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阮与张小胖分手后，小阮走进第八宿舍，宿舍中还有个同学点上洋烛看小说。便走到一个正睡着做梦，梦中吃鸽子蛋的学生床边，咬耳朵叫醒了那学生。两人原来是叔侄，睡觉的一个是小叔叔，大家叫他大阮。
“七叔，帮我个忙，把你那一百块钱借给我，我得‘高飞远——’我出了事情，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走不成！”
“为什么？你又在学校里胡闹了？”
“不是在学校里打架。我闯了祸，你明天会知道的。赶快把那一百块钱借给我吧，我有用处！”
“不成，我钱有别的用处！我得还大衣账，还矮脚虎二十元，用处多咧。”
“你好歹借我八十，过不久会还你，家里下月款来算你的。我急要钱，有钱才好走路！有八十我过广东，考黄埔军官学校去。不然也得过上海，再看机会。我不走不成！”
“你拿三十够了吧。我义兴和欠款不还，消费社总得结结账！”
“那就借六十给我。我不能留在学校，即刻就得走路！”
大阮被逼不过，一面又十分需要睡眠，勉勉强强从床里边摸出了那个钱皮夹，数了十张五元头的钞票给小阮。小阮得过钱后，从洋服裤袋里掏出了一件小小黑色东西，塞到大阮枕头下去，轻轻的说：
“七叔，这个是十五号房张小胖的，你明天给我还他吧。我走了。你箱子里我存的那个小文件，一早赶快烧了它，给人搜出可不是玩的。”因为那个看小说的同学已见着了他，小阮又走到那小说迷床边去说，“兄弟，对不起，惊吵你。再见！”
近视眼忙说：“再见再见。”
小阮走出宿舍后，大阮觉得枕下硬硬的梗住头颈，摸出来一看才明白原来是枝小手枪。猜出小阮一定在一点钟前就用这手枪闯祸，说不定已打死了人，明早晨学校就要搜查宿舍。并且小阮寄存那个文件，先告他只是一些私信，临走时却要他赶紧烧掉，自然也是一种危险。但把两件事多想想，就使大阮安心了。枪是张小胖所有物，学校中大家都知道，张小胖是当地督办的儿子，出乱子决不会成问题。文件一烧了事，烧不及也不会牵涉到自己头上来。当真使大阮睡不着觉的还是被小阮借去了那五十块钱。小阮平时就很会玩花样，要钱用时向家里催款，想得出许多方法。这次用钱未必不是故作张皇把钱骗去作别的用途。尤其糟的是手边钱小阮取了五十，日前作好的预算完全被打破了。
至于小阮呢，出了宿舍越过操场到院墙边时，见打更的还在那墙边候着，摸出一张钞票，塞在打更的手心里：
“老刘，拿这个喝酒吧。不许说我回来过，说了张少爷会一枪铳了你。”
“张少爷不出去吗？”
“不出去了。”
“您不回来吗？”
“我怎么不回来？我过几年会回来的！”
小阮爬墙出去后，打更的用手电灯光看看手中的钞票，才知道原来是五块钱，真是一个大利市。他明白他得对这事好好保守沉默。因为这个数目差不多是三十斤烧酒的价钱。把钞票收藏到裤腰小口袋里去，自言自语的说：
“一个人当真有一个人的衣禄，勉强不来。”
他觉得好笑，此后当真闭口不谈这件事情。
早上六点钟，一阵铃声把所有学生从迷糊睡梦里揪回现实人间。
事务员跟着摇铃的校役后面，到每个宿舍前边都停一停，告给学生早上八点周会，到时老校长有话说，全体学生都得上风雨操场去听训。老校长训话不是常有的事，于是各宿舍骤然显得忙乱起来。都猜想学校发生了事情，可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大阮一骨碌爬起来，就拿了小阮昨夜给他那个东西走到宿舍十五号去，见张小胖还躺在床上被窝里。送给他那东西时，张小胖问也不问，好像早知道是小阮交还的，很随意的把它塞到枕头下，翻过身去又睡着了。大阮赶忙又回去烧那文件。事作完拿了毛巾脸盆到盥洗室洗脸，见同学都谈着开会事情。一个和张小胖同房和大阮同组的瘦个儿二年级学生，把大阮拉到廊下去，咬耳朵告大阮，昨晚上张小胖出外边去，不知为什么事，闹了大乱子，手臂全被打青了，半夜里才回转宿舍。听说要到南方去，不想读书了。
