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好！1960年刚进大学觉得最新奇的是见到老教授（那年代通称老师）。石声淮老师是我系统学习古典文学的启蒙之师，印象最深的是他大段大段地背诵《离骚》、《国殇》，他用古韵吟诵《诗经》，我常常沉浸在那不敢言表的享受之中。他讲先秦文学史，从不看教材，烂熟于心，出口成章，见解独到。学生自习的教室，也能见到他的身影。他身着长衫、高高个头、鬓发灰白、操着湖南口音。有时，他看见某同学阅读那本大大的《先秦文学作品选》，便笑眯眯地摸一下他的头；有时，他会略微弯下腰来小声问某同学，“我的课你记笔记吗？”往往有同学尴尬地答“记不赢”，这时，石老师会抬起身子拖长尾音轻轻地“哦”一声，似乎是在思考，对我们这一代学生讲课不能太天马行空吧……石老师通过生动地讲作品来串讲文学史，使我们对先秦文学有了清晰的轮廓。1987年我得到新华书店发行的《短文精华》，署名总主编：石声淮。今年9月，我在报上看到缅怀石教授的文章，称他是带出多名高徒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祖师爷”，他早年曾在“文华大学”当教授，他还是钱基博先生（钱钟书之父）的高足和“钦点”的佳婿。
高庆赐老师也是一位名气很大、威望很高、通今博古、造诣尤深的老教授。他曾是中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是教“现代汉语”的教授。我们读书时，他已教“古代汉语”多年。学生们都知道高老师经历过坎坷之路，而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却是那样乐观，对我们满心都是善意、关怀，生怕你不能理解他那颗想把满腹经文倒给学子的心。他已经有一把年纪，腰背少许前倾，性格刚直不阿，爽朗外向。为了学生今后当好中学教师，他讲课注重基础理论，又多从范文入手。我的印象里教材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高老师授课不同阶段都从中选取例子，让学生印象深刻，反复琢磨，逐步掌握古汉语的全部要领，他像讲故事一样古文今译，然后维妙维肖地唸诵文中描写郑庄公虚伪残忍、母亲武姜偏心二子、共叔段争权夺利的句子，点出其中的关键字、词、句来剖析古汉语的语法运用。古汉语全部在文华楼小教室上课，高老师那戴着金丝眼镜的脸上，各种表情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还特别喜欢师生“互动”，上他的课就像听艺术课一样。那几年的教材，几乎全用粗糙的浅灰色或浅褐色的再生纸印制，看书很费神，高老师就叫我们到书店买《中华活页文选》，买王力的《古代汉语》，还让同学之间交换看。那几年，学校很少以老师个人名义出书，但在我们集中学语法结构的阶段，却得到一本高庆赐老师亲自用隶书题写书名的《结构？语气？关系》——古代汉语语法知识，而且是白色新闻纸印成。当时高老师反复强调：学习语法，“你要每种格式牢记一两个例子，必定一生受用。”
我们在校时，陈毅元帅对大学生有一个关于又红又专的讲话；后来又学雷锋，提倡“钉子”精神。所以那几年中青年教师和学生们尊师重教、刻苦读书的风气很盛。我总忘不了，教俄语的熊老师来文华楼上课前，老是在小三楼窗外的草坪上读单词；教“教育学”的严老师，来文华楼上课时总要加上分析中学生心理的内容；更忘不了教外国文学的王忠祥老师告诫我们多读原著，少读评论。王老师毕业没几年，却饱读诗书，精通中外。他讲外国古典作品时，总要提到同时期中国的古代文学著作，以便学生丰富阅历，加深记忆。他的助手是56级留校的戴安康老师，勤奋、聪明，王老师上课，他总来旁听。欧美文学、法国文学的后半部份是他教我们的。同学们调皮地给王老师取了个外号“老列那狐”，戴安康自然就是“小列那狐”。2011年，我请求王老师送我一本他和他夫人贺秋芙（省广播电台高级记者）共同编写的《圣经故事新编》，他们欣然为我在扉页上签名。
昙华林还走出了一个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王庆生，一个中央民族大学校长哈劲雄。王老师当年是副系主任，教文艺理论课；哈老师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协助张洪书记分管学生工作，同时也教儿童文学。三年级下学期，60级要到中学实习。由王主任、哈老师、刘兴策老师推荐，系里选择了我在实习前讲一堂公开课，王主任和哈老师指示，教案自己写，可以“吃点小灶”，由庞老师辅导。我自己还找了余啟瑞、吴芝延、段书文同学讨论。公开课那天，哈老师组织了所有实习带队的20多位教师及60级全体同学，在文华楼最大的教室听课，我讲的是《满载中朝友谊而归》，课后由庞老师点评。
1963年冬季，由中文系推荐，我和吴永德、马肇勇、陈大珍等九位同学报考研究生。整个寒假，哈老师和另外几位老师，陪着我们在昙华林备考，专门批给了炭火取暖，定时派车送我们到桂子山听政治课和俄语课……（我的挚友吴芝延，没有回家过年，特意留下帮我查资料、讨论问题、料理生活）。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哈老师派人把我们送到武汉大学考场，我报的是刘绶松教授的现代文学研究生，结果名落孙山。度过了这个料峭的冬天，我方才领悟了文华楼的“寒窗之苦”。这个严冬凝固了我考研的话题，却让我永远记下了老师的期望和苦心。
