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于心的珍贵记忆
【王庆生】
我从1952年进入华师学习，至今已有60年了。60年，一个甲子，在时间的长河里只不过是一瞬间，但在一个人的生命征途中，却经历了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漫长岁月。回想自己从昙华林到桂子山的60个春秋（也就是21900天），固然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但在昙华林生活的那段时光，却是永远难以抹去的、铭记于心的珍贵记忆。
昙华林，这个具有深邃历史文化意味的地方，是我青年时代成长的起点，也是我尔后学习、工作的家园。那是1952年7月，我与刘兴策、贺兴安等刚从坐落在汉川马口镇的湖北实验师范学校毕业，等待分配工作。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通知，说我与刘兴策、贺兴安等八位从实验师范学校毕业的同学被保送到华中高师继续学习（我们3人分到中文系，其余5人分别分到物理系、生物系和历史系）。这个意外的消息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而且改变了我们一生行进的轨迹。8月下旬，我们来到昙华林报到。此时的华大，已与中华大学、中原大学和湖北教育学院等校合并，组建成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校址设在华中大学。刚入校的时候，我们住在昙华林的文华楼（又称钟楼），这是一座三层的欧式建筑，进门的两个圆形大柱显得十分庄重。我们住在12人一间的宿舍里，当时因为刚建校，床铺不够用，我们就睡地铺。尽管条件简陋，不能与当今大学生4人一间、有盥洗间、厕所、储藏柜的学生宿舍相比，但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广东、四川、福建、广西、湖南等地的同学在一起说说笑笑，也过得十分舒坦。进校不久，就分给我们一个任务：为了校园安全，每晚轮流值班巡逻，从晚10点到第二天早晨，分两班，每班5个小时在校园巡逻，发现问题及时向保卫科汇报。轮到值班时，我们都很认真，每人拿着一根木棍，警惕地巡视着校园的每个角落，由此我们也对静謐而又美丽的校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热爱。1952年11月5日，是开学典礼的日子，有近3000人参加，我们齐集在昙华林的大操场上。开学典礼的主席台是临时搭建的，我们按系列队参加，聆听校领导的讲话。当时由建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自申宣读了中南教育部关于建立华中高等师范学校的指令（1953年学校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邓小平题写校名），建校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学者潘梓年等在会上讲了些勉励学生的话，他们具体讲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但会场上的热烈气氛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开学典礼后，我们的生活也从此展开了新的一页。作为师范生，所有费用都是全免的，不仅不交学费，连吃饭也是免费的（每月发8。5元的伙食费，后增至11。5元）。此外每月还发零用钱；看病是公费医疗，不用交钱。开学不久，每人发一套灰色的制服，穿着统一的校服，戴着用布做的“华中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徽走在校园马路上，显得特别神气。在昙华林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搬到花园山下的原文学中学的校舍内，与音乐系的同学住在一起，这个地方离昙华林很近，只要走十几分钟就到了。当时我们在花园山上专业课，在昙华林上公共必修课，每当第二节上完专业课后，就连走带跑地赶到昙华林上课。上课的地点主要是在刚刚搭起的几间简易教室，课桌椅是连在一起的拐手椅，给我们上课的是有名的高原、陶军、陈铁等教授，条件虽然简陋，但我们获得的却是一生难忘的教益。
大学的生活是新鲜而有吸引力的。我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热爱师范，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当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有一次看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大家深为女主角华尔华娜在遥远荒芜的西伯利亚当一名乡村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感动，表示要像华尔华娜那样，毕业后到湖北的西伯利亚去培养新的一代。在平时的教育中，老师和领导也经常教育我们要严以律己，立志成材。记得有一次在去昙华林上课的路上，有位同学突然被一位老师叫住，帮他把中山服领上的风纪扣扣好，然后微笑地说，你们以后要当老师，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老师就是我们的院长杨东莼教授。这件事情虽小，但对我的触动很大，它使我认识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深刻内涵，也促使自己在德智体诸方面更好的成长。此后，我们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有序的。按照系里提出的中文系学生要说好一口话（普通话）、练好一笔字（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背诵三百篇（诗文）的要求，每天清晨都有同学在昙华林读外语、背古文，琅琅书声充盈校园。给我们上专业课的都是学识渊博的教授，如杨潜斋、方步瀛、邵子风、高庆赐、胡雪、石声淮等老师。他们讲课的姿势、神态、讲课的语言至今还难以忘怀。课余，同学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忙碌着，有的整理上课笔记（当时没有教科书），有的参加合唱团唱歌，有的在操场跑步、打球……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就显得更忙：或去昙华林看电影，或到花园山饭厅跳舞，或参加文艺社团组织的各种活动。真是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由于校园活动的蓬勃开展，学校还演出过几台大的剧目，如话剧《西望长安》、《家》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陶军教务长、杨宜春总务长还在《西望长安》中扮演过角色，这些在学校和武汉市都产生过很大影响。正是在这样良好的环境之中，我们健康地成长。