大阮才明白还枪给张小胖时张小胖不追问的理由。大阮心中着急，跑到门房去，找早报看，想从报上得到一点消息，时间太早，报还不来。七点半早报来了，在社会新闻版上还是不能发现什么有关系的消息。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穷病自杀了，一个童养媳被婆婆用沸水烫死了，一个人醉倒了，大骂奸臣误国，这类消息显然不是小阮应当负责的。
周会举行时，老校长演说却是学生应当敬爱师长一类平平常常的话。周会中没有张小胖，也不见小阮。散会后训育主任找大阮到办公楼去，先问大阮，知不知道小阮出了事。大阮说不知道。训育主任才告给大阮，小阮为一个女人脱离了他们一个秘密组织，开枪打伤了市立中学一个历史教员。那教员因别有苦衷，不敢声张，但却被邻居告到区里，有办案的人到那人家问话，盘诘被伤理由，说不定要来学校找人。若小阮已走了，看看他宿舍里有什么应当烧的，赶快烧掉。原来这主任就是个XX，当时的XX原是半公开的，在告大阮以前，先就把自己应烧的东西处理过了。至于那位绰号张小胖的大少爷呢，躺在床上养伤，谁也不会动他，因为区里办事的吃的正是他爸爸的饭，训育主任早就知道的。
大阮回转宿舍，给他那住合肥城里的堂兄（小阮的父亲）写信——大哥，你小三哥昨天在这里闹了乱子，差点儿出了人命案件，从学校逃走了。临走时要钱用，逼我借钱。我为他代向同学借了五十元（这是别人急着付医院的款项，绝不能延误不还），连同我先前一时借他的共约百元。我那个不算数，转借别人的务请早为寄来，以清弟之手续。同学中注重信用，若不偿还，弟实对不起人也。
小三哥此次远扬，据他说有一百元就可以往广东，钱不多到上海时住下看机会。他往广东意思在投考黄埔军官学校，据说此校将来大有出息，不亚于保定军官团。弟思我家胡鲁四爷，现在北京陆军大学读书，是家中已有一军事人材，不必多求。且广东与北京政府对立，将来不免一场大战，叔侄对垒，不问谁胜谁败，吾宗都有损失，大不合算。故借款数目，只能供给其到沪费用，想吾兄亦必以弟此举为然也。学校对彼事极包涵，惟彼万不宜冒险回校。弟意若尽彼往日本读书，将来前途必大有希望。彼事事富于革命精神，如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往昔亦曾亡命日本，历史教员在班上曾详言其事。惟小三哥性太猛，气太盛，不无可虑，要之是吾宗一人材也。
大阮把信写成后看看，觉得写得不错。又在“款系别人所有”话旁加了几个小圈，就加封寄发了。他的主要目的是把那五十块钱索还，结果自然并不失望。至于小阮的命运，倒当真与他这次借款的数目大有关系。如果当时小阮的钱够往广东，到后来革命军北伐，这个人也许死了，便成为革命烈士，也许活着，会成为军中少壮派要人，此后的种种都得全盘重造了。
大阮小阮两人在辈分上是叔侄，在年龄上像弟兄，在生活上是朋友，在思想上又似乎是仇敌。但若仅仅就性情言来呢，倒是“差不多”。都相当聪明，会用钱。对家中长辈差不多一致反对，对附于旧家庭的制度的责任和义务差不多一致逃避，对新事物差不多同样一致倾心，对善卖弄的年青女人差不多一致容易上当。在学校里读书呢，异途同归，由于某种性情的相同，差不多都给人得到一个荒唐胡闹的印象，所不同处只是荒唐胡闹各有方式罢了。
