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浩
1.车祸发生
这天早晨，我接到了一起交通事故案。一辆桑塔纳轿车把一个卖菜的农民撞了。据肇事司机说，农民挑着担子突然冲过来，他根本来不及刹车。周围的目击证人都没看清楚具体是怎么回事，只听见一声闷响，车祸已经发生了。
坦率地说，在这种案件中，我对双方的证词都不太相信，因为他们都会想法儿减轻自己的责任。自己去观察，才是最可靠的。再说这起案件里被撞的人也说不了话。他现在仍在重症监护室，没有脱离危险。管床的医生正好是我的朋友，外号“铁匠”。为什么有这个外号？一是因为他的确十分健壮；二是因为骨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往往拿着些螺丝、钢板之类的材料，好像真在打铁一样。
铁匠带我到重症监护室。伤者才十九岁，在高大身材的映衬下病床显得很小。此刻，这个健壮的小伙子在日光灯的照射下，脸色比床单还白。满身的医疗器械让他看上去有点儿怪异：头部的绷带占据了大半个脑袋，厚厚的白纱布里面一边冒出一根橡胶管，目的是引出脑内的淤血；气管做了切开，呼吸机正在有规律地工作；手上、脚上都在输液；五根钢针垂直地从皮肤里面冒出来，然后跟一个外固定架连接起来。
我们回到铁匠的办公室，继续讨论伤者病情。铁匠很不乐观地说：“患者的颅骨碎裂很严重，手术中切开头皮时，颅骨几乎掉了下来，脑部血管严重撕裂，不到四十八小时已经引流出200毫升淤血。”我也当过外科医生，抢着问：“这样严重的情况，按道理应该再做个CT，看看引流是否充分，不然淤血留在颅内更加危险。”
铁匠叹了一口气：“我又何尝不想，可是家属没钱了。”他往办公室外看看，低声说：“脑组织广泛挫伤，手术中不得不切除了部分坏死的脑组织，现在脑水肿严重，患者已经出现脑疝症状（脑组织严重受压，挤到了别的地方，这往往是死亡的前兆）。他之所以现在还活着是因为年轻，如果换个年纪大点的，现在恐怕已经……”
正在这时，对面走廊上传来一声并不太响亮的女声：“卖牛！”一个中年男人从转弯处闪出来，蹲在重症监护室门口，愣愣地望着墙角，一声不响，大口大口地抽烟；随后一个妇女走了出来，嘴角紧紧抿着，眼眶红红的，手上拿着医院的一次性脸盆，到洗漱间去了。铁匠告诉我，这是伤者的父母。我苦笑了一下，现在离事故解决还早得很，首先是二十日之内法医鉴定书和车辆检测报告，然后是事故责任认定书，再然后是可能旷日持久的诉讼……在这之前，很少有肇事司机会拿出钱来，所有的费用都由伤者家属承担。可这些来自农村的家属哪里承担得起。卖牛！牛对农民意味着什么，那是来年的希望！我现在能做的，莫过于尽早找出车祸的真相，这就算是帮到他们了。
铁匠给我拿来了手术前的X光片。教科书里有一种所谓的“楔形骨折”的说法，也就是骨折碎片加起来好像一个三角形，尖端指着汽车行进的方向，而底面就是撞击面。我曾在无数交通事故中见过这种骨折，它甚至能指出逃逸车辆原来的行进方向；但是这一次它失灵了，五六块碎骨一团乱麻般彼此重叠着，交叉着，一个平面的X光片根本容纳不下这么多信息。人体结构之复杂，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扰，如果是一截木棍被撞，那么它的断端指向的方向就是受力的方向，但是人体就不同了，碎裂的骨片会受到肌肉的牵拉，会受到组织的缠绕……我转身来到放射科，想在头部的CT片上碰碰运气。运气不错，在放射科螺旋CT上，颅骨三维被重建，我很快弄清了车祸的过程：首先是桑塔纳的前保险杠撞在了伤者的腿部，然后是车辆的挡风玻璃和车顶交界处撞到了伤者的后脑，造成了一个凹陷性骨折；然后伤者飞出去，撞在坚硬的地面造成了一个所谓“同心圆”骨折（好像我们在桌子上打鸡蛋，鸡蛋的裂缝会由一个个环形组成，中间再加上一根根放射状排开的裂缝）。这证明肇事司机在撒谎。伤者正好好地走在路上（但他也没有遵守交通规则走在人行道上），司机由于某种缘故没有看见他，甚至没有减速就重重地撞在了他身上。按交警朋友的说法，肇事司机后来承认他当时在接电话。
2.猫鼠交锋
真相水落石出，我必须在二十天以内完成责任认定的鉴定书。但是工作还远没有结束，因为伤者的最后损伤程度以及后遗症的鉴定还得由我来完成。这个过程估计会很漫长，因为伤者的治疗还没有结束。每次有机会去铁匠那家医院，我都会顺便了解一下情况。一个月过去了，奇迹没有发生，伤者还离不开呼吸机，也就是说他最基本的生命中枢还没有任何活力。
家属为了给儿子治病，不仅把牛卖了，连房子也搭了进去，可是这一点钱够干什么？甚至还不够一个礼拜的医疗费。铁匠也很心痛，组织了一次医院的募捐，但还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伤者的父母兵分两路，父亲在老家专门借钱，母亲则在医院照看儿子。有时我来得早，发现那位母亲用一张凳子拼在床旁，蜷在儿子的脚边睡觉。她生怕触动了那些维系儿子生命的瓶瓶罐罐，因此紧紧缩成一团，显得格外弱小。她没钱去住旅社，也舍不得花钱加床。每一分钱都要省下来给儿子治病。儿子吊不起昂贵的营养针，这个农村妇女居然只用一天就学会了用胃管注射牛奶。看着她熟练地使用胃管，表情那么平静，我们的喉头都堵得说不出话来。起先大家都管她叫病人家属，后来有个护士说她姓杨，于是，医院里的人全改口叫她杨妈妈。
