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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想要个孩子。
有这个想法其实很自然，传宗接代嘛，就像农民有了土地想耕种并期待收获。
用现代眼光看，生育孩子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得有必要的准备。可是我没有，心理上的、物质上的，亦或是生育知识上的，甚至一样都没有。一个做父亲的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女儿“哇”地一声就来到了这个喧嚣的世界上。
女儿延续了我的生命，她让我感到生命之神奇，同时也让我忐忑不安和束手无策。
老婆的预产期是一九八四年元旦。
我不止一次地对她说，你把预产期算得准些，再准些，因为我只有一个月的休假期，我想把这个月的假期与她的月子尽量吻合的天衣无缝。
这话说多了，老婆有些烦：“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孩子要出来，她又不给我打招呼，我能算那么准嘛！”
想想也是，但我还是说：“尽可能嘛。”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老婆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腹中胎儿有异动，并伴有阵痛。
我问：“是什么意思？说明什么问题？”
老婆反诘：“你不是什么都懂吗？这还不明白？”
那天，我正要带领连队到城郊二十公里的地方搞武装越野赛，连长休探亲假，我不能丢下一百多号人不管，在电话里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安慰话，然后嘱咐她有情况随时打电话给我。
越野比赛刚刚结束，全连战士人仰马翻正躺在山坡上大喘气，通信员骑着自行车火烧火燎地找到我，急说：“指导员，快，嫂子叫你赶快打电话回去。”
电话打过去，老婆一副哭腔，她说肚子疼得厉害，心里又紧张又害怕，孩子可能随时出生，命我火速赶回家。
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回到岳父家，见妻子背后垫着厚厚的棉被斜靠在床头上。我放下手里的行囊坐在她的身边。岳母把门带上出去了。
我搓搓手，向手心呵着热气，试图把老婆的手拉一拉，握一握，但是她把手放在被窝里没有动弹，表情也木然，也不做任何反应。我只好坐着不动，两眼讨好地望着她，问她感觉如何？难不难受？老婆没有说话，两行热泪却静静地从眼眶里流出来，缓缓地从脸颊上流过。我伸双手为她擦拭，被她一把挡开了，并且握着拳头在我胸前一阵乱打，边打边说：“要孩子，要孩子，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凭什么要我一个人受罪？！”
顺势把她的手抓住，握在手里，伏身想把她揽在怀里，可被她的大肚子抵住了。但我没有松手，象征性的拥着，让她在我怀里哭泣。我用手掌在她背部摩梭，我说：“哭吧哭吧，把你的委屈都哭出来。”
可她突然不哭了。她用中指很优雅地把泪珠抹去，又从床头拿起一块手帕把眼角的泪拭干，脸上很快就露出了笑意。
我把它视为一次恰到好处的撒娇。这次撒娇在我的印象中一直这么清晰而美好地保存着。
老婆身体的变化让我吃惊。她从床上下地，在我面前稍稍走动，就足以使我的嘴巴惊得合不拢。她看到我惊讶的表情，说：“怎么啦，大惊小怪，没见过孕妇啊？”
我说：“见过，当然见过，但看你不一样啊，你可是从苗条的女儿身变成这样的啊！”
“还不都怪你。”
“罪过，罪过。”我做忏悔状。
“贫。”老婆笑骂。
贫也贫点，但心里想想，男人在女人面前，应该存有负疚之感。
江青骂男人，说男人算什么东西？就一根精虫的贡献。曾经大为不解，甚至不理解这位有名望的女人对男人如此不恭不敬，若站在女人一边想想，江青之言不无道理。