64年毕业留校当了现代汉语见习助教，因孔庆东下乡搞“四清”，让我代替他当几个月分团委书记，谁知这一“代”就被调到了省直机关；69年我又去了神农架，创办广播站、当站长，当记者，当播音员。五年之后调到湖北电视台当记者。一次去“黄麻起义”旧址拍电视专题，同时采访红军团长方和明。刚交谈，忽听外面喊：“华师的哈主任来了！”我立刻起身跑向那辆面包车，下来了，哈劲雄老师，又下来了，戴安康老师，我连喊老师，老师。他们是为写《董必武》传和《董必武》电影剧本来红安，少不了也来看望红军团长。这趟巧遇时，戴老师对我说：“你调走的时候，正是要收越南留学生。张洪同志、王主任（庆生老师分管留学生工作）、哈书记都向学院一再反映，说你很适合教留学生，希望不要调走。不过，走了也好……现在更好。”
离开华师，我避开了那场“运动”，但始终没离开过中文专业。
1981年，在没有一寸公路的情况下，我带队步行七天七夜，从老营登上武当山。中间遇雨，夜宿紫霄宫。看见我们几个是第一批用电影胶片拍武当的人，山上的管理员无私地捧出明代的《太平山誌》借给我。我如获至宝，在煤油灯下边读边记，啃了两整天，总算看懂四、五成，助我完成了这部纯风光、纯传说、纯历史、纯人文的纪录片《武当》，由中央电视台译成四种外文版，送给十多个中国驻外大使馆。我想这就是高庆赐教授在文华楼说的“一生受用”吧。
到电视台以后，我脱产到北京广播学院进修电视编辑课，回来在湖北广播电视学校中专班、大专班当电视编辑老师，教的都是老三届考进的学生。头一天首映日本电影《追捕》、《狐狸的故事》，第二天课堂上我就用它举例子讲镜头剪辑手法……这就是在文华楼学到的，这就是厚重师恩给予我的。
我的学生，多数是81年82年走上新闻战线的。又过了十年、廿年，我尚未退休，遇见他们，连我都称他们市长、局长、台长……而他们却还是叫我李老师……他称我师，我忆我师。师恩浓浓，桃李满世。鸿鹄高翔，燕雀小志，我辈成材，仰赖真知。
（李昆麟，1960年入中文系。毕业分配留校任助教，高级编辑。曾任湖北省电视台副台长，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
侍坐
【李崇兴】
我上华师的时候，有过一次陪侍石声淮老师、王凌云老师的经历，不过不是在昙华林，是在伍家港。
进大三的第一学期，也就是1963年冬天，我们到黄陂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期两个月。记得住鲁台区鲁台公社伍家港大队的有6103班、6104班的七个同学，四班有阿陆、修志和我，三班有章生、美珍，另两位姓名失记。章生是我们的领队。约莫半个月以后，系里的老教授也来到黄陂，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石老师、王老师分在我们大队。
忆苦思甜都安排在晚上，白天老师无事，未免寂寞。章生嘱咐大家：如果没有工作，就过来陪陪老师。这自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
此后一个星期，我们几乎天天同老师在一起。可惜那时我们太懵懂，提不出什么问题向老师请教，只吵着要老师讲故事。石老师被缠不过，讲了两个故事——民国时期，陕西凤翔县出了一个高小毕业生，立碑以志喜庆，碑上刻的四个大字是：独占鳌头。
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旦，留一部长须。一天，皇帝问他：卿的胡须这么长，夜里睡觉是搁在被子外面呢，还是搁在被子里面呢？王旦不能答。这天夜里，王旦反复试验，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觉得不自在，放在被子里面也不自在，倒腾来倒腾去，竟至通宵失眠。
两个故事几分钟就讲完了，同学们哪里肯依，缠着要继续讲。石老师说，故事就不讲了，书上多的是，你们自己看书，我跟你们吟诗吧。石老师吟的是《离骚》。吟了不到一半，见我们兴趣不高，停住了。
我刚来武汉的时候，曾去汉阳古琴台参观。那里有几块刻石，其中一块题作“琴台记”，全部集古籍文句而成。刻石左方有乡贤杨守敬的署名。当时没有细看全篇，误以为撰文、书石皆杨氏所为。过去我只知道集句为诗，集句为对，不知道还有集句为文的，感觉很新鲜。我就问老师：杨守敬怎么读书那么熟，竟然能把前人文章里面的句子凑拢来成就一篇文章？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幼稚的，要是换了孔夫子，怕是要“哂之”或者斥之以“野哉由也”的吧，可是眼下的两位夫子却没有“哂”我斥我。王老师只是指出我说的那篇文章不是杨守敬所作，要我回武汉再去查一下。我顿时觉得面皮发烫：问题既幼稚，还犯了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正在我愧悔难当的时候，石老师说话了。
石老师说：一篇文章，如果全是现成话，那就肯定不会是好文章。辞必己出，这是作文的基本原则。你们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用了别人的话没有？没有。可是这篇文章千年来传诵不衰，如脍炙之于人口。不知道你们留心过没有，昙华林体育馆左右两边的门上各刻了四个字，一边是“自强不息”，一边是“克壮其猷”，一出易传，一出诗经，合起来是一副绝妙的好对，既贴切，又典雅。可见集句不是全无用处的。集句一道，“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这是《论语》上面的话，你知道吗？
我老实回答：不知道，我只知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话把两位老师说笑了。我从这笑里读到了无奈。
石老师有一句经典常谈：书生，书生哪！于书生疏而被“书生”之名，岂不可悲！
（李崇兴，1961年入中文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