品；没有烂国家，只有烂政府，烂公民。
第二天早晨六时半，天还没有亮，天还在下雨，我穿上少女服务员为我烘干的工装，吃了她带给我的两只热包子，坐上了离开村庄的班车。
我知道，从此以后，我是一个永远失去村庄的人了。我将独自面对世界。村庄只承担我的生，而不会为我的死负责。
别人的村庄
离开村庄后，对我来说，所有的村庄都是别人的村庄了。我的村庄也是别人的村庄了。非要说及一个村庄与自己有关系，准确的说法只能是：我曾经的村庄。依照前妻前夫的说法，应当说成：前村庄。当然，我不会这样说。我这样说了，有遮掩自己头发丛里高粱花子的嫌疑。可是，村庄又是我记忆最多最深刻的地方，免不了时常提起，问题于此产生了。我要继续说我的村庄或我们的村庄这类话，认真的人会问：你的（或，你们的）村庄在哪儿，你领我去看看呀。这我就得犯难了。我要是搪塞推诿，别人会怀疑我在撒谎，要是硬了头皮领他们去，哪一块土地是我的，我又能坦然掏出钥匙打开哪一扇柴门上的锁，哪一只狗见了我会摇尾巴？所以，为了避免这类误会，我只能谨慎地说：我曾经的村庄。如同一个人在说前妻时，最能闹的人也不会说：走，咱们去找嫂子讨酒喝。老家，娘家，在家的前面加上任何限定词，就意味着这不是自己的家。
离开村庄的前几年，每年还是要回至少两趟村庄的。因为村庄里，还有父亲和两位兄长。有他们在，我与这个村庄的关系尚处在存续期。即便这样，在父兄那里，我已经获得客人的待遇了。这与以前我在村庄时的情形有着本质的区别。十四岁那年暑假，我进了午岭拉了一趟木头。三个昼夜，往返三百里山路，几百斤的重车，赶回来，正是大晌午，人快要累虚脱了。撂下架子车，刚喝完两大老碗凉水，父亲说：缸里没水了。我二话没说，挑起水桶，又到深沟挑了一趟水。往返又是几公里。我没有不高兴，也没有别的想法。因为我是主人，我是男人，我只是干了一件男人该干的活儿而已。自己家的活儿自己不干，谁干？考上师范院校，吃饭国家全包了，有些以前生活条件好一点的同学老埋怨大灶伙食不好，我倒认为挺好，有肉有菜的，四毛钱就可以吃一份至少有四两多的红烧肉，真的挺好。女同学见我能吃，就把她们节余的饭菜票惠赠于我，我一直吃双份伙食。人说，黑猪不吃昧心食，也正是长个儿的年龄，第一个学期下来，就蹿高十四公分，增加体重十四公斤。白天上课，晚上熄灯了，点起煤油灯苦读到半夜。却仍然精力过剩，睡不着觉。便与几个同学练习翻墙，学校后院的墙，过几天便出现几个豁口，砌起来，过几天，又是豁口，老抓不住破坏分子。有时怕被抓住挨处分，便猛踹马路边的水泥墩练腿功。石油工人穿的那种翻毛牛皮鞋，真叫结实，一年也端不坏一次，坏了，花两毛钱打一个补丁，更结实了。
有力气干活了，假期回家，想把在学校用来翻墙踏水泥墩子的力气用于正途，帮父亲做点事。工具刚抓在手里，父亲便喊：放下，你能干个啥！他居然害怕把自己闲得发慌的儿子累着了。我要做的这些庄稼地里的活儿，本来只有成年人才可以承担的，可我在十岁之后就在做了，不做不行，各家的孩子都一样。这都是苦活，累活，脏活，是需要力气的。那时候，我真的不堪重负，但必须做。现在，我有力气了，却不让做了。最终获准做的，也就是每天到沟里去挑一趟或两趟水，或者赶上一头驴，两头牛，到山坡上遛遛，牲口在吃草散心，我在割草散心。在学校听电铃作息惯了，回到家里，听不着电铃，窑洞里光线黯淡，天大亮了，还没有睡醒，听见外面有响动，急忙爬起来，父亲已经做了许多事了。便有些不好意思，便埋怨父亲：怎么不喊我一声呀？父亲笑说：你睡你的，起来那么早干吗。大约从三四岁起，在家，我从来没有睡过懒觉。我家的传统从来不许人睡懒觉，无论是谁。黎明即起，洒扫庭院，非常严格。大雪天，大雨天，早上起来什么事也做不成，但必须起来，哪怕坐在炕上都行，睡下却是不行的。假期在家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起床时，都是日上三竿了，父亲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我们这样一个大家族，爷爷叔叔辈的，见了我，也变得和颜悦色，这在我成长经历中太罕见了啊。一齐在打打闹闹中长大的伙伴，我不去找他们，他们是绝不会找我玩的，我去了，互相间，也只是说一些很客套的话，再也玩不起来了。