老婆怀孕后我见过她两次，第一次是在暖春五月，那阵子她“害喜”，闹腾得厉害，饭不思，茶不进，吃点东西就作呕，胃里天翻地覆，情绪忽云忽雨，脾气也大了一截。她住在医院里，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我说不吃东西不行啊。她就想了半天说想吃饺子，素的，鸡蛋韭菜馅。
很快跑到菜市场买来韭菜，忙了两三个小时把饺子包了煮了，搁在保温筒里，送到她跟前。她闻了一下，质问怎么有股子腥味？一推，不吃了。我闻了闻，并无腥味，但我不敢犟嘴，说，好，有腥味咱不吃就是了。
又问：“那你还想吃啥？”她说想吃手擀面。
中原吃面食，我也会点擀面之类的小手艺，既然老婆这时想吃，那就趁机露它一手，献献殷勤。
我说：“好的。”
赶紧回去和面，而且把面和的硬一点，擀的薄一点，切的长一点。可还是没有对上她的口味，怒气冲冲对我说：“我要的是面片，谁叫你做成面条的？”
我说面片面条不是一样的吗？宽点窄点而已。
妻说：“这怎么会一样，虽长点短点而已，你能穿裤衩上班吗？”
她平时说话并不严谨，也缺乏逻辑，有时还词不达意，今天竟说出这么犀利、这么严谨、这么攻势伶俐的话语，使我刮目相看。
当时我想，只知道怀孕能改变女人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不知道还能让一个语言温和的女人变得锋芒毕露！
我心中不悦，但我忍着。
“那我现在回去给你做面片好吧？”
“不要了，气饱了。”
“我气你了吗？”
“你气了！”
“好好好，我承认，我改正，行吗？那你总要吃东西呀，你现在一人吃东西，担负着两个人的营养哩。”
她赌气不说话，沉默一阵子，说，“我要吃柑橘。”
五月下旬，长江流域的柑橘基本罢市，那年月又没有冷藏设备，我真不知道老婆是不是有意给我出难题。
我骑着自行车穿大街走小巷，水果摊一家一家的探问，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家医院门口，居然发现一个摊贩手里有两个橙子。欣喜若狂，价也不还，付钱后拿了橙子就往医院赶。妻子见买到了橙子，脸上有了喜色。我想这喜色来之不易，尽力把这种心情保持下去。急忙洗手为她剥橙子，剥好了，双手托着，捧到她的面前。老婆咬了一口，瞬间又吐到我的手上，脸色立刻暗了下来，眉心又锁紧了。
我的心里一沉，忙问：“味道不好？”
她说：“岂是不好，糠了不说，都成酒糟味了。”
我咬了一口，嚼几下咽了，果然不是味道，心想季节过了，哪里是吃柑橘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嘛！
本想她可能就此打住，不料还是不依不饶，要我买好的。
我沉默不语，心里有一种无名之火在酝酿升腾。她见我不动，不耐烦地催我，眼里还含有晶莹的泪花，仿佛她受到了莫大委屈。
我有点忍不住了，说：“你有点过分了你知道不？”
老婆可能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么一句噎人的话，先是一惊，接着就还我一句：“我怎么过分了？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不疼也就罢了，还说我过分，真没良心。”
“全世界的女人都会生孩子，”我不解气，找难听的话回敬：“怀孕生孩子又不是你的专利！”
老婆嘤嘤地哭起来。病房里还有其他病人和家属，都停止了交谈，眼睁睁地望着我们。
我六神无主。
隔床一位陪护女儿的阿姨把我拉到一边，劝我：“小伙子，她真不是故意的，女人这时候都这样，耐住性子，过了这阵子就好啦。去吧，劝劝，哄哄，赔个不是就没事了。”
往下我就不用细写了，我克制着性子，在别人注视的目光下向妻子示好，说一些既结结巴巴，又酸酸溜溜的道歉话。想想，做男人也不容易。
半年之后的第二次见面，也就是这次见面，展现在我面前的妻子完全改变了形态。不知道怎样形容她的体态，用物是人非，不妥，用翻天覆地，不准，用今非昔比，也不对。真的，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
