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喜欢读史，尤其喜读野史和杂说，究其根本原因，乃是野史杂说所记的人和事，比正史真切，没受到正统思想的浸染，也未经统治者根据需要加以删改，从而具有更多的真相或独到的见解，如果与正史相与比较而读，就有可能得到新的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这样写道：“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至今还道‘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吧。因有了这种经验，尤其是有了读野史杂说的经验，两两对比，读后者就另有一番价值在。他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比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假若不是用比较的方法去读史，鲁迅也就不会有那么深入的体会，也就见不出比较的好处来了。事实正是这样。前面提到的《茅亭客话》就是好的例子。《茅亭客话》，系宋代黄休复著，其内容记录了从五代到宋真宗时（约公元十世纪）的蜀中杂事。鲁迅不仅看了四库本，后来又看了校宋本和影宋本，经过对读，鲁迅发现了一个秘密：“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鲁迅所说的四库本删改古书的“阴谋是指的什么呢？说穿了，指清朝统治者有意抹去古书中体现出来的作者的民族气节的文字，淡化汉人的民族仇视心理，使汉民族的人成为大清的顺民。鲁迅正是通过比较阅读，使清统治者的实质暴露无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踿踿，抽毁踿，剜去之类也且不说踿踿，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踿，也曾经有过很有些踿踿骨气的人踿踿。不仅如此，鲁迅还通过对读宋代晁说之的诗文集《嵩山文集》的四库本和影旧抄本，发现“贼“虏“犬羊等字都被四库本删改了；即使提到金人的淫掠也加以避讳；至于“夷狄等字眼，更在删除之列；连“中国这两个字亦不让出现，“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
这里再举一例。鲁迅在家乡读书期间，曾看过《蜀碧》，从而产生了对张献忠的不满；后来他又看了明代宋端仪的《立斋闲录》。两相对比，永乐皇帝的凶残就深深刻在了他的脑子里，他渐渐发现“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读这些书时，鲁迅还是个少年。事隔四十年后，他偶然翻书时，从清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的改定本，发现该书引用了永乐皇帝的上谕，于是他认为“足够‘略见一斑，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这则上谕的内容如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
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这就是永乐皇帝的真面目，凶残，冷酷，对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极尽绞杀之能事，活脱脱地露出了暴君的形象。通过各种书的对读，鲁迅不仅认识到了永乐的本质，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中国封建时代中国人命运的悲剧性：“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真理性的结论。鲁迅对历史或事物的认识，就是通过读书，大量比较后而来的，其深刻与独异在于他对比较法的运用。
鲁迅看书，与己相投思想相通的自然不会放过，但这往往会限制自己的思想和眼界，于是为了比较，他主张读对立面的书，即将对立面的书与自己合拍的书相互参读。这样，既可知彼知己，又可使自己的思想认识更全面，也有助于澄清似是而非的种种思想观念。鲁迅指出：“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块的砒霜，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例如以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这一类。这倒是应该防备的。由此可知，鲁迅在接受知识或思想方面，决不是盲目的，而是要在弄清正反两方面的问题基础上，才来作出自己的选择。从早年留学开始，他就是这样来读书的。他既读鼓吹反抗的作品，如拜伦等人的书，又读宣扬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爱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他既看古典的，又看现代的。后期，他努力阅读革命文学的作品，宣传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他仍关注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他读厨川白村的理论著作，看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如超现实主义、未来派的作品。因此，他明确地指出：“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只有通过比较阅读，对不同倾向、不同观点、不同意识形态的作家的作品有了基本的了解，才会为树立正确的思想找到参照，才能为正确吸收知识确定立场。这是鲁迅的读书总结，也是读书人应有的正确态度和必须掌握的读书方法。鲁迅因之告诫青年：“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分歧。鲁迅所提到的作者和作品，显然是两种意识形态的不同著作，但作为文学研究者，如只守一隅，那只能是一叶障目，眼界必定会越来越狭小。因此，广泛阅读，实质上就是为比较阅读提供基石，而比较阅读又是知识与思想升华所必需。
比较阅读的另一方法是参读。参读在鲁迅读书生涯中是相当重要的方法。如果说，比较阅读是指广义的参读，那么，此处讲的参读，乃是狭义的或者说是指对一特定对象研究时，所进行的比较性阅读。如研究某作家，除了读他的作品外，还要读与他相关的传记、批评和研究性的书，还要读作者所处时代相近、相异作者的作品，更要了解所处时代的历史、社会思想等情况。这就是鲁迅自己研究作家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积极主张的读书方法。鲁迅读书，如读文艺作品，不但读选本，还参读作者的传记、专集以及有关研究性的著作，同时他还要了解同时代作家的情况，以便了解其在所处时代的地位，发现其特殊的风格和价值。他说：“倘是要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个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他最反对的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的读书、研究方法。他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他认为，如果只凭“摘句来评议作者，是一种歧途，“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反之，他非常赞赏作者文集里面收有他人的有关的文字，因为这可以参读比较。他说：“现在还在流传的古人文集，汉人的已经没有略存原状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下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这就是参读的好处。
比较阅读法的形式十分丰富，在鲁迅那里，也不仅仅是提到的那几种，不过是选取了几种主要的加以介绍。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读书的方法是多样的，科学的读书方法是鲁迅知识广博的重要基础。就比较与参读来说，在他那里，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有作家与作家的比较，也有篇章字词的比读；有历史与现实，古代与现代，还有中与西，不同流派不同倾向的比较。他的读书实践，为后人指出了一条科学有效的道路；这是一笔珍贵的读书方法的遗产。今天的青年人，读书亦不少，收效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方法不当应为主要问题。鲁迅的读书方法，如能加以继承，并加以发展，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得到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