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县城，多多把我带到她在单位的宿舍，扔给我几本书，让我在房间等着，她去约人家去了。
等多多回来，已是正午。
多多告诉我：“郭兰英录节目，要到下午四点钟才能见面。刘红旗姥姥住院了，在陪姥姥，今天没时间。”
午饭之后，在多多寝室里，多多的话特多，问这问那，到四点钟还有三个小时，我有点耐不住，对多多说，算了，今天就不见了吧。多多说：“不行不行，既来之则见之，不急不急。”那好吧，我等。但我提出一个人到县城转转，打发时间。多多有些不情愿的看着我，还嗔怪地说：“我专门请了假陪你的，你却把人家拒千里之外。”
我一个人顺着大街漫无目的的走着，县城我不陌生，离开四年多了，有了一些变化，但不大。
走着走着，就走到我曾经卖字画的地方。站在当年蹲过的方砖上，同时也就想到了县群艺馆干部模样的人没收我字画的往事，心里多少有些酸楚，也有了许多感慨。
对面的饭馆生意依然红火，里面人来人往，有的人买了油条，用麻绳扎着提起往外走。有的人买了油条找个座位大口大口吃起来，吃得很香，嘴唇上闪着亮亮的油光。胡辣汤的香气很诱人，这诱人的香气里弥漫着一股家乡的情结，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的嗅觉捕捉到了胡辣汤特有的味道，我立刻就有一种被温暖和幸福包裹的感觉。今天我又闻到了这种绵绵的香味，虽然没有过去那么馋了，但依然感到好闻、想喝。
我溜达到了新华书店，看到一本《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摆在书柜上，拿在手里就没丢下，一口气读了百把页，一看表，嗐，四点已经过了，怕多多生气，急忙把书丢架上赶紧回去找多多。
多多见我回来，并没有很急的样子，我问：“人家来了没有？”
多多说：“郭兰英还有点事，恐怕还要等一会。”
这算什么事儿？这么不守时。我就想要离开，但看到多多一副期待的样子，心想，算了，大半天都过去了，还在乎这一会儿？
五点也过了，人还没有来。
天色已晚，想到回家还有十几好里路程，决定不再等了。
我说：“多多，看来与明星无缘了，我得回去，要不得走夜路了。”
多多没有应声，轻脚轻手走到我跟前，很静。
她缓缓抬起头，看着我的脸，很深情的样子。
我突然一哆嗦，发现多多的眼睛里有种以前没见过的东西。我本能的后退了半步，可就在我后退之际，多多张开两臂一下子把我拦腰抱住了。
“哥，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多多把脸贴在我胸前，问。
“你、你挺好的呀。”我想把胳膊抽出来，但多多抱的很紧。
“那你咋就把眼睛总盯在别人身上，看不见眼前这个妹妹呢？”
“咱们不是亲戚不是兄妹吗？”
“兄妹咋的？哥，咱是表兄妹，而且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表兄妹！是亲上加亲！”
我怕多多还要说下去，我用力把手拉开，并且做了个拒绝的手势，我说：“多多，这不可能，我从来没有想过，真的，从来没有。”
之后，我跳上自行车，一阵风似的逃离了临颍县城。
在骑上自行车之后，我能隐约听到多多的抽泣声。
留出一天送母亲到县医院看了医生，做了几项检查，拿了些药品，了却了做儿的一桩心事，我就和家人告辞了。
离开家我并未归队，利用探亲的机会，拜访《奔流》和《长江文艺》两个文学杂志，那是早有预谋的。在家的七八天，探亲访友拉家常，还有相亲，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已经非常困倦。当我踏上北去的列车，尽管拥挤和嘈闹，可我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感到贴熨和踏实。
3
先到了郑州。
郑州是河南的省会，河南省文联办了一个文学期刊叫《奔流》，就在郑州的经七路上。
河南是我的家乡，郑州是河南的首都，家乡人说的是家乡话，写的是家乡事，从感情上说，自然要把稿子投给家乡的刊物。
上了车却发现没有座位，是一张站票。
