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滇的路也是磕磕绊绊的，七天后，郑产良他们仨才总算回到了昆明市。
出来时，郑产良他们仨是文市造反组织掌控的行政办公室派小车送到昆明的，回去时不用说，也应该让市里安排车子接一接。高碟问：“郑主任，我去找一个公共电话亭，马上给市里打电话，还让市里派车来接我们吧？”郑产良摇摇头：“那不行，咱们出来时已经做错了，不能再接着错。”范湖蹦着高说：“郑主任，你真好。
你说得对，你说得真是太伟大啦，我为你的话真感到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欣喜若狂。
咱们坐长途汽车回，既方便也不张扬，你这么做，真是太好了！”
三个人在一条比较安静的里弄找了一家普通旅馆住下了，得休息一夜，在第二天一大早才能坐长途汽车返回文市。
傍晚饭后，郑产良他们仨趁便到昆明市的街上闲转，无意中碰上了一位曾经在文市煽风点火闹革命、现在已经返校的大学生。他拽住郑产良的一条胳膊、握着郑产良的手使劲地摇来摆去：“郑司令，你们文市也该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吧？
革命革到你这么个份上，你能捞到个什么官当当呀？”
郑产良似乎已经不太认识他，被他的话激得脸红脖子粗，憋涨得全身十分难受，耐不住腼腆地答：“咱们这是在忙忙碌碌、明明亮亮的大街上，你不应该这样号天呼地地瞎说。你要再这么样说，我确实感到自己无地自容哟。唉——什么革命，革得我都不知道自己算老几，革得我都不知道我还是个人。如果再这么个样的革下去，我就得成一片废纸被大风吹到茅坑里喽。”
大学生大吃一惊：“郑司令，您变啦，您变得我都不敢认您了。”
郑产良摇摇头，扬起脸，望着昆明市瓦蓝瓦蓝的天空，他喟然长叹：“你不认识我太好哦，好得很来。你不认识我，说明我还是一个人，我还有做人的资格。”
大学生对郑产良的颓废态度感到很惋惜：“郑司令，您怎么会变得这么样的悲观失望、这么样的丧失了斗志呢？革命的坚定性你丢到什么地方了呢？您是文市的一面旗帜，您撂挑子不干了，你们文市的革命还怎么往下进行？你无论如何不应该反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吗，你的说法很成问题呢，你这是要犯错误的。
你出尔反尔地对待伟大的革命事业，我很为你感到痛心哟。”
“你快别一口一个司令地叫，你也别不知天高地厚地教训我。我的事你别管，也不许你诈诈唬唬地吓唬我。谁也不是一个小孩子，让人哄就能哄住，让人压就能压住。我已经快成了一条疯狗，也劝你别再做丧尽天良的事情！你忙你的，我们还有事情，咱们再见。”
郑产良愧痛地说完话，摔开大学生的手，把大学生晾到了一边。郑产良领着范、高二人匆匆回了旅馆。
从昆明回文市的路上，因为山路坑坑洼洼，又是老爷汽车，行驶得像京杭大运河里的机帆船，突突突地响，速度慢得要命。
在老爷车里，郑产良从自己贴身的口袋里没有好气地用两根手指夹出李净出具的材料，把它们在腿上展展平，又在手中拍打了好一会，几乎把它们就要拍扯了……郑产良把它们举在空中，恶狠狠地望着，对坐在自己身旁的范湖说：
“小范，你说说，咱们为了这么份破东西，火车、汽车来回数千公里，值得吗？
这才真真是劳民伤财之举，碍国碍党碍人，败兴败到了家啊！”
郑产良把几张纸揉成一团后又细细地再展开，在手中揉住展开了好几次，像一个小孩子在把玩着自己手中的玩具。郑产良又把它们在手中用心地细细撕碎，撕成一堆碎末末之后，伸手扬出了车窗外。轰——气流带着那堆碎末末像展翅飞翔的一群臭苍蝇，转瞬间，早已飞得无影无踪……
高碟坐在汽车的最后一排，他左右摇摆着走到郑产良的座位边，弯下身大惊失色地问：“郑主任，我在后面看到你把李净出具的材料给撕抛了，这样的话，咱们这次山西之行不就白跑了吗？”
郑产良狠狠地斥责高碟：“你懂个屁。咱们此次的山西之行收获颇丰，受益匪浅，终身享用！你怎么一点也体会不到呢？你怎么能说是白跑了呢？”
上了汽车之后，范湖一直就坐在郑产良的身旁，郑产良的一举一动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兴奋得站起来，欣喜若狂地拍着手说：“噢——我的郑主任哟，你好，你太好哦。”
从山西回云南的一路上，范湖对郑产良总想发自肺腑地当面夸赞一番，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还想不出贴切的赞语。当下，范湖一激动，嘴里吐出的话最简单、也最明了地表白了自己此时此刻的好心情，对郑产良的夸赞也是用最简洁的字眼脱口而出。
范湖又坐下，搂住郑产良的腰，热泪盈眶地胡乱拍打着郑产良的身子，意犹未尽地说：“主任，你变了，你变了，你变得已经完完全全是我的真主任喽。”
三个人的举止言谈引起了车中旅客的注意，都悄悄地在嘀咕：
“三个神经病！”
“不够数，什么东西！”
“森林大了，什么鸟也有，都是吃饱了撑的！”
“……”