两人民国十二年夏季考入这个私立高级中学。
有机会入这中学读书的，多半是官家子弟和比较有钱的商人地主子侄，因此这学校除了正当体育团体演说团体文学艺术团体以外，还有两个极可笑的组织，一个叫君子会，一个叫棒棒团。君子会注重的是穿衣戴帽，养成小绅士资格。虽学校规矩限制学生在校出外都得穿着制服，在凡事一律情形上，这些纨袴子弟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叹，然而在鞋袜方面（甚至于袜带）依然还可别出心裁。此外手表，自来水笔，平时洗脸用的胰子，毛巾，信封信笺，无一不别致讲究。其中居多是白面书生，文雅，懦弱，聪明，虚浮，功课不十分好，但杂书却读得很多，学问不求深入，然而常识倒异常丰富。至于棒棒团，军人子弟居多，顾名思义，即可知其平常行径。寻衅打架是他们主要工作。这些学生不特在本校打架，且常常出校代表本校打架。这两个组织里的学生增加了学校不少麻烦，但同时也增加了学校一点名誉。因为它的存在，代表一种社会，一种阶级，就是我们平时使用它时意义暖昧，又厌恶又不能不尊重的所谓上等社会，统治阶级。学校主持者得人，加之学校走运，不知如何一来又意外得了一个下野军阀一笔捐款，数目将近五十万块钱，当局用这笔钱来补充了几座堂堂皇皇的建筑物，添购了些图书仪器，学校办下去，自然就越来越像个学校。因此在社会上的地位，比旁的学校都好。纳费多，每年来应考的学生，常常超过固定额数十来倍。
大小阮原是旧家子弟，喜事好弄是旧家子弟共通的特性。既考入了这个中学校，入学不久，两人就分别参加了两个组织，叔侄二人从所参加的组织，说明两人过去的环境，当前的兴味，以及未来的命运。
五四运动来了，疯狂了全国年青人。年青人的幻想，脱离一切名分或事实上制度习惯的幻想，被杂志书报加以扩大。要求自由解放成为大小都会里年青人的唯一口号和目的。X中学位置在长江中部一个省分里，教书的照例是北京师大、北大出身的优秀份子，老校长又是个民国初元的老民党，所以学校里的空气自然是很良好的。各事都进步改良了，只差一着，老校长始终坚持，不肯让步，且由于他与学校的关系，人望，以及性情上那点固执，不许男女同学。以为学校是为男子办的，女子要读书，另有女学校可进。这种主张同时得到有势力的当局支持，所以学生想反对无从反对。五四运动过了几年，风气也略转了一点，这学校因为不开放女禁，且更为多数人拥护了。关于这一点看来似乎无多大关系的事情，无形中倒造就了一些年青人此后的命运。因为年青人在身心刚发育到对女人特别感觉行动惊奇和肉体诱惑时，在学校无机会实证这种需要。欲望被压抑扭曲，神经质的青年群中，就很出了几个作家，多血质的青年群中，就很出了几个革命者。这种作家和革命者尚未露头角时，大多数是在学校那两个特别组织里活动的。
小阮自从离开他的学校，当真就跑到上海，恰如当时许多青年一样，改了一个名字，住在一个小弄堂的亭子间里，一再写挂号信给乡下收租过日子的老父亲，催款接济。且以为自己作的是人类最神圣最光荣事业的起始，钱不能按时照数寄来，父亲不认识他的伟大，便在信上说出一些老人看来认为荒唐胡涂的话语。父亲断定儿子是个过激派，所指望的款当然不会寄来了。然而此外亲戚和朋友，多少尚有点办法。亲戚方面走了绝路，朋友（同样在大都市里混的朋友）却在一种共同机会上，得到共同维持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有“同志”互助。物质上虽十分艰窘，精神上倒很壮旺。没有钱，就用空气和幻想支持生活，且好像居然可以如此继续支持下去。到后来自然又承受机会所给他的那一分，或成龙，或成蛇，或左，或右，或关人牢狱，或回家为祖宗接亲养儿子，在乡下做小绅士。
