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慕打开一看，才知道都是机密文件，也就心照不宣地译起来。大概译了两批文件之后，肖炳实打开天窗说亮话，告知他帮助工作的“进步国际组织”就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许多情报都是为江西苏区中共和红军提供的。肖炳实还建议刘，利用与国民党内政部次长甘乃光和“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的关系，打进南京政府任职，替远东情报组织搜集情报。
刘思慕听了一惊。他想，自己到远东情报局工作，原本当作去江西苏区的一块跳板，压根未想过同国民党官僚政客混在一起，自己对情报工作又毫无经验，哪能干得好。但是，刘思慕经不住肖炳实和顾淑型的再三劝说，还是接受了任务。
刘思慕与甘乃光早在大革命时曾有一段较为密切的交往，后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此时为了打进南京政府，他只好托在岭南大学时比较接近的同学、南京政府实业部次长汤洽澄波在甘的面前推荐他。甘乃光当时正忙于网罗人马、安插亲信，刘思慕是喝过洋墨水的，当然是他求之不得的。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他就同意刘进内政部。
刘思慕赴宁之前，肖炳实向他交代搜集秘密情报的具体内容：国民党关于“剿共”方面的情报，特别是绝密的军事情报；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日对苏政策；南京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和重要人事变动；财政经济及其他机密情报。无论是从来往官员谈话中了解的情况，还是搞到的机密、绝密文件，都由指定的联系人带回上海。随即，华尔顿由肖炳实陪同，也与刘在霞飞路一家饭店见了面。
刘思慕向华、肖推荐他的一位朋友参加情报组织。她是一位年轻美貌的进步青年，名叫黄维佑，后改名黄君珏，是交通大学研究生，共青团员，曾在家乡湖南做过妇女工作。她的父亲黄友郢时任南京政府财政部机要秘书，是孔祥熙的亲信；哥哥黄维立是刘思慕的留德同学。华、肖听了刘思慕的介绍，认为她的条件很好，便答应了，并决定由她同刘思慕直接联系。
1934年春节前，刘思慕到了南京。为了工作方便以及掩人耳目，他将留在广州的家属也接到南京，住在五台山村一所新式楼房里。
甘乃光对刘思慕相当器重，委派他为内政部相当于处长级的“编审”，并分担行政效率研究会的部分工作，主编会刊。在外人眼中，他是甘的心腹，不仅能够亲耳听到甘乃光一伙有关政治机密的谈话，而且能自由出入甘的办公室，翻阅各种文件，这是他搜集军政机密情报的主要来源。
刘思慕一家刚刚安顿下来，肖炳实便来到南京，带给他一架德国莱卡相机和一些胶卷，约定每隔一两周由他来宁取情报（后来他另有任务，改由黄维佑来取）。
这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正在艰苦地进行。蒋介石的关于“围剿”的战略、战术等方面文件，刘思慕在甘乃光的办公室里都能看到。为甘掌管文件的姓罗的机要办事员是甘的同乡，此人并不干练，白天办公时间，文件放在柜里也不上锁，刘思慕可以随时拿出来看。每天将近下班时，他便挑选一批重要的绝密文件，托词带回家去看，次晨送回，姓罗的也不在意。刘思慕白天和敌人应酬周旋，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便把楼上的房门锁好，放下厚窗帘，换上大灯泡，在妻子曾菀的协助下，把密件逐张拍摄下来。
就这样，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每步“棋”，经过刘思慕这么一拍，源源不断传送到上海远东情报局，上海又通过电台信号传到中央苏区，送到红都瑞金那幢“独立房子”。
然而，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军事情报，到了那位号称“堡垒专家”的洋顾问李德手里，却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终告失败。
为了围追堵截撤离江西苏区的中央主力红军，蒋介石在武昌设立行营，亲自坐镇，并派其心腹杨永泰任秘书长。杨永泰又推荐甘乃光任主管民政与法规的第五处处长。这时，甘乃光问刘思慕，愿不愿意随他去武昌工作。刘思慕征得组织同意后，便随甘乃光前往武昌。
行前，黄维佑专程到南京，同刘商量新的联系办法，并告知肖炳实已于1934年11月调离上海，接替肖的是在情报组织中当翻译的陆海防，今后将由交通员来武昌收取情报及布置任务，每次交通员动身以前，黄先写信用暗语通知刘思慕接头时间、地点及来人的化名。
1935年2月，刘思慕一家五口抵达武汉，住在武昌一家小洗衣店的楼上。他被甘乃光任命为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官阶颇高。他与五处另几个专员都不大熟悉，武昌又没有什么熟人，此时的情报来源只有与他本身职务相关的机密、绝密文件。他仍像过去那样，避开同事耳目，每天带一些文件回家偷拍。这些文件大都与蒋介石“追剿”红军有关。在搜集了相当数量的密件后，刘思慕即密函通知黄维佑派人来取。
1935年3月，远东情报组织派出第一个交通员王墨馨（即汪默清，后与黄维佑结婚）到汉口，取走了刘思慕收集的情报。这些情报随即又传到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
这年4月下旬，刘思慕又搜集到一批重要军事机密，再次通知黄维佑派人来取。这天，刘按黄的来信中约定的时间、地点，偕同妻子曾菀前往汉口租界太平洋饭店，与化名的交通员接头。到了那里，人不在，茶房却一再叫他们进屋等候。旅馆这种违反常规的接待方式，引起了刘思慕夫妇的警惕。他们借口离开旅馆，转到一家照相馆，随即给旅馆打去电话，询问那位旅客回来没有。接电话的人连忙说：“回来了，请你马上来！”听到对方回话如此急切，刘思慕觉得更加蹊跷，没敢再去旅馆，马上过江返回武昌家中。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当机立断将准备交给交通员的胶卷、密件毁掉，然后给黄打电报，暗示联系不上。
没过几天，从上海赶到汉口的黄维佑打来电话，让曾菀到汉口指定地点去看她。见面后，黄告诉曾，上海组织估计，交通员大概出事了，华尔顿要他们夫妇马上离开武汉，并给了他们350元钱作路费。至于转移何处，黄没有安排。
