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于中华民族发展史来说，是一个旷世空前的喜庆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
凌晨6点仍伏案办公
1949年10月1日清晨6点，周恩来已经是第3次把电话打到我们卫士值班室。
“主席睡觉了吗？”
“还没有啊。”
“你们要催促他休息么，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钟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些休息。”
我走进毛泽东办公室，屋子里烟味不小。毛泽东仍在伏案办公。
“主席，休息吧。”我小声劝着，把周恩来讲的话报告给他。
毛泽东不作声，继续看着写着。直到写完，才立起身。走到院子里散步。
这是睡觉前的活动。10分钟后，他说：“银桥，我睡觉吧。”
我服侍他洗澡，上床。那天没有替他按摩。他说：“没事了，你去吧。下午五点钟叫我起床。”
我退出来，在值班室坐守。毛泽东床头有电铃按钮，直通值班室。值班室有桌椅，有个床铺。卫士值班分正班副班两名。正班负责毛泽东的休息，通宵不能睡觉。副班负责江青的休息，晚上可以睡觉。
那天我是正班，一上午没敢合眼。毛泽东虽然破例早睡，但凭我的经验推测，他不会很早入睡的，辗转反侧，思绪不断很可能到午前才能入睡。所以，我不能等他按铃召唤，须主动去叫醒他。误了开国大典可是“历史性错误”。
下午1点，电铃没响，我就径直走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主席。”我叫了两声。
“嗯？”毛泽东睁开眼；看见了我。“嗯！”他又哼一声，发出声响地作了一个深呼吸。
“1点了。”我将毛毯搭在床栏上，枕头垫在毯子下，扶他依栏而坐。
我将一杯热茶放在床头柜上，他左手端茶呷一口，右手照例一伸，抓起放在床上的报纸，浏览起来。
毛泽东历来起床后都不会马上下地，总要在床上呆一个小时左右，喝茶读书。今天要参加开国大典，他也不改这一习惯。
我轻手轻脚地为他准备参加盛典的“礼服”。
这是一套中山制服。料子是生活秘书叶子龙送来的黄色美国将校呢。我拿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做的。王子清从法国留学回来，专门剪裁服装。他工作的那个服装店就是王府井雷蒙服装店的前身。毛泽东和江青的衣服都是由王子清师傅裁剪缝制，我也曾带李敏、李讷去那里做过衣服。
“主席，1点半了。”我卡着时间，打断地读报，将这套专为参加开国大典缝制的制服帮他穿好，然后照顾他下地。我围绕他转着打量，将衣服抻平理顺，请他去吃饭。
毛泽东吃饭很快，不一会儿便放了筷子。稍事休息，2点钟步行至勤政殿。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澜、李济深、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已在这里集合，他们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们宣布就职，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即于本日成立。
会后，大家都很兴奋，愉快地交谈起来。
2点50分，领导人分别上车，车队从勤政殿的门口出发，出中南海东门，5分钟后便到天安门城楼的后边。大家互相招呼着集合好，毛泽东在前，其他领导人顺序跟上。
那时，没有电梯，我便搀扶毛泽东从城楼西头的楼梯，一步一级上了100个台阶，登上了天安门。途中，毛泽东不时停下来，等后边年纪比他更大的领导人。3点钟，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听到广播员激动的喊声：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是个十字形，东西从太庙到中山公园，南北从中华门到天安门的一个大十字，可容纳20万到30万人。从天安门城楼上远远望去，无数面翻卷的红旗汇成一片波浪起伏的大海。”红旗下面，一片片的穿了各种颜色服装的队伍五彩缤纷，像精工规划的花圃。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两边搭起两座台：一座是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表的观礼台。
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刹那间，广场上欢声如雷，呼声如潮，与城楼上互相呼应。毛泽东这时的表情庄严神圣，按照预定程序，他按动装在城楼上的电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了起来。
毛泽东望着广场上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情不自禁地大声喊了一句：“升得好！”
话音才落，礼炮在军乐声中惊天动地地鸣响了。那是由54尊大炮同时发出28响，将那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推向了高峰。据说54尊大炮代表了全国54个民族（现为56个），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坚如钢铁的团结力量。那28响则代表28年，即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奋斗，到1949年终于建立了新中国。
礼炮响过，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了政府第一号公告，明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它愿意与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接着，阅兵式开始了。由朱德担任检阅司令员，聂荣臻担任总指挥。
