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我这个人在昙华林读书四年，老是受政治辅导员和一些左派学生的白眼和监视，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学习，好像我自信是个读书的料，可以读出一点名堂来的，所以，无论是上课，还是歇息，都不忘记读书的事情。当时我的确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在同学们中可以算是一个有钱人。每个月有13。5元的餐券免费到手，还可以从父母那里讨来5块、8块零用钱，所以星期天逛旧书店就成为了我的必修课。往往是首先从胜利街19号家里延昌里口子出发到交通路古旧书店，然后沿着中山大道或往上到武胜路，或往下到车站路，一路上有好几个小小的旧书店，可以让我徜徉一上午或者一下午，有时候不知不觉把钱用完了，陷入困窘之中。记得有一次，我和李富生（黎笙）星期天过江回家。他的家就住在兰陵路珞珈山街，离我家不远。然而我们两个人在家里都没有安身之所，所以只能星期天早上过江回家，晚上吃过饭回学校。这一天，我们一起准备回家，可是无论怎么都凑不齐两张轮渡票钱（6分钱一张），只好一起从胭脂路过古楼洞，上长江大桥绕回家去。一路上，说说笑笑，谈笑风生，最后还逛了好几个旧书店，其乐陶陶。
读书，爱书，买书，藏书是我一辈子的事情。可是，到底我应该搞什么专业，读什么样的书？对于这个问题，我前思后想，久久不能确定。不过，我的一位长沙市三中的初中同学师恕培的一句话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1961年我高考落第，准备再考一次。时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的他，来信劝我安心工作，当个小学教员也可以。他说：“别浪费时间和精力了！并不是你的成绩不好，而是你的出身让你上不了大学啊！”到1962年我到了昙华林，却时时刻刻想起他的这些话。于是，我就梦想找到一种远离政治的中文学术来做。我并不甘心永远做一个中学老师，即使在中学呆着也要搞一点正儿巴经的学问和学术。抱着这样的思想，我就在老师们的课堂上默默寻找，寻找一种可以躲进象牙塔里，不闻窗外事，不问政治，埋头学问的路径。因此，我在每一个课堂上都认真听讲，记笔记，专心致志上好每一堂课。后来我的笔记记了一大纸箱子，在工作中有时候还经常拿出来看看，也是一种满足。这些笔记，还有许多书籍，经历了十年浩劫的野火，竟然保存完好，可是没有想到，在我结婚的一间小屋里，放在床底下却被白蚂蚁蛀光了。大概是1973年夏天晒东西时发现了，不得已就把这些珍贵的笔记，几本古文字学的书，还有本科毕业证与白蚂蚁一起焚烧了。
首先感谢孙子威老师，在他上的《文学概论》课上，我了解了美学。发现美学是一门抽象的、玄奥的学科，而且可以远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这也许是我的一种误解，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连绵不绝，可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却开展得热热闹闹，如火如荼。因此，我按照孙子威老师的在课堂上的指点，去阅览室看了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吕荧、叶秀山、聂振斌、蒋孔阳、刘纲纪、周来祥、洪毅然等人的争论文章，囫囵吞枣地做些摘录，也买了一些美学书籍，因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美学著作进入了我的视野，尤其是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成为了我的案头书，经常翻阅，慢慢对美学产生了兴趣。
其次要感谢邢福义老师，他的《现代汉语》课，让我对中国的汉字产生了兴趣，加上当时的古汉语课用了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虽然没有专门讲古文字学，可是我也是从古文字学可以远离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角度，误读了这门学科。于是，在看古今中外的美学论著之外就是读《说文解字》。说来也巧，当时昙华林中文系资料室里有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经典，我抱着扩大眼界的想法读了不少。所以，那时，我经常去资料室借书还书，也到阅览室看看报刊杂志。有一次，我发现资料室的橱窗里有一套马叙伦撰写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线装书，蓝色的函套装着，厚厚12册。这是一部解说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的著作。马叙伦是著名学者，建国后第一任教育部部长。他从汉字结构的六种方式（六书：象形、指亊、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的角度把中国第一部字典中的字全部从甲骨文、金文、帛书、竹简等早期文字及其变化源流以及现代语言学的科学原理上进行了梳理、解释、论证。我与图书管理员商量，想借回去看和抄录。