车上的议论郑产良只当没听见，他中肯地说：“小高，你回去就回工厂里上班吧。我不能再耽搁你的时间，也不能误了你的青春年华。我让你过去做过的事情都是错误的，真对不起，先向你道一声歉吧。除了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你以后在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情，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帮你。”
高碟云里雾里地猛一下回过味来：“郑主任，照你这么说，咱这革命就白搞啦？”
“不白搞又怎样？咱们本来就是穷折腾，瞎捣乱！我们还年轻，现在刹车还不晚，假若再这么下去，我们可都要被毁了哦。”
郑产良的身上恢复了元气，有了刚气。范湖的双眼一眨不眨地望着郑产良，在他的眼里，他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青年领导干部形象。那形象的浑身上下寓含着轻轻松松的姿态，完全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作态样。范湖想，郑产良肯定再也不会有自己刚到他身边工作时，他那种一见了市一级领导就小心小胆和唯唯诺诺的姿态，那种姿态范湖是最看不上眼的。
刚回到文市，郑产良马不停蹄地带着范湖急急找到赵广，既热切也宁静地说：
“司令员同志，这次我和范湖、高碟两位同志查调李书记的材料很顺利，满载而归。”
郑产良说着话，表情中多的是坦诚和愉悦，也有少许愧疚和释然。
听着郑产良的话，赵广望着郑产良的脸，那张清秀俊美的国字脸，这位沙场老将惊诧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这张脸上，赵广分明读出了许多内容。
那上面没有了阴霾和伪装，也没有了做作和谄媚；多的是清爽和净雅，还有开朗和羞愧。赵广舒舒服服地吐出一口长气，近些日子以来，从来都没有过的一种轻松充满他的全身，把他痛快、愉快得只想叫只想喊……
赵广欣喜地问：“小郑，材料都搞回来啦？来，坐下。如果方便的话，你取出来，我可以过过目吗？”
郑产良摇摇头：“本来有人给我们出具了一份，我和小范在回来的路上撕毁后给扔了。”
赵广惊讶非常：“小郑，你这个小家伙真是胆大妄为。你们费气巴力搞到的东西，你俩怎么能随随便便地给撕啦？你们这不是白白往山西跑了一趟吗？”
范湖从从容容地答：“赵司令，郑主任说那是些凭空臆造的诬蔑，拿回来瞎找事。他撕成一堆碎末末以后，轻飘飘地给扔了。”
突然之间，赵广发现郑产良的胳膊上戴着“孝”字，他指着那个“孝”字，急急地问：“小郑，怎么一回事情，你这是给谁在戴孝？”
“我娘。”
“她怎么死的？”
“斗得受不了，上了吊。”
赵广司令员跌坐在了沙发椅子上，许久许久不说话。过了好长时间，赵广强忍悲愤，痛心疾首地说：“这场革命，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它才好呢？我个人认为，它是在戕害人命，确实应该把它叫做一个戕害人的革命！它对什么事情都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我们可有什么办法噢……”
“赵司令，老实讲，她作为我的母亲，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是很痛心的。然而，她对我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
郑产良摇着脑袋，心灰意冷地说。
赵广心里有一种百无聊赖的情绪在生发，更多的是对郑产良的信心十足。
赵广给郑产良鼓气：“小郑，你母亲已经不在了人世，你别因为她的不幸而一蹶不振，也不应该把她的冤枉账记到共产党的名下，那样对你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上的进步没有好处。你还很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从现在开始，你要坚决丢弃过去那些不切实际、也不正确的想法，重新振作起真正的革命热情，干出一番脚踏实地的事业，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人生。你是个有知识的青年干部，我相信你会把今后的路走好，能走得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赵司令，除我遇到了好时候、比您多读了几年书之外，无论从哪方面讲，比如年龄、资历、做人的轨道，一切的一切，您都应该是我好好学习的老革命前辈。
咱现在是在您的家里谈事，事情也谈完了，我能叫你一声叔叔吗？”郑产良诚心实意地问。
“可以，当然可以哟。你私下里随便叫，我听着高兴哦。”赵广兴奋地答。
“叔叔，从您和李书记，李书记家乡县里的边书记、李书记村里的东方爷爷和乡亲们身上，我看到了从前不屑学也学不会的东西。从现在起，我要正式开始试着学，总有学会和掌握住的那一天。您老相信我吗？”
“孩子，我信，我信。我怎么会不相信呢？”
刚强的司令员，小身架的司令员，这时候，他活像一个孩子，在自家客厅的地毯上来来回回踱开了碎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