车上拥挤不堪，过道上躺着的、蹲着的、立着的全是人，就连座位下面，也塞满了困盹的旅客。
我被乘客挤在过道上，侧身站着。身边有一背麻袋的大爷，麻袋里鼓鼓囊囊不知塞了些什么硬邦邦的东西，看大爷的表情就知道有些重量。他有力的胳膊肘恰好抵着我的肋部，我想挪个脚改变一下姿势，但挤得太紧，动弹不得。
我一身戎装，四个兜的。那时候没有军衔，当官当兵就这一个区别，当官的比当兵的多俩口袋。我脚上蹬着一双新皮鞋，三截头的。皮鞋虽然新，在这被挤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车厢，也没有谁能看得见。而且，皮鞋肯定被踩得灰头秃脸不成样子了。
这身军装和这双三截头皮鞋发给我快两年了，一直没上过身，不敢穿。那年代“左”的东西多得要命啊，部队不断推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典型，比如某某提干八年了，仍穿着两个兜的士兵服。士兵服停发了，没有新的，就在旧的上面打补丁。好家伙，补丁越多，艰苦奋斗精神就越牢，士兵的本色就保持的越好。某某当官五年了，还没戴过手表。不讲工作需要，只讲政治意义。头头说了，把军官服发给你你就穿上了，连客气也不客气一下，很不谦虚嘛！发了工资你就买手表了，追求奢侈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嘛！等等等等。
这套军装在连队我是想穿而不敢穿的，探亲时我把它塞到提包里，在武昌火车站嘈杂而尿臊气味很冲的公共厕所里，我把士兵服脱下来，换上了四个兜的军官服，乘机把皮鞋也蹬上了，引得一群岔着腿撒尿的旅客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天高皇帝远，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授嘛。
穿上三截头皮鞋和四个兜的军装果然感觉不一样，胸也挺了，腹也收了，人也精神了，女孩子们看我，目光里的内容似乎也丰富了许多。
一位乘客可能是急于找到自己的孩子，他口里嚷着很可能是孩子的乳名，使了全身的力气往车厢的另一头挤。一股力量朝我涌来，站立不稳，可脚下已无法后退，身子直往后仰。
后面的座位上端坐着一位女青年，我扛不住，无奈，身子的一部分就压在了女青年的肩上。
过意不去，我就向女青年歉意的笑笑。女青年不但没有生气，还回我嫣然一笑，并且用手捅捅她的同伴往里边挪了挪，留出半个屁股的位置示意我坐。
我好感动，准备落坐，可是那位背麻袋的大爷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眼疾身快，顺势一歪，把座位给抢占了。我看了大爷一眼，又看了一眼女青年，表示对大爷的行为理解，对那位姑娘的心意也表示领了，毕竟是位老人，且还背着重重的行囊。
可女青年不干了，她大声嚷嚷：“喂，老头儿，挤什么挤，这本来就是两个人的坐位，挤什么挤呀。”
老人家重又起身，站在原来的位置，一脸无奈而又尴尬的样子。我别过身子，一直到郑州站下车，没敢再看一眼那女青年还有背麻袋的老者。
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郑州站，在熙熙攘攘的站前广场，从军用挎包里掏出本《奔流》杂志，上面有该社的地址。其实这个地址我是知道的，但我还是下意识地打开刊物去核实一下，对，是郑州市的经七路，门牌二百七十八号。把杂志装进挎包，就像鲁迅笔下的华老栓摸摸包里的硬物一样，我摸了摸包里的四个短篇小说稿子，都还在，便甩开大步走向公共汽车站，在站牌上寻找去经七路的公汽。
公共汽车穿了好几条街，运行了半个多小时，到了经七路。下车后又询问了好几位路人才找到了《奔流》编辑部。
本来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热爱文学的缘故，因为是《奔流》忠实读者，这个陌生的地方便有了几分亲切感。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小说组的一位责任编辑接待了我。
是一位男性老者，他把一把椅子推给我，说：“坐吧”。