可是，此书在当时就比较贵重，后来我专门到交通路古旧书店看了书价，定价100元，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两个半月的工资。我自然是买不起，就决定抄录。因此，大概是二年级下学期开始，除了上课，只要阅览室开门，我就坐在那里抄写，用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把它抄完了。可是，也是被铜绿山的白蚂蚁给吃光了，殊为可惜。由这本书，我接触到大量的甲骨文、钟鼎文（金文）。大概是1965年6月，我到桂子山数学系看高中老同学程慰予，在回昙华林的路上遇到新华书店洪山分店在桂子山图书馆卖特价书，我看到一本容庚编的《金文编》，只要5元，于是我马上直奔程慰予宿舍，跟他借了5元买下来，高高兴兴捧回昙华林宿舍，兴奋了好几天，不过，后来我不搞文字学了，就卖给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同学刘志成，原价出让。真是舍不得。多亏程慰予让我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古文字学梦。程慰予是我的高中同学。他是著名实业家的子孙，所以比较有钱，为人慷慨大方。大概为了继承在武汉市、沙市市的遗产，从上海转学到武汉市四十中读高二。刚好这时，周大磉（周磊）从湘潭市转学到武汉市，也在武汉市四十中高二一班。而我因为长沙家里出了点事情也转学来了。我们三个人就成为了后来武汉市四十中高三一班的“三剑客”，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我是工商业者，程慰予是大工商业者，周大磉是旧军官（黄埔军校毕业生，解放前夕为湘潭市警备司令，随程潜起义的）。而且我们三个人在班上学习成绩总是前三名。程慰予1961年考取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分配到黄石市五中，后来调到黄石市二中，是特级教师，可惜在一次打乒乓球时猝死，大概是大前年，还比我小一岁。实在可惜。
再就是要感谢我的俄语老师熊培粹女士。她使我的俄语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产生了兴趣。所以，我很早就买了几本俄文版的别林斯基著作和苏联出版的《简明文艺学词典》，抱着词典硬啃，就是在黄石市赤马山铁矿下矿井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时，我也没有放弃背单词，翻译《简明文艺学词典》。白天下井推矿车，下班以后夏天在附近水库游泳，冬天在澡堂洗澡，晚上就翻译俄文版《简明文艺学词典》。日子过得很充实，很自在。粮食定量每月54斤，下井有一餐保健餐，工作服，长筒胶鞋，手套、口罩，按时发放。学习外语却一刻也没有停。我当时就很藐视白卷英雄张铁生，特别鄙视他的所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懂ABC，照样干革命。”
时间过得很快。1973年大冶冶炼厂领导非要我们回到教学岗位，于是我到了铜绿山矿子弟学校，从一个初中一年级的班级直至带到高中毕业，居然出了两个留学生，一个北大的，还有几个研究生。我也就在铜绿山矿结了婚，那是1972年国庆节。时间一下子就到了1978年，全国开始招考研究生。于是我就准备考试，当时大儿子已经5岁，小儿子也快1岁了。教学任务重，带着高三毕业班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可是，我一点犹豫都没有，因为我的外语一点问题都没有，自信心很强。费点周折的的就是考什么专业。当然我就是在古文字学和美学之间选择了。由于当时手边主要的书籍是美学的，古文字学的已经被白蚂蚁吃了。所以我最后选择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蒋孔阳先生的西方美学。之所以没有选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主要是怕到北京咽不下杂粮窝窝头。我就这样决定了，还冒昧地给蒋孔阳先生写了一封探路信，居然得到了回信，大受鼓舞。于是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就被我精读了三遍，做了三大本笔记。这些笔记还曾经借给我的一些学生和我的小儿子，为他们考美学研究生助了一臂之力。学校只给了我三天假，其他时间就靠自己挤时间。经过初试、复试，我竟然被录取了。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
昙华林四年时间值得回忆的事情不可胜数，但是，只能检出这么二三事叙说一番。一是不敢推脱师兄的约稿；二是不能忘记昙华林的那些好老师、好同学；三是反思一下过去也可以总结一点经验教训。也许说得太多了，回忆多了就意味着人老了。俗话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莫嫌老汉罗嗦。
（张玉能，1962年入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系系主任，文学院教研室主任、研究生指导组组长；2012年3月任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学科带头人）
昙华林，我心中的永远
【江少川】