她挺着比将军还将军的肚子，要保持身体的平衡，必须将身子向后仰，后仰的过程中，肚子就挺的更高，显得更加壮观。因为肚子太大，人的比例自然就失调了，两头尖，中间大，说畸形也不为过。她穿着当女兵时穿过的军裤，这套衣服她曾经准备捐给灾区的，我劝她留下，我说今后还有用的。她问我有何用？我告诉她做孕妇自然派上用场。当时她还笑骂我不正经呢。我说这有什么不正经，不是早就有顺口溜流传吗：“军装军装真不赖，民工喜欢孕妇爱。”
我想解开妻子的衣服，目睹半年来神奇崛起的、气势恢宏的肚子。老婆不干，她说：“这有什么好看的，丑不忍睹。”我说：“不不，绝对不是的，孕妇恰恰是女人一生最美丽的时期。你看，这个时期，女人去粉饰，无娇情，朴实清雅，富态端庄，雍容大方，步履沉稳，不躁不狂。中原嘲笑谩骂不下蛋的母鸡，下蛋的母鸡虽然形态笨拙，但每天能给主人下一个大鸡蛋，有谁会去嘲笑它呢？赞美它还来不及呢。”
“说着说着就没正经了，美就美呗，干嘛和下蛋的鸡扯到一块，听着别扭。”她说。
说话间，我还是解开她的外衣，把贴身的毛衣撩上去，发现一个滚圆的，大西瓜般的肚子就露出来了。
我惊讶女人的肚皮有如此神奇的弹性和张力，女儿身时，老婆腹部柔软而平坦，如今却高高隆起。肚皮还是那张肚皮，却在原来的面积上扩张了好几倍。这是在一个并不长的时间内完成的，我想，这肯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拉伸过程。不由得对老婆生出爱意和怜悯之情，心想，怪不得说做女人难，做母亲伟大呢。我对老婆的敬佩由然而生。想起春上对她的不解和抱怨，我感到悔恨。
我用手去抚摸它，可我的手冰凉，刚一触到老婆的皮肤，把她惊了一下。然后，我学电影电视上那些男人，把个半边脸贴在女人肚脐眼处，听胎音。贴上去后，觉着妻子的肚子光滑，紧绷，温润。其实我什么也没听见。为了活跃气氛，我夸张地喊：“听见了听见了，小家伙还用脚踹我哩。”
夜里睡下后，老婆开始出现明显的腹疼，她有些紧张，眼睛怔怔地盯着天花板，两手紧张地攥着被子。我想安慰她，可又找不到合适的词儿。
她说：“你今天回来是对的，看样子，孩子很可能就在今晚上出生了。”
果然，腹痛的厉害。剧烈的疼痛给妻子带来了恐惧，额头上居然有细密的汗粒。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她也紧紧拽着我的手。
深夜，好像已经过了十二点钟，疼痛又一次袭来，妻子疼的叫出了声。她上了趟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声音颤颤地告诉我：“短裤上有一层暗红的血渍。”
“咱们赶紧去医院吧。”我说。
妻子点头表示同意。
岳父母在另一间房睡着，岳母是退休的妇产科医生，她嘱咐我们有情况马上告诉她。可我不愿意惊动他们，寒冷的深夜，不想给二老添麻烦。另外一层意思，在潜意识里，多少有点赌气，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妻子的恐惧心理助长了她对曾经做妇产科母亲的依赖。她说：“我想让我妈陪我去，她和妇产科医生熟悉。”
我有些固执：“天这么冷，又是三更半夜，何必呢。难道你不信任我？”
妻子依了我。
岳父是十三级军队离休干部，每个月有四百公里小轿车使用票，拿到票证找干休所车队就可派车。这个念头在脑子里闪了好几次，终于忍住了。那时候条件还很艰苦，夜里没有公交，“的士”还没有时兴。我推着自行车，妻子穿着我的军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长长厚厚的手织围巾跟在我的后面出了家门。
清冷的深夜里，大街上很安静，几乎没有行人，几乎没有车辆，路灯也昏暗无力，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叶片早已落光，裸枝在寒夜里瑟瑟抖动。
我让妻子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但她腆着大肚子，穿着厚厚的棉衣和大衣，还有恐惧和疼痛，妻子试了几次都坐不上自行车的后座。我把自行车推到路边，借助人行道的路坎让她坐到后座上。坐稳了，我推着滑行，欲借惯性上车。妻子紧紧揪住我的衣服，怯生生地哀求：“慢一点，千万别把我摔下来啊。”
