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决定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斯大林第二次给毛主席打电话，征求毛主席的愿望和意见。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必须讲到。
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寿，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主席挨着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我在毛主席身边担任翻译。
毛主席的祝词是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毛主席说话。但无论斯大林和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激起毛主席的一丝微笑，他一直沉默寡言，庄严静思。
大会以后，举行宴会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主席坐在一人包厢，这是旧时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回头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毛主席举手向群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好几分钟。
祝寿之后，欧洲各国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我们仍留在莫斯科。
在莫斯科斯间，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我找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例如《彼得皇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加斯豆斯·加林诺夫》等等。在一次毛主席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我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我把这话告诉了毛主席。
毛主席游览列宁格勒
毛主席得知周总理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后，就准备外出旅游。1月14日乘火车离莫斯科北上。
15日，毛主席在王稼祥、陈伯达等陪同下抵达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当地领导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原计划安排主席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是毛主席要直接乘车去波罗地海。遵照毛主席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大海和陆地已被冰冻连在一起，分不出陆地与海洋界限了。
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行驰了一个多小时。
十月革命时工人发起暴动的要地——喀琅施达特要塞与我们遥遥相望。毛主席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来回踱步，举目眺望，满怀激情地说：“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
苏联同志介绍说：“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海面的冰层上，冰的下面就是海水，冰层的厚度大约一米至一米五。”
毛主席说：我的愿望是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人员顿时都活跃起来，欢腾、鼓掌，苏方人员尤其为毛主席的豪情和开阔的胸怀深深感动。
在列宁格勒，毛主席下榻于斯莫尔尼宫，即以前日丹诺夫的办公大厦。在市苏维埃主席库兹涅佐夫、书记利亚诺夫的陪同下首先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机器震动得地面抖动，隆隆机器声震耳欲聋。这个工厂是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据点，工人们做了很大的贡献。
参观后，毛主席在该厂文化宫接受青少年的献礼、致敬，场面十分热烈欢快。主席兴致勃勃，笑逐颜开，愉快地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在莫斯科，除在园内散步外活动极少，使人感到拘束紧张和乏味。
接着，毛主席参观了艺术馆，即冬宫展览厅及沙皇的寝室、办公室、休息室、客厅、藏书室等。
主人告诉我们说，本来还有一间中国厅可以参观，但目前正在整修，很遗憾。
毛主席侧过脸对我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俄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
在列宁格勒郊区，毛主席参观了保留下来的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及战场残迹。军区的一位上校参谋向毛主席介绍当年战地情况。他讲了一段后停了下来，问是否需要继续讲下去。
毛主席回答说：“可以了。”主席回过头来对我说：“听那些背熟了的一套应酬话有什么意思。”
的确，那位上校把列宁格勒这座英雄城当年残酷激烈、千变万化的战斗经过，讲得非常枯燥无味，简直是背诵经书。
毛主席参观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晚上，主席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列别杰娃主演的一场芭蕾舞《巴亚捷尔卡》。在演出后，毛主席派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花篮。台上台下的鼓掌和欢呼声全融合在一起。列别娃谢幕五六次之多。观众仍不散场。列别杰娃意识到掌声如此热烈非凡的原因之所在于是面向毛主席鼓掌，用手送吻三四次。由此可见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之热爱，对中国革命领袖的爱戴。毛主席也甚为感动，露出真挚的笑容，不停地向大家招手还礼。
主席在列宁格勒短暂停留，16日启程，翌日回到莫斯科，仍住在姐妹河斯大林别墅。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1月10日，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除随同毛主席已先期到达的陈伯达及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等以外，随同周恩来的代表团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陛、东北外贸部处长常彦卿、中央财经计划局处长沈鸿、外贸部机要秘书苏农官、鞍钢公司副经理王勋、东北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东北煤矿局计划处长罗维和警卫参谋何谦等同志。
毛主席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总理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电话。他们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良，毛主席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毛主席同周总理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这样，周总理心中有了数，来到莫斯科立即投入了工作。
王稼祥到200公里以外的雅罗斯拉夫尔去迎接周总理一行。1月20日周总理到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比迎接毛主席规模小些。
周总理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一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周总理住在单独一座别墅里。离毛主席住处较远。周总理一到莫斯科，就来见毛主席，商量如何开展工作。过了一天，周总理索性搬到毛主席二楼的一间房子里住，这样更便于同主席商量问题。
由于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在周总理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定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主席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共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
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
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和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我们准备的出人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
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
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的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的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执行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他这样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好俄罗斯民族，使国内的人们看到他是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俄罗斯人民办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所以，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人们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精神表现得比俄罗斯族还要强烈。列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于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天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苏方提出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在西部地区，苏方在我国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际做法有很大的差距。苏联非常积极地、争先恐后地按协定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并立即开展了活动。而中方除了在驻赤塔、海参崴两处勉强设立和维持了不长时间的领事馆外，在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开设领事馆。曾担任赤塔中国总领事的徐介藩说：苏方按老习惯，把一切外交人员都当作外国情报人员看待，处处提防，行动极不自由。所以他只在赤塔工作了不多的时间，就不愿返任了。
毛主席对苏联的这些作法是有意见的。
在1月22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恩来与米高扬、维李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
从1月23日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主席也参加会谈。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总理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以后，周总理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开始，苏方按周总理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
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
“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以上两项在苏联未移交之前均由中苏共管。
《关于贷款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给中国3亿美元的贷款，规定中国于1954年12月31日至1963年12月31日10年内万批还清。
另外还发表了《公告》。《公告》指出：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定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在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已搬走了大量的装备。）
《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夏天，刘少奇访苏时已表明：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各民族自治的原则，我们应当承认蒙古独立。
一次，毛主席、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在交谈了若干问题后，周总理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
斯大林一听立刻就紧张起来，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吗？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谈论人家的命运。”
总理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定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斯大林好似放下一块大石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