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主席要求，社论从三个方面作分析。（一）先看军事，蒋介石故意使和谈破裂，在1946年6月底开始全国大打，将他的正规军248个旅中的226个旅用于进攻解放区，这还不算总动员吗？可是一年作战被我消灭了100个旅，今后一年我军必将再消灭蒋军100个旅。（二）再看经济，蒋介石早已总动员了，这就是总动员保甲长一年四季勒索农民的粮食，总动员印刷机一天24小时印钞票。以抗战前夜的物价为标准，日本投降前夜的物价约为1800倍，而这次总动员前夜的物价约为6万倍。蒋介石的法币发行额在抗战前夜是14亿，日本投降前夜是5000亿，而这次总动员前夜至少在16万亿以上。所谓总动员，就是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人民固然遭殃，蒋介石也难逃财政总崩溃。（三）再看政治，从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就开始总动员了。在政协会后，他就制定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的计划，包括伪造国民大会和宪法，借以欺骗群众。蒋介石多年以来，无论内战打得多凶，总是不放弃宣传他的政治解决。但是，随着他的军事失败，经济困难，“政治解决”这样的残脂剩粉，他也不要了。他决心不顾一切而宣布总动员以求统一内部。可是，一切都挽救不了蒋介石的总崩溃。连孙科也在答记者问“动员令下后，内战是否提前结束”时说：“无法估计，除非上帝谁也不晓得。”
在蒋介石颁发“总动员令”和通缉中共领袖毛主席的这一天，毛主席正在陕北靖边的小河村，和恩来、弼时同志一起讨论如何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为此起草一份电报给彭总，提出两个方案征求他的意见。第一方案是照原来所议调陈赓纵队来陕甘宁边区，在内线歼灭胡军相当数量后出外线作战。第二方案是陈赓纵队南渡黄河到鄂豫陕边区开辟新战场，协同彭德怀消灭胡宗南。因为考虑到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困难；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敌兵力空虚，如使用陈赓队于该地区必然要吸引胡军-个军（5个到8个旅），从而大大减轻陕北负担利于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大军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陈赓纵队到鄂豫陕对刘、邓作战亦有帮助。这两个方案究竟以何者较为适宜，请彭德怀、习仲勋考虑，并希望他们到小河村来开会面商。
这样，防赓、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先后来到小河，贺龙、杨尚昆、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小河会议从7月21日下午开始举行，到23日下午结束，一共开了3次会，每天上午自己交谈，气氛极为融洽和愉快。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毛主席几次在会上发言，由胡乔木作记录。他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群众更加不信任他，当然还未绝对孤立，还有一些入迷信他。这是一个过程。还说，对蒋的斗争，计划用5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说5年，用不着讲出来，还是讲准备长期奋斗，5年到10年甚至15年，而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又说几个月，现在又说才开始。毛主席反复强调，处处要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向全党全军解释。敌人的把握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内部要精简节约。从全国战略上考虑，也从陕甘宁边区的粮食考虑，小河会议同意中央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即陈赓纵队不到陕北，而从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小河会议还专门讨论了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财政、土改等问题，决定由贺龙同志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的资格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3个问题，并决定在边区成立以彭德怀为首的前委。
“前有黄河，后有追兵”