世界恰如老更夫说的在“变”，小阮不知如何一来，得到一个朋友的帮助，居然到了日本，且考进一个专门学校念书了。学的是一般人要学的，政治。家中一方面虽断绝了联系，照规矩在国内外大学读书时，都可以得到本族公款的补助。小阮用文件证实了他的地位，取得那种权利一年。可是本人在日本不到半年，北伐军队已克服了武汉。这消息对他不是个坏消息。既然工作过来的人，回国当然有出路，他回了国。搭江轮上行到汉口，找那母校训育主任，因为训育主任那时已是党中要人。出路不久就得到了——汉口市特别党部党委。在职务上他当然作的有声有色，开会发言时态度加倍的热诚，使同志感觉他富于战斗性。他嘲笑保守，轻视妥协，用往日在学校在上海两地方生活的方式，从一个新环境里发展下去。计划打倒这个，清除那个。一面还写信给那个考入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大阮，表示他在新事业上的成功和自信。写信给家乡族中公积金保管人，主张保管人应当有年青人参加，改善补助金的办法。写信给家中父亲，要他寄钱，简简单单，要他赶快寄钱。清党事变发生时，他差一点点给同伴送掉性命。很幸运他逃出了那个人血搅成的政治漩涡，下行到九江，随同一部分实力派过南昌，参加南昌的暴动。失败后又过广州，作了些无可稽考的工作。不久广州事变，他又露了面。广州大暴动与第X方面军不合作又失败了，工运老总（也就是那个训育主任）坐了机器脚车到总工会去开会，在总工会门前被人用机关枪打掉了。到会三百五十个干部，除少数因事不克参加的分子侥幸逃脱外，将近三百二十个青年，全被拘留在一个戏院里，听候发落。当时市区正发生剧烈混战，一时难决定胜负。各处有巷战，各处有房子被焚烧。年青人的屠杀更在一种疯狂和报复行为中大规模举行。拘押在戏院里的小阮胸有成竹，打算又打算：老总已倒下完了，这混战继续下去，即或一两天XX方面会转败为胜，可望夺回市中心区，在转移之间，被扣住的一群，还是不免同归于尽。与其坐以待毙，倒还是乘机会冒险跑路，这么办总还可望死里逃生。
其时戏院门前已用铁丝网围上，并且各处都安放着机关枪，但近于奇迹似的，小阮和另外两个同伴，居然在晚上从窗口翻到另外一个人家屋瓦上，从一个屋上打盹的哨兵身后脱出了那个戏院，逃到附近一个熟人家里。第二天一早，那三百个同伴，被十二辆大汽车押送到珠江河堤边去，编成三队，用机关枪扫射了。二十一天后某个晚上九点钟左右，北京大学东斋大阮的宿舍里，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客人就是小阮。
其时大阮一面在北大外国文学系读书，一面已作了一家晚报评戏讲风月的额外编辑，因他的地位，在当地若干浮华年青学生，逛客，和戏子娼妓心目中，已成为一个小名人。所住的宿舍里墙壁上和桌子上全是名伶名花明星相片，另外还挂了某名伶一副对联。同房住的是个山东籍历史系的三年级学生，这学生平时除读书外毫无他务，一自本学期和大阮同住后，竟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戏迷”了。
大阮见小阮忽然出现在他面前，出乎意外，大大吃了一惊。他还以为小阮不是在南方过日子，就是在南方死掉了。
“呀，小三哥，原来是你！你居然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