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举行了入朝之后的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歼敌1.5万余人，迫敌主力从鸭绿江边退至清川江以南地区，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美方的评论承认：“美军与中共军队第一次灾难性的遭遇，导致了第8集团军的全面撤退。”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志愿军在入朝作战的头8个月内，相继举行了5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其中美军8万人），收复了朝鲜北部原有的领土，把战线稳定在战争发动时的三八线附近，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中共中央、毛泽东对解决朝鲜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转变和深化的过程。最初，毛泽东设想入朝参战的政治目标是“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为此，提出要“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的作战目标。1950年12月第二次战役后，美国由于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考虑将其战略意图由占领全朝鲜改为保全南朝鲜，曾要求在朝鲜立即停火，然后进行谈判。毛泽东当时估计美国可能要求停战，但认为美方必须承认撤出朝鲜，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我方才能同意谈判停战。同时，他认为如果能更多地消灭敌人，首先全歼伪军，会对促使美国撤兵更为有利。为此，他于12月13日致电彭德怀等指出：目前美英等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在这里，毛泽东主要考虑到如果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事实上等于我们在政治上承认了以三八线为界，将影响以后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政治目标。
根据这个意图，中朝人民军队在第三次战役中曾乘胜越过三八线以南，占领了汉城等地，甚至一度前进到三七线，在世界上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当时国内对收复汉城曾举行盛大庆祝，并提出要“把敌人赶下大海”等不切实际的口号。种种迹象表明，各方面已经滋长了盲目乐观、轻敌速胜的思想。对此。毛泽东及时指出：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尽管发出了防止速胜思想的警告，但出于国际战略形势的需要和尽早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毛泽东仍要求部队经短暂休整后再向南发动1951年春季攻势，在某些作战部署上也有超出战场实际的地方。
这时，志愿军经连续作战，部队减员甚大且极度疲劳。美军抓住志愿军运输线延长、补给困难、不利有效作战的弱点，发起了大规模反攻，迫使我军转入机动防御作战。在历时87天的第四次战役中，敌人以伤亡7.8万余人的代价，夺回了丧失的阵地；我军也付出了较大伤亡，主动撤离汉城，渐次移至三八线以北地区。及至第五次战役，我军经过艰苦奋战，达到了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的目的，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由于战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使我军的损失大于敌军，未能达到成建制歼敌的计划。这表明，过去在国内采用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打大歼灭战的作战方法，已不适应朝鲜战场与高度机械化的美军作战的情况了。特别是在没解决空中支援和后勤保障困难的条件下，想要一气呵成，“将敌人赶下海”，是根本办不到的。
在此期间，彭德怀以坚忍的毅力指挥部队克服难以想见的困难，全力以赴争取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但从战场实际出发，他认为有许多问题需要亲自回国一趟.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1951年2月底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彭德怀从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一回到北京，就驱车赶到毛泽东在西郊的住地玉泉山，不巧却因毛泽东通宵办公刚刚入睡，而受到工作人员的阻拦。彭德怀以军情如火的紧迫感，推开再三拦阻，大步闯入毛泽东的卧室。已被惊起的毛泽东立即披着睡衣与他相携入座。彭德怀详细汇报了朝鲜战场双方反复激烈争夺的战况，陈述了前线日以复加的严重困难，说明了战争不可能速胜的理由。毛泽东认真倾听后当即表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可强求。这样就给前线指挥员指出了机动而明确的方针。
经过入朝后五次战役的实践，毛泽东、中共中央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志愿军虽然能够取得很大的胜利，但要像在国内解放战争中歼灭国民党军主力集团那样，消灭在朝鲜境内的美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是不现实的，而能将敌人赶到三八线，就已基本上达到了保卫祖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目的。为此，毛泽东于1951年3月1日致电斯大林分析了前线战况，提出：朝解战争有长期fl二的可能。为了粉碎敌人对我进行消耗战的企图，央定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即将先后入朝拘部队分为三番轮流作战，以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鉴于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毛泽东变更了入朝之初的战略意图，明确提出：“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问题。”这表明，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同美国进行的这场现代化战争，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不久，美国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由于公开叫嚣要把战争扩展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而被杜鲁门总统撤职。这一情况表明，美国不愿长期陷于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之中；同时也证明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决策出兵时关于把战争控制在朝鲜境内的预想，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为此，中共中央在第五次战役后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大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即恢复战前状态，以使各方面都好接受，然后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即“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结束战争”。这一新方针的确定，标志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在战略指导上，开始了从过去务求全歼敌人赢得全面胜利的国内阶级战争，向只须达到有限目的的国际局部战争的思想转变。
在实现了向国际局部战争的思想转变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适时地选择了采取和谈的政治手段争取结束战争的正确方针。从1951年7月起，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毛泽东在谈判之初，即充分估计到美方在谈判期间，可能对我发起大的攻击，并在我后方举行大规模的轰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为此，要求在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方一面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斗争，一面坚决粉碎敌人连续发起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迫使美方在无理中止谈判之后，又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对于这种特殊的斗争，毛泽东在停战谈判之初写给民主人土黄炎培的信中作了这样的概括：“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后来.他在1952年8月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进一步分析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一要死人；二要用钱；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受制于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这个分析鞭辟入里，一语中的，把美国不愿陷于朝鲜战争泥淖，终将接受和谈结束战争的必然性，揭示得非常透彻。
基于这种富于深刻洞察力的分析，毛泽东在整个谈判期间，与我方领导谈判的核心成员李克农等电报频为往还，对各个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逐一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针对美方一再以扣留中朝战俘及采取军事行动来拖延、破坏停战谈判的行径，毛泽东坚定地指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这一宣告，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
美国虽然自恃其军事、经济实力“世界无敌”，却终究不能逃脱现代局部战争的规律。经过两年边打边谈的复杂斗争，双方终于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1953年7月27日，中朝一方和美国一方在三八线以南的板门店，正式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美帝国主义企图霸占朝鲜全境的野心遭到破产而告结束。
战争赢得了伟大胜利，同时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和民族牺牲。在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里，有一位就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当中央刚刚决定出兵援朝时，毛岸英即主动向父亲提出参加志愿军，到最危险的朝鲜前线去的请求。毛泽东作为首倡出兵援朝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同意并支持儿子的要求，让他随同彭德怀司令员首批入朝参战。当时毛泽东身边许多人都劝说道：岸英在单位担负的责任很重，不好离开，就不要去参战了。毛泽东回答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毛岸英带着父亲的嘱托，瞒着新婚的妻子，毅然奔赴朝鲜前线，不幸入朝后刚刚一个月，便在美国飞机对大榆洞志愿军总部的一次猛烈轰炸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两个月后，彭德怀回国汇报朝鲜战况时，向毛泽东表示了没有照顾好毛岸英的负疚之情，并谈到岸英牺牲时和安葬的情况。毛泽东沉吟了好一会儿，缓缓地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为了国际主义、反击侵略者献出了生命，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的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国土上，体现我们与朝鲜军民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凝成的。
由毛泽东创议决策出兵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是新中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间进行的一场国力悬殊的较量。战争的结果，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军事上看，中国人民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完全达到了抗击美国的侵略威胁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既定目的。这场战争比现代中国历史上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在世界上留下的软弱可欺的形象，使新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事务中，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场战争的胜利，也为国内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庞松林蕴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