小河会议结束后，彭总、贺总、陈赓等立即分赴各地，党中央也准备转移。8月1日，太阳刚刚出山，毛主f蒂率领中央机关大队人马离开小河。从这天起，党中央的代号“三支队”改名为“九支队”。队伍沿大理河向东北方向进发，开始了连续19天的长途行军。毛主席或者骑马，或者走路，一边欣赏陕北的大好山川，一边思考着各种问题。每到宿营地，电台立即架起来，和各战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把胡军主力吸引在陕北，以利陈赓纵队南渡黄河，彭德怀部开始围攻榆林，毛主席也有意在白天行军诱敌北上。果然，蒋介石于8月7日匆匆到了延安，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钟松率36师北上解榆林之围，由董钊、刘戡率胡军全部机动兵力9.5个旅“尾追毛泽东”，企图将我党中央消灭或赶过黄河。8月8日，敌机即在“九支队”行进途中跟踪侦察、扫射、轰炸。8月9日，彭总电告中央：“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河，西南两面水坑、水道，不易进行攻城，最快也要到15日才可攻克”，而钟松增援甚急，故决定“集中六个旅先歼灭援军后再攻城”。毛主席当日复电同意我主力先打钟松后攻榆林。可是，没有料到狡猾的钟松率部从横山出长城，沿沙漠急行军，绕过了我军的伏击圈，3天即赶到了榆林，使我既打援扑空，又攻城不下。这时，胡宗南神气十足，急令董钊、刘戡抢占绥德以拦截我党中央。形势急剧变化，敌情越来越紧张。8月13日夜，毛主席率“九支队”急行军，赶在敌军之前到达绥德，过了无定河大桥，终于把敌人甩在后边，暂时脱离了危险。8月14日1时，毛主席致电彭总称，在目前情况下，宜集中8个旅迎击刘戡。8时，毛主席又电告彭总称，钟松今晨在榆沐接受空投之粮食，“估计下午可能向南走二三十里，明日必向镇川堡前进，其目的是占米脂，如集中八个旅打钟松于归德堡、镇川堡以东以北山地是好机会，但不知部署是否来得及”。彭老总当即电复毛主席，刘戡令钟松率36师向米脂前进，我军准备迎击该敌。不出所料，钟松率36师离榆林南下了，这一方面使我军有了歼敌主力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党中央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危险的地带，敌我双方集中了十几万大军。钟松南下，刘戡北上，将我军主力和党中央压迫在佳县及其西北一隅，妄图实行南北夹击。为摆脱被敌军包围的危险，也为了使彭老总放手打仗而不必顾及中央的安全，“九支队”原想渡过无定河向西，再次返回小河一带，插入敌人后方。可是，派人找船没有找到，又不能涉水过河，无奈，“九支队”只好向东北方向转移，于8月16日到达神泉堡附近。刘戡率大军紧追不放，距离我党中央只有半天行程。而黄河已近在眼前，真如毛主席所说：“前有黄河，后有追兵。”这时，不但原先主张过河的弼时同志，就是原先不赞成过河的恩来同志，也不能不劝说毛主席过河暂避一时，以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恩来同志甚至说：“等打了胜仗，我们再过河来。兵不厌诈嘛。”毛主席还是坚决不同意过河，但他却命令西北局机关和伤病员东渡黄河以确保安全。这样，“九支队”又沿着黄河边北上。行军途中，恩来同志因劳累过度而病倒，经大家再三劝说才上了担架。8月17日，刘戡军扑向黄河边上，但却扑了个空，于是分几路向佳县、神泉堡等地围追，咄咄逼人地向我党中央所处的位置进逼，使“九支队”处在极端危险之中。中央警备团一早接到三道命令，派团长率一个连赴前沿侦察、警戒。队伍又一次在夜间冒雨行军，沿佳芦河往西北方向潜行，中午抵达白龙庙。眼看人困马乏，一个个精疲力尽，毛主席往石头上一坐，说道：“不走了，就在这里休息。敌人上山来，打他三个钟头再走不迟。”8月18日，刘戡和钟松两支大军愈加靠拢，将我党中央夹在当中，就像两块大石头中间的一条缝，已经可以清楚地听到枪声。“九支队”又出发了，中央警备团大部留在山上，准备阻击敌人。山洪暴发，奔腾的佳芦河拦住了“九支队”的去路。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恩来、弼时同志亲自指挥战士和老乡们架设浮桥。毛主席若无其事地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拿着铅笔专心致专地批阅电报。木桥架好后，恩来同志在桥上来回走了两趟，才让毛主席过河。可毛主席却要机要人员把电台、文件先运过河，然后人才慢腾腾地走过桥去。人刚过河不久，雷雨大作，桥被洪水冲垮了。“九支队”在大雨中行军，在电闪雷鸣中默默前进。
8月19日晚11时，彭老总电告中央，我军准备在20日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因此不能到中央住地去，请中央转移到刘全塌（离梁家岔20里）以靠近主力。“九支队”当即离开杨家园子到达梁家岔。8月20日凌晨3时，毛主席电复彭总，完全同意对36师的作战计划。电报说，据区政府报告，刘全塌西北15里之刘庄到有小股敌人，因此今天在梁家岔不动，如该敌向梁家岔前进，我们拟向槐树湾方向转移。由此可见，当时我党中央的处境是何等险恶，稍一不慎即有落人虎口的危险。尽管彭德怀主力已经在沙家店附近将钟松36师分割包围，但刘戡主力近在咫尺，敌人两支人马加在一起共有10万大军，而我军只有8个旅共3万多人，这一仗能不能打赢，还要作两手准备。因此，毛主席下令，各大队轻装，备好7天干粮，把文件烧毁，随时准备向西突围。他说：“沙家店一带要打大仗，两军主力都集中在这里，地区狭小，打得好，我们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往西走，出长城，进沙漠。”这天中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沙家店战役打响了。经八小时战斗，歼灭钟松36师，西北战场我军从此由防御转入进攻。消息传来，毛主席、恩来、弼时同志等欣喜万分，第二天即到德怀同志总部所在地，向西北野战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又和指挥员们一起研究了西北我军下一步作战方针和部署。会后，他们来到山上观看了沙家店战场，一路上谈笑风生。人们议论的中心自然是全国各战场的形势，想不到这样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3月19日撤出延安之后只有短短的五个月；我军便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毛主席在2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预言的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终于来到了！