坐下来，我自报了家门，说明了来意，同时把对文学的挚爱和对《奔流》的爱戴不无激动和真情地表白了一番。之后，我把四个短篇中的其中两篇捧到老编辑面前。
老编辑微欠了欠屁股，接过文稿看也没看就搁在案头。他皱皱眉，迷惑不解地问：“干嘛大老远跑来送稿？寄来不是更好吗？把信封剪个角，写上‘邮资已付’，丢进邮筒完事。你专门来送稿，耽误时间又花钱，何苦哩？”
我诚恳地说：“我回来探亲，顺便的，再说，主要是想拜见一下久仰的编辑老师。”
老编辑好像并不领情，冷冷地说：“没有这个必要”。
老编辑站起来倒开水，我以为给客人倒呢，可是他往口杯里续了开水，呶呶嘴吹了吹热气，“嗞嗞”地嗫了两小口，又坐下了，根本没我的份。
我想再坐下去就是多余了，便起身，但转念一想，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呀，我得有个小小的请求，我说：“老师您百忙中看看我的小稿，您说个时间，我再过来聆听您的教诲”。
这时候电话铃声响了，老编辑正准备回我话，被电话铃声打断，他抓起听筒，却没有接听电话，而是用手捂着送话器，对我说：“就这么说吧”，并且做了一个告辞的手势。
我只好悻悻地退出编辑部。
热脸贴上个冷屁股，既有失意又有落寞。
一个人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马路哪儿宽阔往哪里走，哪儿人多往哪里去。不知不觉就溜达到了二七纪念塔，这是郑州最繁华的地方，双子塔是郑州三十年前地标性建筑。觉得有必要在二七纪念塔下照个像留个影，也就照了，但心情不好，脸色阴沉，表情灰暗。现在翻看这张老照片，还能看出当年文学热情被泼了冷水后的迷茫和落魄。照完相之后坐饭馆里吃了一大碗烩面，在附近找了一个一天不到两块钱的旅馆住下了。
因为探亲旅途奔波，跟父老乡亲夜里聊天太晚，就感到特别的疲劳。吃饱了肚子，倒床就迷迷糊糊睡了，醒来的时候看看表，已是凌晨三点多，稍一算，时间已经过去了九个小时。扒开窗帘看看街上，街上亮着昏黄的路灯，行人和车辆都很少了。撒泡尿，然后又躺下接着睡。
上午十点钟，我又来到了《奔流》编辑部，老编辑见到我满脸疑虑，脸上的大问号在问：“怎么又来了？”我就顺着他的表情答话：“对不起，打扰您了，我想听听您对两个稿子的看法，给我指点指点。”
老编辑“噢噢”地应着，在办公桌上成堆的稿件中翻了翻，可能没找到我的稿子，可能压根就没有印象，也可能觉得找不找得到都无关紧要，他就摊开一双干瘪的老手，说：“你先回去吧，有什么看法我写信告诉你。”
门外进来一壮年男子，肩上扛着一沉甸甸的袋子，他把袋子卸下肩时还如释重负地长叹了口气，然后把个口袋扎线解开，倒提着一抖，“哗啦啦”涌出一大堆信件。老编辑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这是一天的来稿，六七十斤重啊。”
郑州之行把心情弄的很霉，期望和现实形成巨大反差。到处都是熟悉的乡音，这乡音若在异地他乡能迅速唤起我对家乡人的好感和认同，但此时老编辑的乡音因为充斥着麻木和冷漠，它使我对这纯厚的“中原雅言”产生了不小的抵触。初入郑州，大街上，商店里，公汽上，这乡音使我感到亲切、温贴、舒坦，此时，同样的话语，昨日的这些感觉一扫而光，特土，土的掉渣，它甚至让我听起来生厌。
我必须得尽快逃离这个地方。
坐在火车上，心慢慢地安静下来，开始回味老编辑的话。是呀，一天的自由来稿，就能把一个壮年男子压得哼哼叽叽，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数量啊。据老编辑介绍，他们编辑部小说组老少加起来才三个人。一个完全不成比例的两组数字。这么宠大的投稿规模，若每篇稿子必读，简直可以把仨编辑淹死在文稿的海洋里。我一个不知名的文学青年，居然企求老编辑专门抽时间阅读自己的小稿，还期望他向作者反馈意见。在老编辑的办公室里，我感到老编辑有点不近人情，坐在火车上一想，又觉得自己的要求可能过于天真和苛求了。想到之前向编辑部投稿那种如同石沉大海般没有音讯，不但少了些怨恨，还生出几分体谅。