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于1934年10月成立，开始驻瑞金云石山丰垅村马道口，11月上旬迁驻于都宽田石含村及龙泉村，12月底又迁驻于都县黄麟井塘村，1935年2月至3月间从于都南部突围后，随部队迁徙。
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为陈毅，副主任为梁柏台，秘书长为谢然之。
3．中央军区
1934年10月成立，开始驻瑞金云石山丰垅村马道口，11月上旬迁驻于都县宽田石含村及龙泉村，12月底又迁驻黄麟井塘村。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项英，参谋长为龚楚（后叛变），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为郭如岳；情报科科长为严重，交通科科长为连得胜，政治部主任为贺昌，组织部部长为史犹生，宣传部部长为李翔梧，破坏部部长为袁血卒，地方游击政治部主任为袁血卒（兼），秘书处处长为林中伯，卫生部部长为王立中，卫生部政治部主任为张凯等。
中央军区直接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军区。其行动方针和主要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保卫中央苏区，等待主力红军在湘西取得胜利后回师反攻，恢复和发展苏区。
4．少共中央分局
1934年10月在云石山丰垅马道口成立，书记为李才莲。与上述留守机构随同迁徙。
（原载《瑞金市志》，三秦出版社，2007年2月）
中央机构及重要活动
中央苏区，形成以红一方面军旗下的红一、二、三、五、七、八、九军团为主力及地方组建的赤卫队、红色纵队、少先队、游击队、赤卫警卫队、红军独立部队等互相配合的革命军事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源流。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党史征集委员会《关于1933年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的专题报告》中的数据显示，1933年中央苏区的红军人数（含地方武装）共为121044名。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红军主力由8.7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本章记述中央革命根据地主要军事活动，反映中央苏区军事要端。
一、重大战事
1．大柏地战斗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刘士毅部两个团，沿途穷追。2月9日，红四军到达瑞金城北的大柏地。这里山高林密。毛泽东决定利用险要地形，歼灭刘士毅部，当即在大柏地村王家祠主持召开了红四军排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署战斗计划。是日，红四军主力28团、31团和军部特务营3600余人隐蔽在杏坑至麻子坳山谷中。28团设伏西面山上，担任左翼攻击；31团隐蔽在东面丛林中，担任右翼攻击；特务营埋伏在北面山坡，担任正面阻击。三路红军摆成“口袋阵”。2月10日下午3时，烟蒙雾锁，细雨霏霏。当刘士毅部进入红军伏击圈时，三路红军枪炮齐鸣。同时，东西两路红军派出小分队迂回作战，截断其退路。刘士毅部进退维谷，成了“瓮中之鳖”。11日拂晓，红军发起总攻，31团1营从刘部背后冲杀而上，占领刘士毅指挥所。红军鏖战数日，围歼刘部2个团，活捉团长肖致平、钟桓及部属800余人，缴800余支枪及一批弹药，取得了红四军下山以来的首次胜仗，也是“红军建军以来的最荣誉之战”，为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约10万兵力，采取“并进长追”的战略，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其主力5个半师于11月上旬从南昌西南的上高、高安、万寿宫、樟树（今清江）等地分路向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等地进攻。当时红军第一方面军约4万人，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节节阻击、消耗、疲惫敌人；主力在新余、清江一带东渡赣江，转到樟树、抚州以南地区，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和整训部队，随后退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隐蔽集中，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和镇压反革命，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国民党军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等地后，将兵力增加到9个师，于12月中旬，在吉安、建宁一线，分8个纵队，继续进攻。25日至27日，敌第五十、第二十四、第八师先后进到源头、洛口、头陂。29日，敌第十八师师部率两个旅由南垄进到龙冈，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由因富向约溪进攻。红军实行中间突破，当即以一个团钳东面源头、洛口、头陂等地之敌；另以小部兵力钳制西面进攻约溪之敌；主力则于30日分路向龙冈之敌突然发起猛攻，激战至晚，将其全部歼灭，俘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及部下9000人。随即乘胜向东追击，又在宁都东韶一线将敌军五十师歼灭一半。余敌纷纷撤退。“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在1931年春，毛泽东欣然作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3．