朱总司令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以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上，下达阅兵令。他的左右站了四位野战军将领：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受阅部队由聂荣臻站在指挥车上率领，4个师的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从东向西入场。步兵、骑兵、坦克、大炮、汽车，都是比齐了一字形，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一阵接一阵由主席台前的金水桥边走过。
由十几架飞机组成的编队飞临上空时，30万人的广场沸腾了。人们挥动帽子、手帕，一个劲儿地欢呼、跳跃。
“人民万岁！”
阅兵式进行3个小时，直到黄昏。天安门广场上忽地一下子灯火齐亮，花炮竞响。在热烈的气氛中，欢呼的群众开始游行。当群众队伍经过天安门时，都高兴得手舞足蹈，万岁声一阵高过一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周恩来再三劝说让他休息一下，他才走进休息室坐下来，一边吸烟一边跟程潜先生交谈。可是，周恩来又走进来了，说：“主席，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他们都停下来不肯前进了。看来你还得站下去。”
毛泽东起身说：“好吧，疲劳也得去啊！”他把香烟熄在烟缸中，向程潜先生抱歉地笑了笑，又回到主席台上。
晚上，城楼下遍地点起灯笼，紫红、大红、桃红、金黄、橙黄、明黄……像人民的希望在广场上跳跃闪烁。群众举着灯笼蜿蜿蜒蜒，交互环绕，就像一幅巨大无比的活动起来的织锦。歌声口号声海潮一样起伏不停，最响亮的声音始终是“毛主席万岁！”
面对群众的欢呼，毛泽东脸上始终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服务员搬来一张椅子，我请毛泽东坐下，他不肯坐。从午后3点到晚上10点（除吃饭外），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始终举着一只手，时而庄严地停在空中，时而迅速有力地挥动几下。右手举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又换右手。当万岁声越响越高时，毛泽东情不自禁探身栏杆外，去伸手招呼群众。终于，他面对麦克风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退场群众发现领袖仍在他们中间，并且通过广播高声和他们讲着亲切的话，便改变了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潮水一般涌向天安门，挤在金水桥上，拚命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在城楼上激动地呼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城楼上下一呼一应，群众沸腾了！跳跃舞蹈，沉浸在狂欢的热烈气氛之中。
陈毅同志激动地放开大嗓门：“看了这，总算此生不虚度！”
大典结束后，毛泽东乘车回到菊香书屋，激动地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呀。”
开国大典礼服
那时，人民解放军的军衣还没制定统一式样。人们对军装的概念似乎只是以黄色为标准。所以，毛泽东对他那套开国大典的黄呢子制服也视为“军衣”。参加大典之后，因为叶子龙送来的黄呢子料还有不少，我又请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做了3套相同式样的制服。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定之后，毛泽东对我们卫士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
此后，我们卫士都脱下军衣，再不曾穿过。毛泽东也再不曾穿过那套开国大典穿的“军衣”。
几个月后，就是1954年初，毛泽东对江青说：“黄军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江青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沙发上放了4套黄制服。江青说：“银桥，这些衣服主席不穿了，送你1套，马武义1套，赵鹤桐1套，李家骥1套。”
我“嗯”了一声，动手翻翻那几件衣服，说：“还有孙勇怎么办？”
“噢——要不这样吧，你和孙勇一人两套吧。”江青说道。
我负责内卫，孙勇是负责外卫的副卫士长。在分衣服时，我将那4套黄军衣打开，特地挑出了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穿的那套衣服，再从另外3套里拿了1套，抱回自己家。剩下的两套就送给了孙勇。
可是，毛泽东的衣服我穿着肥大，实在有碍观瞻。我决定把衣服改一改。我爱人韩桂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可别瞎改呀。这要是在旧社会，那衣服就算皇帝登基的龙袍呢。”我说：“现在不是新社会吗？主席一再说：‘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公仆，不是皇帝。’你瞎扯什么？”
就这样，我将具有历史意义的这套衣服裁剪了，改成了适合我身材的衣服。穿起来精神了，当时很满意很高兴。
1967年，天津历史博物馆收集重要历史文物，来找我。听说开国大典毛主席穿过的衣服在我这里时，他们就收走了这套衣服。后来，天津历史博物馆又给我复制了一套新衣。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国历史博物馆寻找开国大典毛泽东穿过的衣服。我说：“被天津历史博物馆的同志收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让我跟天津要回来，天津那边没有给。至今仍然在天津历史博物馆放着。
（李银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