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政局也开始动荡。当时赫鲁晓夫就耍了一个花招，搞了一个第一书记，他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组织工作。他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在书记处里设了一个第一书记，由他担任这一职务。接着，赫鲁晓夫就开始彻底否定斯大林，这就给苏联后来的变化留下祸根。如果要分析苏联解体的演变过程，应该说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无非是完成了这个分裂过程。彻底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了列宁逝世后到斯大林逝世这30年的苏联历史，这实际上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动摇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在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我党中央就明确表态了，先后发表了《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至今，这两篇文章仍值得我们再读一读。
紧张的项目谈判
在正式进行项目谈判之前，我们还集中了一段时间，请苏联各部门的负责同志给我们讲授关于怎样作计划工作问题。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苏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萨布罗夫。早在斯大林逝世前，他就向我们提出，在正式开始讨论各个项目之前，应先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部门的负责人，给我们代表团这些人讲一讲关于怎样作计划工作问题。在征得我方同意后，即着手开展安排讲授时间和内容。
1953年1月26日确定了讲授的内容，并从1月30日开始听。从1月30日到2月26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苏联计划委员会的14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员分别给我们讲课，前后共讲了20次。我们十几个人，分头把听课内容详细记下来并加以整理，编辑成一本书，就是后来由国家计委出版的《关于经济计划的问题》。
苏联专家讲授的主要题目有：
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方法：工业生产计划；黑色冶金计划工作；有色冶金计划；燃料工业计划；电力；机器制造；基本建设计划；劳动计划；干部教育及技术人员与工人的分配；人民财政收支计划；商人周转计划；生产费与周转费计划；农业计划；财务计划；物资技术供应与物资平衡计划；统计工作；新技术计划。
此外，还请苏联建设事业委员会、冶金部的专家讲授了“苏联建设事业委员会机械设置”、“都市改建问题”和“苏联地质工作问题”等专题。
1953年4月初，正式进入关键性的谈判阶段。在此之前，我们同苏联方面也不断接触，就一些具体项目进行商谈，但是还处于零星、个别的项目谈判阶段。4月初，苏联各部门的负责人开始和我们进行谈判。
我负责冶金项目的谈判，我的谈判对手是苏联计划委员会负责冶金工作的副主席。这个人对项目抠得非常细，他要我们把每个项目都详细地讲给他听，然后他再向我们提出问题，要我们回答，因为我们没有搞现代工业项目设计的经验，有好多问题一时回答不上来。特别是我们国内的项目前期工作做得太粗，很难满足项目设计的要求。尤其是冶金项目，许多矿山的资料不完整，勘探资料远远不能满足设计的需要。在谈判时，最使我们挠头的就是矿藏量，这方面资料很不完全，给项目和设计谈判带来了很多困难。
关于钢铁生产，我们提出，除了改造鞍钢之外，还必须新建两个大钢铁厂，一个是包钢，一个是武钢（当时叫华中钢铁公司）。对于包头钢铁厂的建设，苏联方面很有兴趣。他们认为，包头钢铁厂条件比较好，地理位置也好，背靠苏联。而对于华中钢铁公司的建设，则不感兴趣。他们认为，武汉处于台湾飞机轰炸的范围之内，不安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空军的力量还比较弱。另外，武钢的矿山量太小。
关于铝生产，我们提出，除了恢复抚顺铝厂之外，计划再建两个铝厂，一个建在贵州，一个建在郑州。对于这两个项目，苏方也不赞成。他们认为，
根据中国的情况，有两个铝厂就够了。铝生产多了，中国自己用不了，卖给谁？卖给我苏联，我也不要。在东欧已集中建立了一批铝厂，苏联已经够用了。他们认为中国有两个铝厂，年生产能力就能达到10万吨。他们还举例说，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铝产量最低时每年只有4万吨，可是还是制造了4万架飞机。
由于这样，所以许多项目都谈不拢，尤其是涉及到矿量的项目更是谈不拢。这样一来，有些项目谈得拢，很快就达成了协议，有些项目谈不拢，就迟迟达不成协议。我们没有办法了，只好打电话把谈判情况报告中央，并请刚刚成立的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同志到莫斯科。宋应同志到莫斯科以后，专门找了苏联地质矿产部的负责人，把我国对矿山进行的最新勘探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他们表示同意和理解，认为我们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不能对中国同志要求得太严格，因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对矿量进行详细勘探的能力。苏联地质矿产部一表态，他们国家计委的同志也就基本同意了我们提出的项目。
其他领域的谈判也是一样艰苦。沈鸿同志负责机械工业项目谈判，由于我们提出的这方面的项目较多，所以苏联方面抠得非常厉害。沈鸿同志是专家，他的谈判对手是苏联国家计委委员。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几乎是天天为项目吵架。