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调集20万兵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于1931年4月1日，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仍然采取诱敌深入、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迟滞、消耗、疲惫敌人，主力从根据地边缘区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一带转移到根据地内的广昌、石城、瑞金、宁都等地，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和整训部队，从各方面进行反攻准备，然后按预定计划于4月下旬隐蔽集结于根据地前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迫敌而居，待机歼敌。5月15日，敌人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由富田向东固前进。红军乘敌离开其富田坚固阵地的有利时机，于16日突然发起猛攻，经一昼夜激战，将其大部歼灭，取得反攻首战的胜利。接着向东扩张战果。19日，歼灭北逃之敌第四十三师大部于白沙。22日，歼灭西援之敌第二十七师一个旅于中村。27日，攻占广昌城，歼灭守敌第五师一部。30日，袭占建宁城，歼灭守敌第五十六师3个多团。15天中横扫700里，连打5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彻底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4．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第二次“围剿”惨败后，仅隔一个月又调集十万兵力，自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于1931年7月1日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当时红军第一方面军分散在福建西部做群众工作，还没有来得及休整和补充，兵力只有3万人左右。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以地方武装积极阻击、袭扰、迟滞敌人，主力从福建西部绕道千里，于7月下旬回到赣南根据地的兴国县集中。这时敌军已分路直迫面前。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积极行动，将敌人主力部队向兴国以西和西北地区吸引，主力则于8月4日乘夜从敌人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6日在莲塘歼敌第四十七师一个多旅，7日在良村歼敌第五十四师两个多团，11日在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歼敌第八师4个团。6天中连打3仗，三战皆胜，缴枪万余支。这时，所有向西、向南的敌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寻找红军主力作战。8月16日夜，红军以部分兵力将敌向东北方向吸引，主力由东向西，回到兴国境内集中。乃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红军已休息了半个月，敌人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只得退却。红军又乘敌退即，在老营盘歼敌第九师一个旅，在高兴圩给敌第十九路军以沉重打击，9月15日在方石岭歼敌第五十二师全部。此役共歼敌3万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
5．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2月，蒋介石又调集40万兵力，对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在南昌设置行营，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分左、中、右三路军，以陈诚的中路军为主攻部队，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寻求主力红军作战。中路军分3个纵队：第一纵队由罗卓英指挥，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集结在乐安、宜黄；第二纵队由吴奇伟指挥，辖第十、十四、九十师，集结在抚州附近；第三纵队由赵观涛指挥，辖第五、六、九、七十九师，集结在金溪、浒湾一线。企图以3个纵队同时推进，对中央红军形成围歼之势。
同年2月12日，红军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围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以一部分兵力将蒋军主力往黎川方向吸引，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蒋军右翼，集结于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头陂地区隐蔽待机。2月26日，蒋军第一纵队3个师由乐安、宜黄向广昌推进，红军先以地方武装阻击、袭扰、迷惑蒋军，当其右翼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进至宜黄县南部之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于27日拂晓发起猛攻，经2天激战，全歼蒋军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蒋介石遭此打击后，立即改变部署，于3月15日以6个师分成2个梯队从宜黄出发，经东陂、甘竹直扑广昌。红军有意放过先头4个师，于21日清晨突然向进入草台岗、东陂地区的蒋军后尾2个师发起攻击，激战一日，歼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分，敌军散兵仓促溃逃。第四次反“围剿”共歼蒋军近3个师，俘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战的重要经验。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联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到鼎盛时期。