成长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我紧张、愉快学习的时候，突然病倒了。有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同学们都已进入梦乡，我突感胸闷，咳嗽不止，接着吐出的全是鲜血，这使我感到很紧张。同学们得知后赶忙把我送到昙华林旁边的湖北医院，经检查为肺结核浸润（发展）期，当即住进了传染病房。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转到学校疗养院继续治疗。疗养院设在学校对面的一幢房子内，住着20几位病人，有厨师做饭，医生每周来看病，还专门请了老工人王相林照料疗养院。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我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没有党和政府给予的优越条件，我的健康不可能这么快地恢复。正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说青年团市委要我去北京刚建的“亚洲学生疗养院”疗养。接到通知后，我同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的两位同学一起坐火车赴京。亚洲学生疗养院是中国政府建国初期的一个援建项目。这是一座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疗养院，屹立在风景优美的北京西山，专收亚洲各国患有结核病的学生，在这里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为了便于来自亚洲各国朋友的治疗和交往，还配有翻译。我们与来自越南、朝鲜、印度等国的学生住在一起，相互交流学习生活情况，相处得十分融洽。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我的病已痊癒，就回到华师继续学习，直到1958年5月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
毕业至今，我在华师工作了54年，其间有七年时间是在昙华林（1958。5—1965），其余时间是在桂子山度过的。在昙华林工作的这段时光，我主要搞教学（先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后调至现代文学教研室），也兼职做教学秘书、副系主任工作。为了接受锻炼，还让我参加了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荆门苏台大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是三个月；1964年带队去孝感朋兴区参加农村四清（中文系61级的学生也参加了，与我在一起的有教师汪文汉，学生徐善堂、王一民等。四清结束后，王一民作为优秀代表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通过这些活动，使我受到了锻炼，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懂得了做一名教师所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记得刚毕业不久，系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暑期为中文系函授生上一部分现代文学课。当我得到这个消息时，既紧张又惶恐。时间只有几个月，从未在大学讲台讲过课的我能胜任吗？后来在领导的鼓励下接受了任务，于是忙着找资料，写讲稿。这时天气炎热，酷暑难当，在既无电扇更无空调的条件下，只好关起房门打起赤膊备课，脚下放上一盆冷水，把脚放在盆里降温，蚊子叮咬，就用毛巾驱赶。讲稿写好后，一个人关起门来试讲。这样准备了几个月，终于在昙华林大礼堂给上千函授学生讲了课，课后受到好评。通过这件事，我更懂得了鲁迅所说“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的深刻含义。努力是成功之母。无论有多大困难，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努力进击，咬定青山不放松。
在昙华林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那就是编写教材。1957年，学校召开了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检阅了科研的成果。1958年“教育大革命”，发动师生“大编教材”。中文系师生经过日夜奋战，编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汉语》等大纲和教材。正是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当我得知负责宣传文艺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消息后，我想把我们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纲寄给他征求意见。得到总支书记张洪同志同意后，我向省委宣传部寄去了大纲和给周扬同志的一封信。原来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不知有无可能。哪知过了几天，接到省委宣传部的电话，说周扬召集华师、武大、湖大中文系的负责人开过座谈会。会上周扬就我们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纲发表了意见，既肯定了好的地方，也指出了不足和问题。除此还就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发表了指导意见。此后我们根据周扬的意见作了修改，编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后由学校印刷厂出版。与此同时，还组织力量认真修改了《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汉语》初稿。