苏联为我们设计和建设这些项目，也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他们的计划委员会几次找我们谈话，说中国是大国，提的项目内容，工作量大，接受这些项目就必须修改自己的计划，这和东欧的小国不一样。实际上，苏联方面接受了我们的项目，他们的计划必然要进行调整，要根据项目的进度供给我们设备，有些还要供给材料，派遣专家。接受我们这些项目，仅设计单位就增加了3万人。
在经济发展上，苏联要打破欧美对其封锁，也需要发展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个大市场。特别是苏联需要中国对他们战略物资的支援，如当时苏联需要的稀有金属钨、锡、锑、钼、汞，后来需要的天然橡胶等。苏联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需要妥善处理和中国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从日本人手里接受了旅顺、大连，想建成军事基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把接受的旅顺、大连的工业交还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没交还。直到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理去苏联，才定下来把旅顺海军基地交还中国。中长铁路两家共管了许多年，后来交还中国。苏联在新疆北疆三区也有经济利益，特别是三区有重要的有色金属铍，是核工业所需要的。当时就成立了中苏合营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大连保留了中苏合营大连造船厂。后来，苏联把两个企业也交还中国。
到4月中旬，各方面的谈判都已进行的差不多了。我们原来的计划设想是委托苏联帮助我们设计150个新项目，其中约有60项苏联没有接受。苏联方面不同意这些项目建设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缺乏技术资料如矿藏勘探的；二是他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设计的，如变电所、小电站等项目；三是可以推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的；四是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建设的；五是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建设的。当然，其中也有少数项目是由于苏联方面技术不过关而取消的，例如，原来我们提出要建一个合成橡胶厂，他们不赞成。后来我们了解到，苏联这方面的技术也不成熟。
这时候，富春同志派宋劭文同志回国向中央汇报。4月17日，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宋劭文同志的汇报。宋劭文汇报了与苏联新议定的9l项新设计项目和原已决定的50个项目，一共是141项的情况。对苏联的同志性建设和答应援助中国的项目，以及苏联希望中国向他们出口一些稀有金属（当时他们提出的主要是钨、锡、锑、钼、汞），毛主席基本上表示赞同。
宋劭文同志还向政治局汇报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萨布罗夫对我国制定计划的建议。萨布罗夫很坦率地对我们说：我们苏联的计划是留有余地的，计划指标总能让企业提前一年完成，至少能够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也就是说，到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前夕要完成五年计划。最好是提前一年，在第四年的十月革命节前完成五年计划。老实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力量还很薄弱，经验还比较缺乏，我们就是要鼓舞人的斗志，发挥人的积极性。假设我们订的计划指标太高，大家经过几年的努力，最后不能完成这个五年计划，那么，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哭了。做计划的同志要估计到一些不可预见的困难，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完成计划留有余地。”
周总理讲，苏联国家计委给你们讲课的记录很好，应该印发到省委去学习。
对于苏联提出我们的铁路计划太庞大的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认为，我们的铁路太少，尽可能还是要多修些。同时，赞同苏联国家计委提出的我国应在国外设立经济参赞处的建议。要求经济参赞处负责五件事：项目设计、成套设备引进、聘请专家、交流技术资料、派遣实习生等。
宋劭文同志从北京返回莫斯科以后，苏联方面已经答应我们提出要求设计的项目清单，并提出了他们认为应削掉的项目清单和要求中国出口物资的清单。这样，中苏双方又正式会谈了三次。会谈是在苏联贸易部进行的，第一次是3月30日，第二次是4月4日，第三次是4月25日。中国方面是富春同志主谈，参加谈判的是宋劭文、钱之道（代表军事工业）和我（代表民用工业）。苏联方面是米高扬主谈，参加谈判的是卡冈诺维奇、科西钦科和卡维尔（苏联贸易部第一副部长）。除了正式谈判之外，我们还多次同米高扬等苏方人员举行会商。谈判进行的比较顺利，很快达成了协议。4月25日下午，我从苏联外贸部取回协定草案文本和附件，经过大家多次认真讨论并仔细核准了中、俄文本，终于在1953年5月15日晚，正式签定了谈判协定。
在正式签定的协定中，明确了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并援助建设的项目为14l项。其中，在我们去苏联谈判之前就已议定的项目50项，赴苏联谈判过程中新确定的项目91项。后来，苏联方面又同意追加了15项涉及军事工业方面的项目，使总项目数增加到156项。这就是156项的由来。
协定正式签定后，我们大家都开始整理资料，做好善后工作，准备回国。其他未了事宜则交大使馆办理。富春同志由于要乘坐飞机回国，所以动身晚些。王世光、齐明、陈平和我4个人，带着装满几十个箱子的大批资料，乘火车回国。我们5月24日下午乘上火车，经过整整9个昼夜的颠簸才回到北京。
至此，历时近10个月的苏联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袁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