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这个时代禁锢人们的政治枷锁被打开后，人们的思想犹如干枯龟裂的土地遇上了久违的甘露，文学艺术催绽了人们心里的春天。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仿佛一夜之间冒出了一支千万文学青年群体，也许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中国能承载文学作品的报刊、书籍又极为有限。因此，就形成了千万大军竞挤文学独木桥的悲壮场面。悲哀的是，一不留神，我居然加入了这一行列。
4
火车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这是列车在平原上特有的节奏，因为地势平展，这种节奏感受久了就有了一种令人厌烦的单调。
这是一列特快，从北京到广州，临颍是个小站，不停靠。过了许昌，我就把脸贴到车窗上向生我养我的村庄方向凝望着。
因为匆忙，这次探亲在母亲眼里一事无成。出门的时候，母亲不舍得我走，把我送到村口的大路上，用手绢擦着哭红的眼睛。
我朝西南走，向着县城的方向。不敢回头，知道母亲还立在那里哭泣。离村口已经很远了，村子里的犬鸣和孩子的哭闹都变得模糊了，我才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发现母亲依然伫立在家门口向着西南方向张望，那个矮矮的老太太的身影忽然就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出生的村庄就在京广铁路的东边十七多里路的原野上。有了听力就听到了火车的鸣笛声，那种悠远而又沉闷的汽笛声令我向往。然而直到十七岁，我才有幸目睹了瓦特在一百多年前发明的火车。坦荡的平原，十七多里的路就可以阻止我整整十七年，多么可悲而又不可思议呀！
这次探亲在家的几天，虽没有把找对象太放在心上，虽然见了几位均无结果，原因也并非表妹多多说的那样，我看不起农村姑娘。真的，那时候当兵没有几年，当军官不过半年多，离开农村的时间也不长，而且被关在军营里与外界没有什么接触，对城里姑娘缺乏了解，甚至还相当陌生，她们对我还不具有诱惑力。失败的原因不是长相也不是家庭，而是坏在女孩子那张嘴上。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内涵，反正我讨厌没有内涵的女人，一见面连一点含蓄都不讲就赤裸裸地给人说条件提要求。其中一位十分滑稽可笑，见了面才发现是我的高中同学李巧满。
天下竟有如此的巧合，但这次巧合却注定没有缘分。
我万分惊诧：“怎么是你呀？你、你怎么还、还没成家呢？”
我有点语无伦次。而李巧满却非常兴奋，她比我老练多了，笑说：“老同学都没有成家，我干嘛着急呢？”。
无法继续谈下去，因为我和李巧满在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段故事。
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情窦初开的学生之间免不了给爱慕的人送点礼物。说实话，我因家境贫寒，平时的衣着打扮过于寒酸而羞于在女同学面前表现，自然很难赢得女同学的爱慕。而我的一位最要好的同学张士民，父亲是村支部书记，哥哥又在军队当军官，姐姐也在县城里工作，家庭富裕，手头自然阔绰些，虽然有点像纨绔子弟，但很有女生缘。有几位女生给张士民亲手织了棉线背心相赠。
一日，张得意地把数件不同色彩、不同线质、不同图案，且出自不同女生之手的棉线背心抖给我看，并且拿出其中一件慷慨地送给我。
我说这可不行，按照古书上所写，这应该属于定情之物，代表了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爱慕之心，是不可随便转送他人的。
张士民这兄弟毫不在乎，且得意的说：“怕什么？她送给我就是我的了，你尽管拿去穿。”
那年月人穷，志似乎也短了，张士民几劝，我竟经不住诱惑，鬼使神差地就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