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由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因而当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便构成了宇宙间新陈代谢的无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内部的新旧两个方面相互斗争，结果新的方面不断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而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
在毛泽东看来，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方面讲，这种研究实际上就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从实践方面讲，这种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理论，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提供了哲学方面的基础和依据。
为了把对立统一的讨论和阐发引向深入，毛泽东在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问题之后，继续阐述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研究实际上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这是因为，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简言之，研究矛盾双方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就是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同一性是指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1～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毛泽东看来，在同一性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中，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更为重要。只有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才会有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诞生。承认不承认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的一个重要分野。形而上学一般并不否定矛盾的存在，但却从根本上否定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关于矛盾的斗争性，毛泽东指出，这即是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趋势。其中，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但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与矛盾的同一性相比，矛盾的斗争性具有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促进一事物向它事物转化的重要特征。“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共居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各自特征，决定了两者的关系是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无所不在的，因而是绝对的。“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指出，绝对的斗争性和相对的同一性又是辩证地联结在一起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相反，同一性又制约着斗争性，同一性都是具体的。矛盾双方的不同的同一状况，决定着斗争的不同内容、方法和形式。“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综上所言，《矛盾论》是一部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进行全面而深刻发挥的哲学著作。它通过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等问题的科学阐发，建立起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矛盾论》的发表，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阐发，与《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论述一道，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推向了成熟发展的新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表现，在内容上具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对中国革命的特殊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以及集中反对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即主观主义和语言风格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而毛泽东的“两论”正集中反映了这些特色。“两论”不像过去那样在中国革命的个别方面和局部问题上，而是在中国革命的总体上贯彻了哲学研究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方向上和学风上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的结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两论”不仅仅对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且对实际工作中的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观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第一次从哲学的角度概括了中国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从认识论、方法论方面深揭了党内各种错误的根源，从而为全党指出了一条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克服主观主义的正确途径。另外，“两论”也不仅仅在个别的实例和遣词用句上，而且在思想内容上把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批判地继承下来，在整体的语言风格上把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分析与鲜明生动的形象比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整个著作通篇显示出民族的风格和气派。更主要的，“两论”还通过国内革命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特有的新鲜经验，通过对五四以后特别是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充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伟大贡献。总之，“两论”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从思想上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三）《论持久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正确地指导这场战争，必须从整体上和发展上科学地认识这场战争，纠正对这场战争的种种错误估计和认识。为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对抗日战争进行了总体上的科学分析和考察，写出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的军事哲学著作。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首先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哲学的理论分析，这就是从正面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剖解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质和发展过程，从反面用辩证的思想方法批判对待抗日战争两种有代表性的错误认识。
毛泽东强调，要正确地认识抗日战争，正确地认识这一战争的特性和发展过程，就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的特点展开客观的、全面的分析。而一旦进行这种分析，人们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基本认识：“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其他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指出，这一点是认识抗日战争的全部问题的根据，它展开说来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方面，首先，它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其次，它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和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领土，烧杀掠夺，充分反映了它的反动和腐朽；第三，日本国小而且资源匮乏，人力物力不足，不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的战争，在国际上必然失道寡助。在作为被侵略一方的中国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在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及政治组织力量诸方面都是软弱的，都不如侵略者；但第二，中国有经近百年解放运动锻炼的广大人民，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加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由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在国际上必然得道多助。
毛泽东指出，以上就是抗日战争的全部客观情况。战争双方的这些特点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共同构成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性内容，是我们认识这场战争的基本出发点：“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是贯穿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总之，研究抗日战争，就必须从这些特点的实际出发。
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这种总体性的分析，把中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中日两方的军事政治力量对比，以及中日两国的自然条件等等均纳入观察的视野，从而坚持了一种全面分析的观点。同时，又把中日双方的强与弱、正义与非正义、多助与寡助等等因素放到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进行考察，从而坚持了一种辩证分析的观点。这种全面的辩证的分析，不仅揭示了中日战争的本质特性，同时也揭示了构成这场战争、决定这场战争进程与结局的基本要素，为人们正确认识这场战争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支点。
根据对抗日战争的上述的全面本质的分析，毛泽东预测并剖解了抗日战争的必然发展过程和最终必然会出现的结局。他根据中日双方各种基本矛盾互相制约和互相减杀的状况，指出抗日战争的进程必然要经历三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这就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指出，这种进程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构成这场战争的各个基本要素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上述战争的进程，“规定了或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或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具体说就是，在上述三个阶段中，敌我双方的力量是相互消长的，每一方都经历着相反方向的力量变化。例如在第一阶段，我方有向下的变化，如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及土地、人口的缩减等等。但这只是旧的质和量的变化，并且主要表现在量上。与此同时，我方也有向上的变化，如军队的进步、人民的动员、国际援助的增长以及作战经验的积累等等。这是新的质和量的变化，并且主要表现在质上。在这一阶段中，敌方虽然也有向上的变化，如土地人口的增加和资源的扩大，但同时也有向下的变化，如人力的伤亡、士气的颓靡、装备的消耗和国际舆论的谴责等等。随着抗日战争后两个阶段的发展，我之向上的变化将不断扩大，向下的变化将不断缩减，直至转入战略反攻。而敌方恰好相反，向下的变化不断加剧，向上的变化不断减缓，直至变为战略退却。总之，毛泽东认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36～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在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这种预测中，毛泽东不仅根据抗日战争的正义性预言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最后胜利，而且根据敌我双方矛盾的性质、特点清晰地勾画了中日两方各自不同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而既为人们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光明前途，又为人们展示了战争发展的曲折道路，这一预测，堪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典范。
基于抗日战争性质及发展过程的辩证分析，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两种有代表性的错误观念——“速胜论”和“亡国论”，从哲学上揭示了它们的本质和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