尽管杨妈妈呕尽心血，病床上的儿子却明显地瘦弱下去，生命的迹象在他身上越来越弱。铁匠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场面，他给伤者做了一个脑电图：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伤者还有脑部活动。铁匠不知该怎么说，他拿着那张杨妈妈看不懂的脑电图，希望她能明白自己的意思——放弃吧，你们再也耗不起了。杨妈妈似乎明白了，她回转身，从衣服里拿出一小沓钱，这是她今天卖血的钱，要求再给儿子注射一次静脉营养。我跟铁匠呆在那里，决定再也不提放弃的话。
当杨妈妈卖血频繁得足以把身上的血换了好几轮后，一直躲着不露面的肇事司机终于出现了，不过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代表——一位律师。律师带来了一个我的同行。那天我正好也在，心想这肇事司机还真是出手不凡，一下就是法律加医学的豪华阵容。这两人去病房转了转，跟铁匠聊了聊，又找来病人的病历翻看，然后两人一边说，一边往伤者病房走。
杨妈妈紧张地看着对面那两个衣冠楚楚的人，打从他们来，除了自我介绍，一句别的话都没说。按理，他们应该是给自己送钱来的，虽说这钱来得太晚，但儿子总算有救了。律师走上前来，开门见山地讲道：“你们的儿子已经脑死亡，我建议你们放弃治疗，因为这些无谓的治疗费用最终会转加到我的委托人身上。”
律师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可杨妈妈就是不明白：他们不是来送钱的吗？是他们撞了我的儿子，为什么一开口就要我放弃治疗？
见对面的农村女人不说话，律师又说：“如果你们签字放弃治疗，停止呼吸机运作的话，”他指了一下小伙子赖以生存的机器，道，“我的委托人可以马上给你们一定的经济补偿，两万，怎么样？”
杨妈妈终于开口了，她的回答是把热水瓶摔在了地上。一地的开水和水银片随着巨大的声响散落飞溅，杨妈妈咆哮着：“滚！”
律师往后退了两步，继续站在门口，想要完成自己的使命：“要么，三万也可以。”
这时候，杨妈妈突然疯了一样从病房里冲出来，对他又咬又打，简直像一头母狮，围观的人想去拉她，被她轻轻一推就弹开好远。律师虽然见过各种场面，不过对于这样直接的肢体冲突显然没有防备，他一边躲避对方的厮打，一边加价码：“三万五？四万！上法庭你也拿不到四万！”
“砰”的一声，伴随着自己最后一句话，律师飞了出去，重重撞在了医院走廊的水泥护栏上，幸好走廊是封闭的，不然他早就以身殉职了。
律师直接进了急诊室，X光片显示，他断了一根肋骨，这位老兄拿着片子哎哟哎哟的时候，一个护士白他一眼，骂一声：“活该！”
刚才勇猛如斗士的杨妈妈现在茫然不知所措，惴惴不安地看着律师惨叫。我也为她捏一把汗，这种情况，律师如果提出诉讼，结果可想而知。奇怪的是，律师从始至终什么也没提，可见他还有点良知。当律师最终离开医院的时候，杨妈妈好像是一个刚打完仗的战士，突然瘫软在地上，顾不上整理一下扭打中敞开的衣服，号啕大哭起来……3.奇迹出现
我不相信神鬼，但是奇迹真的发生了。两个礼拜后，那个小伙子竟然可以自主呼吸了，被转出了重症监护室。这给杨妈妈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她第一次离开医院，从家里带来了一筐土鸡蛋，感谢一直照料儿子的医生护士。大家不要，可还回去之后，土鸡蛋又会悄悄出现在办公室。医院骨科又组织了一次捐款，但这次杨妈妈说什么也不肯要了。
病人一天天地好转，当车祸过去两个月差三天时，小伙子最终睁开了双眼。杨妈妈欣喜若狂，不过，这个小伙子已经认不出妈妈了，更无法意识到他身处何方，他无法进行最简单的十以内的加法，无法自己端着饭碗吃饭，由于脑组织损伤后修复形成的大量疤痕，他随时还会癫痫发作……这个结果，到底算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
可杨妈妈高兴极了，她在儿子的耳边一次次地教他喊“妈妈”，病房里出现了一块小黑板，杨妈妈在上面笨拙地写道：2＋3＝5.这个农村女人幸福而骄傲地逢人就说：“我就当刚把他生出来好了！”
几个月之后，我开车去看望杨家母子，我的任务是对伤者的伤残程度和精神智力障碍作最后鉴定，这是法院判决赔偿多少的依据。按照程序应该是他们来而不是我去，可我还是愿意开着车在颠簸的山路上走好几个小时。
杨妈妈很快认出我来，拿出自家的落花生招待我。我提出要见见小伙子，杨妈妈很自豪地回答：“儿子挑水去了。”过了一会儿，小伙子回来了，杨妈妈从他的水桶里舀出一碗山泉给我解渴，真甜啊！我的心似乎被这山泉熨平了。
几天后，我在鉴定书上郑重写下“中度智力障碍”，虽然相比重度智力障碍，杨妈妈家获得的赔偿会有所减少，但是这样一定会更让杨妈妈骄傲。对了，差点忘记告诉大家，从他们家离开的时候，我特意问了这位母亲的名字，杨妈妈很认真地在我带来的纸上写下：杨兰香。三个虽不漂亮但工整的字，一如母亲平凡却伟大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