第一个假期就这样过去了，在第二个假期到了一半时，我忽然明白了：我已经是村庄的客人了，无论在乡邻那里，还是在父兄亲人那里。我们家族无论在任何时候，发达时，倒霉时，只要客人上门，总是礼数周全。小时候，村中经常有讨饭客光临，无论到谁家门头，哪怕自家人也在饿肚子，都是立即喝喊孩子搬出凳子来，先请他们坐下，喝水，再给他们寻找食物。送走他们后，会对自己的儿女说：出门人，太造孽了，对他们要好一些。哦，我也算出门人了，住的房子是公家的，足下的土地是公家的，做的事是公家的，有朝一日，公家不让你做事了，与流浪汉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是客人，在我所在的城市，我是客居者，在公家那里，我是一个雇员，在亲人那里，我是偶尔登门拜访的客人，在村庄那里，我是来去匆匆的过路客。有手不打上门客，对待客人嘛，起码的礼数是要有的。林黛玉初进贾府时，上自贾母，下至丫鬟仆人，对她备极亲切，备极客气，然而，黛玉却备极伤感。为什么呢，备极热闹的背后是备极的荒寒。一门心思要做羽客的贾赦传话给黛玉说：劝姑娘不必伤怀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和家里一样的。贾母说的明白，做的明白，时时把黛玉当贵客招呼。一切都在提醒黛玉：你是借居者，这里不是你的家。真正的自家人，吃我的，用我的，住我的，理直气壮，谁也用不着客气。客气就是生分，就是距离，就是主客有别。
失去自己的村庄后，几十年间，又去过无数别人的村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或半日走马观花，或一日例行访谈，互相间的关系再明白不过。来了，别人来了，别人来咱村了；走了，别人走了，别人离开村了。我是所有村庄的别人，我去的都是别人的村庄。最长的一次是受公家委派，在接近川北的一农户家住了半个月，很快与那家人建立了良好关系。该县县委书记下来看望我时，本来是要与他治下的村民联手把我灌翻的。房东正读高中的女儿负责斟酒，却与我联手，把书记灌翻了，又联手抬上轿车。后来，书记问那女孩，为什么这么快就与别人打成一片当叛徒，女孩说：我跟马叔叔是一家人嘛。我感到了温暖。但我知道，我只是客人，我住在别人的村庄，住在别人的家，别人在为我的安全担责。书记是这块土地的主人，醉了，病了，自有人照顾，我呢，醉倒，病倒在千里之外别人的村庄别人的家里，算什么事呢。
父亲去世后，我彻底失去了村庄。虽然，一个兄长仍然住在村庄里，可是，我知道，即便是亲兄弟，我仍然是被当作客人对待的。做过村庄主人的我是不愿沦落为村庄的客人的。在自己家里做客，那不是什么尊贵的待遇。离开了，就永远离开了，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有村庄的人是有根的活法，飘零的人是无根的活法。风儿无家，长空大地为家，鱼儿无家，大江大海为家。
我是一个飘零人，归宿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以别人的身份寄居在别的地方。我不仅是所有人的别人，所有地方的别人，我也是我的别人。因为我无法告诉别人，我确切的所在，确切的归宿。
（选自2007年第6期《海燕·都市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