6．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10月，蒋介石在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军事支援下，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其中用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经济封锁的方针。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蒋介石任总司令，顾祝同、陈济棠、何键分任北、南、西路军总司令，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
此时，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到达瑞金，赢得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信任和重用。李德等人积极推行“左”倾冒险军事路线，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把正确的战略转移当作“退却逃跑主义”。反“围剿”开始时，蒋军第八纵队的第五、六、五十六、九十八师进攻黎川得手。李德震惊于一城之失，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急于收复黎川，命令红军三、五军团，进攻黎川以北的硝石、资溪桥，以巩固阵地。初战失利，丧失了主动权。
1934年3月，蒋军第八纵队3个师和第五纵队2个师由黎川、三都向团村进攻。红军三、五军团因兵力分散，使蒋军顺利地占领了建宁、泰宁一线。4月，蒋介石集中11个师向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推进。李德指挥红军一、三、九团，“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组织广昌大会战，以“短促突击”战术，在40华里的汝水两岸与敌激战10天，红军伤亡惨重，广昌于4月28日失守。广昌战役后，蒋军兵分六路发动新的进攻。李德等“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其令红三军团的六师及二十一师在泰和阻击；以红五军团在头陂设防；以红八军团抵抗向吉安龙冈推进的蒋军；令红三军团四师、五师在石城抵抗；令红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在福建朋口、连城抗击；以红二十二师在会昌筠门岭阻挡南进蒋军。野战司令部撤回瑞金指挥。结果，红军全线失利。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毛泽东曾提出将红军主力开进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正确意见。但“左”倾错误领导者未能采纳，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7．湾塘岗战斗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蒋介石将围攻中央苏区的“进剿军”改为“追剿军”，命薛（岳）部、周（浑元）部对长征红军进行追击；命樊（崧甫）部、李（延年）部从北、东两路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10月26日侵占宁都，11月10日侵占瑞金，11月17日侵占于都，中央苏区只剩下会昌一城。形势严峻，中央分局书记项英迅速作出军事部署。11月21日，国民党东路军第三师由瑞金向会昌推进。项英命令留守红军主力24师和瑞金、会昌两个独立营埋伏在瑞金谢坊的湾塘岗，作正面扼制，又命令福建军区所属独立团在瑞金绵江河东岸打阻击战。11月22日上午，国民党东路军第三师进入伏击圈。随着红军师长周建屏一声令下，战士勇猛攻击，歼灭东路军半个旅，击毙团长、营长各人，缴获步枪500余支、机枪3挺。
二、军事院校
1．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党和政府为培养红军各级军事政治干部，以适应革命战争及地方武装建设的需要，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政治部决定，在瑞金天后宫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初时，由红一、三军团的随军教导队和闽西的彭杨学校合编而成，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何长工、叶剑英、刘伯承先后任校长兼政委。许多中央领导干部到红校讲过课，毛泽东讲“苏维埃运动史”，朱德讲“游击战术”，叶剑英讲“步兵战斗条例”，萧劲光讲“苏联红军战术”，李伯钊讲“苏联问题”，邓颖超教唱革命歌曲。红校的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多实地演习。据《红色中华》载，从1931年9月至1933年10月，红校共办6期，培养学员5000多名，学习结束即开赴前线。
2．红军通讯学校
1932年秋，中革军委在瑞金洋溪村创办红军通讯学校，后迁瑞金坪山冈，校长先后由吴光甫、曾兴甫担任，政委先后由杨蓝士、曾山担任。全校分报务、电话、司号、旗语、信鸽等大队。至长征前夕，共办7期，每期学员五六百人，多至千人。学习时间一般为6个月。学习内容主要设政治和业务两大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红校整编
1933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校整编扩充为红军大学（又名“红军郝西史大学”，为纪念苏联一军事人员而命名）、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烈士，又名“彭杨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又名“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等5校，并成立红军教导团4个，均直属中革军委。红军大学设在瑞金县大埠乡之大窝，何长工任校长兼政委；彭杨步兵学校设瑞金九堡，校长为林野，政委为张际春；公略步兵学校设于都县城，校长为陈赓；特科学校设瑞金武阳，校长为胡国杰，政委为张华。1934年9月，各校学员相继毕业，投入军事工作。
4．红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