“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
为了争取这一新高潮的到来，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人民作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尤其是6月、7月、8月3个月是最紧张最危险的关键时期。在这3个月内，毛主席经历了陷入刘戡四个半旅包围的极大风险，然后又准备和主持了小河会议。离刑、河之后，毛主席连续19天长途行军，又一次经历了“前有黄河，后有追兵”的极大风险。即使在如此险恶和困难的环境下，毛主席也时时都在关心着、注视着全国各战场敌我形势的变化，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部署，毛主席日夜辛劳，呕心沥血，经常看见他一边拿着电报，一边看着地图，或者一个人踱步，苦苦思索，或者和恩来、弼时同志一起交谈，直到深夜。单在6月、7月、8月3个月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洛个战场的电报就有200多份，占1947年他起草的全部电报稿的1/3。在最危险的8月，毛主席利用行军间隙起草的电报就将近90份，几乎每天平均要草3份电报。通过这些电报，毛主席作为我军的最高统帅，指挥各路大军从劣势变为优势，从防御转为进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不要等到我们的作战力量超过敌人以后再来进攻，而是要不失时机地从内线作战转为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向敌人.进行战略进攻，使革命战争尽陕地发生伟大的转折。“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生动体现。
一翼，即陕北。小河会议后，彭总即挥师北上攻打榆林，把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全部机动兵力12个旅吸引北调，以便陈赓兵团从晋南过河挺进豫西，配合刘、邓向大别山进军。
另一翼，即山东。小河会议后，7月27日，毛主席电令陈毅、粟裕同志：“主力须移至诸城、莒县地区，吸引敌人向滨海及胶东前进”；同时，“陈（士榘）、唐（亮）和叶（飞）、陶（勇）会合作战，不要过湖西，以利刘、邓之行动”。据此，华东野战军组织了东兵团司令部，由许世友、谭震林同志指挥4个纵队在胶东发动进攻，把敌人15个旅吸引到海边，有力地配合了陈毅、粟裕同志在山东西线和刘、邓挺进中原的作战。10月3日至9日，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在昌邑以南歼敌万余人，胶东战场我军转入进攻。10月8日，毛主席电贺许世友、谭震林同志称：“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
三军之一，即刘、邓大军，如何实现千里跃进大别山，一直是毛主席关注的中心。按照毛主席的第一步计划，刘、邓大军13万人于6月30日开始在3天内顺利地渡过黄河天险，揭开了我军实行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军在鲁西南连续作战28天，歼敌4个师部和95个旅共56000人，打开了南下大别山的通道。按照毛主席的第二步计划，刘、邓军准备向中原出击，直下大别山。如果说，党中央留在陕北是1947毛主席所布下的关系到战略全局的第一步棋，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那么，刘、邓在挺进中原则是1947年毛主席所布下的关系到战略全局的第二步棋，同样也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在他看来，刘、邓大军好似一把尖刀，如能突然插进蒋介石统治的心脏——中原腹地，必将致敌于死命。因为我军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这样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动其进攻山东和陕北的主力回援，使我们能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毛主席认为，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独特的史无前例的进攻样式：决心不要后方，一举跃进到敌人后方去，先占领广大乡村，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毛主席既充分估计到跃进大别山的有利条件，也充分估计到在外线作战的各种困难，指出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