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案的发生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烈士的鲜血激起了广州革命民众对右派的无比愤怒，从而促使国民党左派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用更加果断的行动去粉碎右派的反共阴谋。廖案发生后中共中央给国民党发来唁电，指出：“只要国民政府始终是拥护民族及民众利益的政府，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必定因为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无耻的阴谋，而更加觉悟，更加积极的以全力来拥护这一政府。全国的革命民众都准备着赞助国民政府，赞助贵党。”希望国民党“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中国共产党还在《响导》上发表文章，分析廖案发生的背景、性质，指出“右派不根本痛快的肃清，国民党不能负引导中国国民革命的群众实行国民革命的任务”。“国民党诸领袖假若乘此机会有肃清反革命的决心，未始不能使国民党开一新局面”。并表示支持国民党，“坚决的最后的肃清一切反动的力量，使国民政府建筑在真正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的军队上面！”同时号召广东工农及全国的革命群众”维持国民政府”，“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谭平山还为此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发表《为廖仲恺先生之死敬告一般革命的民众》，号召工人、农民、革命军人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扩大中国国民党，集中革命的力量，直接向帝国主义者进攻，达到中国独立平等的目的。”周恩来“凭藉其党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连续发表《告人民书》，《告革命军人》，《告工农朋友们》，《檄党军全体将士》等文告，号召军民‘勿忘党仇！誓报党仇！”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国民党左派坚持执行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坚定地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促进了国民党的革命化。
国民党左派一是采取组织手段，在高级领导层中驱逐了与廖案有牵连的右派胡汉民，成立了以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全权处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问题。不久又驱逐包庇右派部下的许崇智，加派蒋介石、孙科、谭平山为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员林祖涵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代理中执委常委，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高级领导层的比例又有所扩大。二是继续统一财政，统一军政，对粤军中一部分支持谋杀廖仲恺的部队予以缴械和整编，任命中共党员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正副主任和第一军的8个团党代表，国共合作在军队工作中进一步深入。同时免去邓泽如的财政部长职务。国民党中执委又派林森、邹鲁等为北上外交团赴北京，与北京临时执政府建立对付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样便渡过了国民党右派谋杀廖仲恺之后的危急形势，使国共合作更为密切，国民政府进一步巩固，为统一广东，扩大革命力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廖案发生后，国民党内部反共活动也越来越严重，一部分老右派首先公开分裂出去。在广东国共合作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国民党右派在广东无法立足，纷纷北上。9月，林森、邹鲁到达上海后，即与戴季陶、谢持、邵元冲、沈定一、叶楚伧等人谋划，决定自行召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共；由谢持先去北京进行筹备，林森、邹鲁则往南京、九江、汉口等地进行联络。10月14日，林、邹等到北京后，不顾当时北京国民党执行部国共两党正联合组织反对段祺瑞临时政府的“国民革命大示威运动”，大闹北京执行部，强行夺走印章、簿册。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居正、罩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邵元冲、沈定一，候补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共13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
会议至1926年1月4日结束，先后共举行22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共产派问题”。会议的第一天即通过“取消共产派的本党党籍宣言”和“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宣布“凡共产党之加入本党分子，尽数取消其在本党之党籍。”接着又通过“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宣布开除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的中执委、候补中执委职务。并通过“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宣布，“解雇鲍罗廷在本党之一切职务。”同时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取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移至上海。12月14日，叶楚伧、邵元冲接管上海环龙路国民党执行部。成立了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公然与广州中央对抗。12月16日，他们又通过《处置共产分子办法》，训令各党部施行，规定各级党部如有少数共产党人担任职务者，由各级党部取消其职权，开除其党籍；如多数职员为共产党员即宣布解散，另组党部。按照这一原则，西山会议派先后宣布解散湖北省党部、江苏省党部、湖南省党部；并在南京、浙江等地开除朱季恂。俞秀松、宣中华、朱义权、沈雁冰等20多人的国民党党籍。这样，在广东革命形势日益好转，全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潮流日益昂进之时，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西山会议派便首先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中分离出去，造成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分裂，使国民党内自从国共合作以来就在局部个别地区潜滋暗植的反共潮流公开化，表面化，并蔓延到全国。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对于这种分裂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11月25日，即西山会议召开的第3天，中共中央首先发出第65号通告，要求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名义通电全国党部，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效。指出：“此时革命工作南北俱在发展中，全国同志均应同心协力，努力工作，即有不同之意见，亦可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发表，以图解决，倘舍此不图，正当革命工作吃紧之时，竟站在广州中央最高党部以外，站在国民政府以外，标榜异议，迹近阻挠革命工作，而为全国同志所不取。”同时，“严促广州中央迅速定期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2日和9日，中共中央又分别发出第66号和67号通告，要求各地“助左反右”，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左派在中共的支持下，与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致电各级党部，宣布西山会议为非法。并就法理与时势两方面指出西山会议召开之不当。