事后得知，果然是交通员被捕后叛变投敌了。这个交通员名叫陆独步，是陆海防的弟弟。此人在上海劳动大学上过学，衣着不整，行为浪荡，一望便知是30年代玩世不恭的所谓“名士派”。警察特务对这类人特别注意，陆海防却偏偏要他去武汉这个“虎狼之穴”联系刘思慕这样重要的关系。他刚一登上去武汉的轮船，即被特务跟踪，上岸后便被逮捕。他身上携带的华尔顿写给刘思慕的德文信（隐去真名、职业和住址）也被特务搜出，从而把事情完全暴露了。经数次审讯后，他供出在上海与组织取得联络的办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便和沈醉等亲自赶到上海指挥布置，按照陆提供的线索搜捕情报组织成员，我党地下组织再度遭受破坏。
刘思慕夫妇接到组织的紧急通知后，分别离开武汉，约定到上海会合，然后再定行止。刘以去广州探视病重的老父为由，向甘乃光请准假，当晚动身先往北平，后取道天津转赴上海。几天后，曾菀也借口父病垂危，带着三个孩子乘长江轮赴上海。他们离开武汉后没几天，国民党特务顺藤摸瓜，很快就把“疑点”追到刘思慕头上。国民党当局发出通缉令，把刘思慕作为追捕通缉的主要对象。
刘思慕一家在上海待了几天，后转移到苏州、太原等地。1935年8月，他们在山东泰山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避风港”。
原来，着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此时正在泰山隐居，冯先生对刘思慕的一腔爱国热忱十分赞赏，也很赏识刘的才华，当他听到刘思慕有难，即派人将刘一家接上泰山，安排在半山腰的三阳观居，以客卿之礼相待，关怀备至。为了安全起见，冯先生不让他们在一般工作人员中露面，对往来宾客也封锁消息。平时，冯先生经常与刘畅谈，两人对抗日，对蒋介石的“剿共”，对中国的社会，都有许多共同的看法，越谈越投机，很快成了挚友。冯先生还请刘思慕给他讲授哲学和英文，冯的夫人有时也来听讲，这种半师半友的关系更增进了他们的友谊。
对于冯玉祥在危难之际仗义相救之恩，刘思慕始终刻骨铭心。1984年纪念冯玉祥诞生104周年时，年过八旬的刘思慕抱病题词：“冯焕章先生是一位爱国军人，又是一位爱国诗人。对于我一家来说，他又是一位仗义大力救我出险的恩人。”
在山东泰山冯玉祥处躲过了风头，刘思慕一家回到广东故乡。1936年春，他只身东渡日本避难，直到次年“七七”抗战爆发后回国。他先在上海、武汉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后在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雅加达侨报《天声日报》和衡阳《力报》工作，还曾在云南一支地方部队从事团结抗日的政治宣传。解放战争期间，刘思慕出任香港《华商报》《文汇报》总编辑和中国新闻学院院长，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
1949年9月，刘思慕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周恩来特地接见了他，高度赞扬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
此后，刘思慕先后在上海《新闻日报》《解放日报》、上海市文化局、世界知识出版社、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任领导职务。1957年，54岁的刘思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刘思慕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85年2月21日因病逝世，终年81岁。
（原载《党史文苑》，1998年5月，与刘良主任合作)
刘思慕：又一名“红色特工”
邹亮辉，1956年10月生，江西瑞金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毕业，研究员，现任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中央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江西省博物馆学会副会长、陈列宣教专业委员会主任。
他从事文博工作近20年，成功探索文物保护社会化新路子，首倡了“寻根溯源”“文物认护”“基地共建”，被誉为“瑞金模式”；先后在国家、省、地级专业杂志发表文章100余篇，其中《小平主编（红星报）》收入《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宝典》，《文物保护实行社会化初探》入选全国文博系统理论研讨会并获全国理论创新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还有多篇获国家和省级奖项；主编了《红色故都》《伟大的预演》等书籍；曾作为中国文化交流代表团团长率团出访朝鲜。
他致力于做强做大红都文博事业，对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进行了改扩建，使其成为瑞金红色旅游的龙头景观和独特标志，并跻身全国一级博物馆行列，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个，促进了瑞金红色旅游产业化，争取国家扶持建设项目资金上亿元，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曾进行专题报道。
他先后分别被授予“全省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文博系统先进个人”“中国文博专家”“赣州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荣誉。
当了近20年的馆长，他不仅打破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建馆以来的任职纪录，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地方县级小馆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的神话。在市场经济里、在社会转型中，他始终信奉国学大师王国维的那句话：“夫精神之于物质两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他一生清贫，呕心沥血、无怨无悔保护发展文化遗产，致力构建人们向往的共有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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