谁的心中，不藏着几块梦魂牵绕的方土？随着岁月的流逝，你以为昔日的陈年往事渐渐淡忘了，然而，一张小而发黄的黑白照片，一本保存了几十年的旧笔记簿，几本破损而纸质又很差的老教材，一次老同学的聚会叙旧，都会勾起那封存已久的记忆。
昙华林就是藏在我心中的一块圣土。
我心目中的昙华林是青年时代求学时学府的代称。昙华林其实是武昌一条街的街名，位于武昌花园山和螃蟹岬之间，我们当时上学时，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历史系就设在昙华林，即现在的湖北中医药大学老校区所在地。
诗意地栖居
一九六0年八、九月之交，我从武汉一中毕业，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记得当时从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过江，沿中华路、粮道街步行，经胭脂路向右拐经一条小路，就来到当时的就读的昙华林。
虽说从小在武汉长大，但从未到过武昌的昙华林。进校后才知道这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华书院的老校园旧址。校园位置在花园山北麓，建筑物与山体纵向并行，东西走向长，南北距离窄一些。南半边为原来山体部分，北半边原为山脚，所以校园南北自然形成高地与平地两块长方形，高低错落有致，连接高地与平地的坡地部分为树木花草覆盖，其间有天然大块厚重的大麻石筑成的石梯连接，约三十多级，三米宽，石梯中段有缓步小平台。四年的求学，石梯上不知留下了我们多少的足迹。北边围墙外就是有名的昙华林街。昙华林校园树木葱茏，景色宜人，种有樟树、梧桐、榆树、桂树等多种树木，一幢幢精美的古建筑造型独特，年代久远，有西洋式，哥特式，中西合璧式等多种楼堂房所。
我们所住的文华楼，原名多玛堂，俗称文华书院钟楼。在靠北的平地区中间地带，平地主体部分的最东头是体育馆，最西头是大礼堂。文华楼是一栋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东西走向的大四合院式的建筑，西头有塔顶的钟楼为三层，三层楼的顶部外墙四面有钟，楼内悬挂着一口大钟，当时从底层沿木质楼梯回宿舍，都会看到那座铜钟，当时上下课是以敲钟作为铃声的。若遇上阴雨天气，独自踏上发出咚咚声响的木梯，总有一种神秘、幽深的感觉。大四合院其余三面两层，环抱中间的是一个大天井，里面还有一口井。这楼外观很洋气，而里面却是回廊式的砖木结构。环绕大天井的四面教室与学生寝室混杂在一起，门都朝天井。门外的走廊是木质结构，朝天井方向是木质圆柱做栏杆的环形长廊。男生寝室大都在一、二层。
我所住的宿舍位于文华楼西头三楼靠北边的大寝室，是教室改的，当时住有约二十个同学，为五班、六班男生共住。朝北的窗子面临昙华林街，正对着武汉第十四中学。从朝北的窗口远眺，可以看到十四中学内原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的旧址，郭沫若的《屈原》与《洪波曲》就是在那里创作的。
南边高地处至今保存着几座历史悠久的建筑。当时中文系办公楼，就是当初的文华大学文学院？，该建筑建造于1903年前后，为西式内天井回廊式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汉最早开办的近代大学。我们的图书阅览室为原文华大学圣诞堂，该建筑系美国基督教圣会在文华大学内建造的校园礼拜堂，建造于1870年，为中西合璧建筑。记得我们曾在那里借阅书刊。而我们进出校园的南门西边，就是女生宿舍楼，是一幢西式风格的红色三层建筑。操场最东头是一个中式琉璃瓦建筑的室内体育馆，原名“翟雅各健身所”、历经几十年的沧桑风雨，至今还在。
今年8月28日上午，为写这篇文字，我重回昙华林，漫步在昔日求学过的学府，荡涤沧桑岁月积淀的尘埃，犹如倘佯在历史的画卷中，半个世纪过去了，睹物生情、风景依稀、百感顿生。昙华林不就是一个诗意地栖居之所在吗？学校周边，我们经常漫步的胭脂路、棋盘街、云架桥、粮道街、双柏街这些老街道，该留下当年多少青春的足印。曾经流连过的花园山顶的嘉诺撒小教堂，凤凰山侧的瑞典、西班牙领事馆，还记得我们曾在此驻足阔论。深感遗憾的是，有百年历史的多玛堂，即我们当年所住文华楼钟楼被拆了，为什么这样具有文化价值的古建筑未保存下来呢？
中西学者都指出：著名学府的一个不可缺少条件是它的人文环境，西方如耶鲁、剑桥，中国如燕园、清华园都是。昙华林古树参天，花木繁茂，绿草萋萋，古建筑群凝聚、见证着200多年丰厚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古朴、幽深、宁静、远离都市喧嚣红尘的学府之所在。它需要后人保护、修葺、留存。
清贫与求学
上学的那几年，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也是建国后经济最困难的岁月，吃穿用最基本的粮食、布匹、生活物资都是计划供应。尽管因为上师范院校，不交学费、伙食费（相当于现在的免费师范生），但最困难的时候，白米饭、白面馒头都吃不上，经常吃的是玉米糊、大麦馒头、窝窝头之类，吃荤菜被称为打牙祭，很难得。偶尔上小馆子吃碗阳春面也是一次奢侈。有的农村来的同学，两毛钱一块的计划肥皂都没钱买。食堂经常做没有肉的萝卜汤我们喝，有时学校组织同学帮食堂搬运萝卜，男生就用长裤作布袋，扎紧两裤腿，装满后，分开裤腿挎在肩上，步行好几里路运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