这时表面上赞成革命，骨子里反苏反共并不真心同共产党合作的汪精卫、蒋介石等人，也站出来反对西山会议派。12月8日，汪精卫接见广州《民国日报》记者，声明“此次林、邹等在北京西土之会议，实不足法定人数，其决议当然无效”。蒋介石也假惺惺地说：“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走下来的方针和主张。这样就是你信奉三民主义，能做总理的信徒，反不如不信三民主义的好。因为总理容纳共产党的同志加入国民党，是有他的眼光和一定的方针的，决不是随随便便定了的。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我们只要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人，真正能够革命……这样越是有人反对共产党员，我们越应该要扶助他们，联合他们，和他们共同受敌党反对攻击，这样才能表示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望各位不要怀疑。”他还说：“我们国民党，现在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如国民党员有这种见解，那是无异于剥削自己革命的元气。”对于联俄，蒋介石说：“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大半可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要达到世界战争胜利，非国际间革命指挥统一不可……我敢老实说，叫革命先进国的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是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说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
月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象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现在总理死了，各住俄国顾问对本党的努力，仍与总理在日一样，以亲爰的精神，以同志的资格，有事大家互相讨论，求得真理。谁的主张有道理，就是实行谁的主张，并没有一些勉强迁就的事情。”他还指出，帝国主义最怕的一点就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上向帝国资本主义者共同攻击，”因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来设法破坏我们世界革命联合战线。有些中国革命党同志，竟被他这句受俄国人指挥的话所摇动，以为是无上的耻辱，不知恰恰中了帝国主义者离间我们国民革命，破坏我们世界革命的毒计了。”
12月25日，蒋介石又发表《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指出西山会议是“快其驱除异己，发舒私愤之褊心，而不惜阻挠国民革命之大业，迹其言动，无一不悖于本党之纪律与总理之意旨”，“其所宣布之议决案亦归不能有效也”，并表示“中正承总理训诲，他无所求，惟愿与诸同志迅速完成国民革命”。
在国共两党中央的指挥下，国民党北京、上海执行部，江苏、广东、湖北、浙江、江西、四川等省党部，海外各总支部，国民革命军第2、3军等特别党部，黄埔军校特别党部，以及东江等各级地方党部，都一致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通电要求从严惩处西山会议派。毛泽东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对西山会议派也进行了有力反击。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章有：《向左还是向右》、《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这些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右派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反动本质，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果。中共湖南区委和左派的国民党省党部合组“行动委员会”，与西山会议派组织的“湖南临时省党部”进行斗争，以继续推进国民革命。
中共中央在与西山会议派坚决斗争的同时，也注意团结西山会议派中的中派人物。为了避免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造成广州革命局面的垮台，中共中央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主动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举行会谈，表示中共并不企图包办国民党事务，国民党方面的事应由国民党员来负责。在双方的恳谈解释下，达成7点协议：“号召团结，在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改组以来的既定政策下，大家支持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这就争取了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从而使国民党二大得以顺利进行。
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国共合作以来，中共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努力宣传国民党一大制定的革命纲领和新三民主义，逐步掌握一部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1925年1月中共四大正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威望日益增高，渐次形成领袖地位，这就激化了统一战线内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取政治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竭力想确定他们自己的思想，并且要想在组织上巩固起来”。戴季陶主义就是因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1909年归国，为反对满清和袁世凯曾两次入狱，1912年起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一直到孙中山逝世。早年的戴季陶不失为一位资产阶级革命战士，但随着地位逐步上升，其政治态度逐步转向社会改良。1919年五四运动中，上海几十万工人举行政治罢工，戴季陶却“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他认为“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于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他“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孙中山对此曾指出：“要教训群众，指导群众……最要紧要替他们打算，不好一味拿自己做标本。”他宣传过社会主义思想，曾经参加过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但他很快离开了这条道路。1923年底，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时，他坚决反对，与廖仲恺“争论累日”。他提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必须造成单纯党籍，不可同时保有双重党籍，以免造成日后纠纷。”以后由于孙中山态度坚决，他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虽然对国民党改组“抱着消极看法，但也发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将为国民革命开出一个新局面”。大会期间，即1924年1月27日，他曾有一封长达万言的致川中同志书，报告大会的性质与内容，称国民党一大是“破天荒之创举”，大会的精神在于“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之孤儿，付讫于全国同志；要求全国同志以革命的、协作的、规律的精神，负担此孤儿至于成立之责任。”在国共合作初期，他“一方面力劝本党同志通力合作”；一方面“要新加入的共产分子，放弃其共产党籍”。他当时是联系于国民党“顽固派与进步派之间的……中间派的骨干”。这也引起国民党右派对他的不满。一天，张继“在邹鲁家里会着戴季陶，谈到共产党的问题。戴季陶无意中说了几句公道话，张继就骂戴季陶是共产党的走狗，戴季陶也骂张继是北洋军阀的走卒”。彼此争论起来，竟致动武。第二天，戴季陶便留了一个辞呈，离粤赴沪。此事以后竟被蒋介石等歪曲为戴被共产党所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