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筱雅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诗人海子卧轨于山海关。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诗人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
二零零七年十月四日，诗人余地在家里划开了自己的颈动脉。
诗人。又是诗人。我们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就一再听到诗人自杀的信息。在面对这样一桩又一桩死亡的时候，人们的嘴似乎变得更为灵巧，更能体现上帝造物的神妙；他们一边揣测，一边将许多分析的答案安在诗人们的身上，所得出的结论是：自私、懦弱、不负责任，等等。似乎在这样的死亡面前，人们的嘴最大程度地变形，张张合合间唾沫横飞。赴死的勇气和努力生存的坚强，艺术的追求和生活的责任，究竟谁更勇敢，谁更重要？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诗人们的死，付出的是缪斯的代价。他们选择了死亡，以诗歌的一种狰狞状态。
一个没有接近过死亡的人，没有资格说诗人的死亡是懦弱的；一个没有经历过自杀的人，没有资格评论说诗人的死亡不负责任。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代表着我们认同诗人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寻求解脱，但是，在一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年代中，诗人们的死成为了一个醒目的标本。卡夫卡曾经写道：“堂·吉诃德最重要的行动之一，一个比跟风车的斗争更重要的行动是：他的自杀。”而郭凯戈尔也绝望地指出：“我们全部在世的存在便是一种不适。”究竟是什么促使了诗人们的自杀？
诗人们是当今时代的堂·吉诃德。作为一名诗人，他们的身上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气息。这样的气质使他们在面对着当今社会的各种现状时，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抵抗情绪。而这样的情绪促使着他们在面对无法接受的社会现状时逆道而行，抗拒规则。然而，在现实社会中逆道而行、抗拒规则，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失败。诗人们厌倦人世中所有虚伪的一切，厌倦在这样的虚伪中产生的无耻的法则，到了最终，就形成了他们对自身的虚伪——生活的厌倦。于是，他们以一种狰狞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在十八年前海子卧轨于山海关的时候，西川就在《死亡后记》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所有的当代诗人都承受着两方面的阻力：一是社会对诗人的不信任；二是文学界内部的相互不信任，不理解与相互排斥。直到十八年后，诗人余地又再次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我们能清楚地感觉，这两个问题还一直存在。
我们都能看到，由于社会商业化的进程迅速，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也在以各种方式向着商业化迅速发展着。然而艺术的商业化——具体到诗人身上，便是文学的商业化——对于这些诗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以当今的图书市场为例，我们不难发现，原本充满着墨香的图书市场现在布满了商业气息。我们看到，无数的娱乐书籍争先恐后地摆上书架，并且取得了巨大的销量。我的说法或许并不全面，但是，我们在走进当代中学生的时候，我们能从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口中听到我们所熟悉的文人墨客的名字？而这些本应该烙印在他们记忆当中的名字，被一些流行的娱乐作品的作者所替代。我认为，这是文学艺术的一种悲哀。当出名的青春派作者郭敬明已经登上作家富豪榜的时候，诗人余地仍然在微薄的稿费中努力挣扎。当这些青春派作者已经大手笔地买房买车的时候，诗人们还在为供房贷款、生活费以及种种费用发愁。文学艺术的商业化，导致了作品的随波逐流，而这一状况，正是与诗人的写作理想相违背的。商业化导致了一系列“潜规则”的形成，而诗人们最厌倦的，就是这样的“潜规则”。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悖逆规则，悖逆形势，以自己的方式为心中的缪斯而斗争，因此付出了缪斯的代价，这样的代价，就是他们的生命。
育邦在悼念诗人余地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某些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某些人，若干年后知道了自己是谁，于是便开始走向自己；有一个人（此处指诗人余地），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谁，他的使命是什么。”事实上，所有的诗人都是相同的。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诗人们是完全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诗里构建的，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现实却与自己心中构建的社会背道而驰。无数的人们都在为了生活而疲于奔命，在这样的过程中，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就形成了。每个人都被这张社会关系网所包围住。而在这样的社会交往中，人们的最原始的一种纯洁性、简单性被剥夺了。或者说，人们生而俱来的单纯在社会人际的交往之中逐渐被复杂性所同化，于是，人们在这样一张网的同化之下生出一副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脸孔。人们疲于奔命，而生活就直接演变成了办事、求人、建立人际关系的一系列过程。久而久之，这样的一张社会关系网也就成为了社会成员的一张屏障和保护网，人们都受着它的保护，也不能脱离它。而诗人们，由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熏陶，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最真纯的性格，这样的性格明显地与社会保护网格格不入。他们的个性使他们无法抓住保护网，更准确地说，他们从一开始拒绝这样的保护，并且与它背道而驰，以自己的方式捍卫心中的缪斯。他们从不为商业而写作，不会因为有利益可图而写作，他们蔑视那些存在于艺术当中的规则，因此选择极端的方式去捍卫文学的宗教。
余地谈及写作时说：“写作不是做爱，它的愉悦，来自哪里？用手指敲打自己的每一根神经，让它们在空气中震颤。这些文字，像精液，会发黄、变干，不堪入目。”这样的一个观点，实际就代表了诗人心中文学的宗教和坚持这样的宗教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诗人们在一开始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在执行着这样的使命当中，他们也清楚地看到，在这样宗教下所进行的文学必然走向干涸的道路。因为写作不再是愉悦人心，而是向人们清楚地展现一个全面的世界，展现这个世界的灰烬。
缪斯是艺术的代表，也是艺术本身。诗人们还在年轻的时候就选择了以狰狞的方式结束生活，为捍卫缪斯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在这样的代价中，往往只以自己的臆想而揣测，因此得出了自私、懦弱等等的理由。而事实上，极少有人看到，诗人的死，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对已经变质的艺术而发出的反抗的最强音。我将这样的过程，称为缪斯的代价。张柠先生言，七十后一出生就是衰老的一代。事实上，这些付出缪斯代价的诗人们，正是最年轻的一代。许多人仍然在坚持文学宗教和随波逐流中挣扎，因为，他们的选择结果将直接决定他们未来生活的状态。坚持文学宗教的人们，很有可能面对的就是与社会关系网的格格不入，从而造成困难的生活局面；随波逐流的人们，更有可能获得物质充足的生活，但面对的就是在社会关系网中的浮浮沉沉。坚持着艺术宗教的人们，终有一天必须面对缪斯的代价。这实际上，并不辉煌，而是十分凄凉的。诗人们的死作为一个标尺，一个具有鲜明反叛意识的标尺，重新标注了我们需要面对的正确的文学宗教与艺术价值观。他们的死必然给历史留下沉重的反思。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他们为缪斯付出的代价是生命，这是一种悲凉的、令人深感绝望的结果。新的宗教者们应该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培养自己的艺术思维，这样才能与时代生活中的黑暗、愚蠢与邪恶做出斗争，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同是捍卫缪斯，我想，后者更为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