我说：“你放心吧，摔下来不光摔的是你，还有咱们的宝贝呢。”
凌晨两点钟，妻子进了产房，在产房门口，我被医生拦住了。我在印着“产房”的玻璃门前焦虑地等候。
身边一个男人踱着步子走来走去，过一会递给我一支烟。
我说：“谢谢，不会。”
他说：“点上吧，消磨时间。”
我接了，正要点火，被从产房走出来一位女护士制止：“这是什么地方？不能抽烟。”
四点多钟，几个医护人员行色匆匆从产房出来，不一会儿推着氧气瓶疾步进了产房，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不知道这些应急设备是不是给我老婆使用？也不敢问，只在心里为老婆、为未见面的孩子祈祷。
这时候，岳母突然出现在产房门口，不知她从哪儿弄了一套白大褂，大口罩，在一位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径直走进产房，她走到我跟前的时候，瞪了我一眼，且说：“为啥不喊我一声？你胆子也真大！”
虽然挨了岳母的批评，但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六点钟，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六点，“产房”的玻璃门打开了，我的老婆躺在手术车上被推出来。我急步上前，看见了她苍白而困倦的脸，她看见我，略略抽动了一下嘴角，我理解这应该算是一个微笑，也可以视为向我报了平安。
可是，我心里还是突然一沉，因为手术车上没看见我刚刚出生的孩子。
之前，我曾在大脑的视屏上设计了一个美丽而温馨的画面，就是手术车从产房推出的瞬间，车上躺着我的老婆，老婆的身边还有一个襁褓中我可爱的宝贝。但是，现实的画面里却没有宝贝。
我的头皮通了电似的一下子麻了，多少有点眩晕，我喊道：“医生，孩子，我的孩子呢？”
医生摘下口罩，笑着对我说：“恭喜你有了一个漂亮女儿。你爱人难产，用了吸胎器，孩子很安全，但需要特护三天。”
噢，是这样，紧张的心情瞬间松弛下来。当时，我外表平静可心里沸腾着，就在心里高呼：“我当爸爸了！呵呵，女儿，我的女儿！宝贝，我的宝贝！”
女儿被搁在一个无菌的温箱里，我见不着。明明知道自己的骨肉作为一个生命体来到了这个世界，做父亲的却不能见面，心里那个急呀是可想而知的。据说每个无菌的温箱里养着一个新的生命，我那时特别担心护士小姐的万一粗心弄出差错，三天后把一个不相干的小宝宝塞给我们，那才叫伤心呢。我反复问老婆记不记得女儿的模样，她的回答总是模凌两可的样子，撩拨得我心情烦躁不安。我很不满意她的回答，我说自己的骨肉应该是过目不忘，怎么可能记不清呢？老婆不高兴了，她说：“我身上动了刀子，人还在麻醉中，医生把个血淋淋的娃娃举到我眼前晃了一下，我能有印象吗？”
我说那就听天由命吧。
第三天，护士长用特制的推车推出八个婴儿，这八个婴儿穿着一样的衣服，用一样的布单包裹着，像不倒翁玩具躺在推车上一字排开。这些可爱的宝贝有的睁着眼睛，有的还在闭目睡觉，非常新鲜也非常可爱。
那天围在推车旁接孩子的清一色男人，看得出来，初为人父的男人们个个惊喜得摩拳擦掌，可谁也弄不清哪一个是自己的，唯一的标志是婴儿的包裹上那个卡片，上面有一个号码，这个号码与产妇的床号一致。
“九床。”护士长喊。
我应声：“到。”
我老婆是九床。
像队列里的士兵听到首长呼点姓名那样标准回答，声音既洪亮又激动。护士长笑了，很甜那种，然后左手托着婴儿，右手翻看着挂在上面的牌号，又看看我，还进一步确认一下：“是九床？”
“绝对是的，不会有假。”我说。
护士长把手中的婴儿递给我：“祝贺解放军同志荣升爸爸。”
我抱着宝贝竟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口中叨叨着：“谢谢谢谢！”甚至还没来得及细看，就一溜小跑把宝贝抱到了病房，双手托交给老婆。
老婆坐在病床上，见我抱着孩子进来，早早就张开怀抱：“快给我，妈的宝贝。”
接了女儿就在她的脸蛋上亲了起来。一瞬间妻子幸福得脸颊绯红，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