由邢福义、郑远志等编著的《汉语初稿》（中册）196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我和陈安湖、周景堂等主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稿尽管不可避免还带有“左”的印记，但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部文学史。有学者指出：“从丁易开始以论代史，以‘学统’融入‘正统’的方式使用‘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的我国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即《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正式于1962年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概念终于为大家所接受……这标志着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以‘新文学’为基点，从而完成了学科内部的分化和整合。”（陈占彪：《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第13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北京大学教授也认为：“直到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当代文学最早的正式命名才由此产生。”（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这部教材出版后所产生的影响是我始料未及的。通过这件事使我看到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看到年青人的锐气与活力。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智慧是勤劳的结晶，成就是劳动的化身”。只有辛勤的劳动，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又用八年时间主编了三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由著名作家、评论家冯牧任顾问，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光阴荏冉，岁月如梭。从昙华林到桂子山，不知不觉地走过了60个春秋。60年间，我们经历过多次的风风雨雨，品尝过人生的酸甜苦辣；我们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有过挫折和失败的痛楚，但铭记在我们心田的仍是那些温馨美好的回忆，是那些真挚的友情、亲情、师生情，是那些镌刻在脑海中的昙华林水塔、八角亭和林荫大道……一切的一切，都使人难以忘怀，难以割舍。今年五月的一天，我同我的老伴万治伦再回昙华林，寻找我们曾经生活的地方。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变化太大了，中文系那栋办公兼教工住宿的颜母室没有了，文华楼没有了，水塔也拆掉了，幸好我后来住的房子还在。那时我们住在二楼靠楼梯左边的一间房里，住在二楼的还有谢善继教授一家和外语系的刘采藻夫妇、孙克绳老师等。这里现在是湖北中医药大学有关部门的办公室，因为是中午，房门紧锁着，楼梯、墙壁都陈旧了，走在地板上咣咣当当直响，显得十分沧桑。尽管是这等模样，仍能唤起我们生活在这幢楼房中的许多既有趣又美好的回忆。记得古代诗人曾说过“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陶渊明）。流逝的光阴不再回转，如花似锦的青葱年华不再重现，但在青春岁月中铸成的思想与品格、活力与朝气，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些人生格言，却是我们一生难以忘却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激励我们在“夕阳红”岁月继续前行的动力。
祝昙华林弥久常新，祝曾在昙华林学习、生活、工作的老师、同学身心健康，生活幸福。
（王庆生，1952年入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湖北省教育基金会会长）
昙华岁月萦心间桂苑欣慰话往事——追忆从教治学的心路历程
【王忠祥】
一
华师人常以“昙华”象征学校的过去，又喜用“桂苑”自称学校的当今。依我之见，如此象征和自称，寓意丰实而精当，诗意浓厚而清远，情感真挚而恒久。提起华师人心目中的“昙华”“桂苑”，我感悟颇多。百多年老校的发展史载有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的经历，从而创立了诸多文化教育功绩，可为之鼓与歌，乃至豪情满怀地与时俱进，期待更加辉煌璀璨的前景。年届82的我经历过“华大人”的阶段之末，即使时间那么短暂（1949年9月——1952年10月），也有鉴往知来之功效。在“华大人”——“华师人”的金光大道上，我从一个喜爱文学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以外国文学为专业的教师和学人。我在《我的外国文学之路》一文（载华中师大编印的《乐探人生苦耕学苑》，2011年）中讲述了从昙华林到桂子山的人师人生百味，但言犹未尽。为此，蔡华山电话为编印纪念文集约稿，以“昙华学园”并链接此前此后故事为主旨，我乐意承担如此光荣任务，欣然命笔。
据我所知，1953年下半年至1985年上半年，学校名称均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8月5日，国家教委正式批准师院更名师大。同年11月中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著名诗人贺敬之到我校访问期间题词：“华中有师大，师大为中华”。诚然，华中师范大学无论其前身校址地处中外文化交汇而互动的武昌城之古老街区昙华林，还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新建的华师桂子山校园，从华大人到华师人，为中华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立德立功。如果说“昙华学园”在中华近代教育发端时起了“主力”重大作用，那么，不难认知“桂子学苑”在此基础上扩展创新，努力促使中华现当代社会主义文教特性更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