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渴望成功，当以恒心为良友。”——爱迪生
2014年10月，肯尼亚-塞拉利昂，凯内马。
10月份的肯尼亚正是一年一度极其珍贵的雨季，受热带季风的影响，瓢泼的大雨将会一直持续到12月份，空气会变得非常的潮湿。当然，雨水也使干涸的溪流焕发出勃勃生机，瞬间变换成一条奔腾的大河，滋润起两岸的大草原，草木在一夜之间就会长得郁郁葱葱，没有人知道它们是怎么冒出来的，这就是生命的顽强。
上百万只食草动物，主要是角马、斑马和瞪羚，为了躲避旱季会随着雨水迁徙到这里。为了能在水草丰茂的马赛马拉大草原繁衍后代，它们将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沿着祖祖辈辈的迁徙路线，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长途跋涉4800公里到达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大草原，这条路线仿佛像烙印一样刻在它们的记忆中，年复一年，代代相传。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不仅要冒着生命危险，在数百条鳄鱼的围攻中渡过马拉河，还要穿越狮子、猎豹的伏击，还有那永远都甩不掉的鬣狗群。最终，将有十多万只食草动物再也到达不了目的地，而成功者会把生命延续下去，还有这条亘古不变的迁徙路线。这是大自然最真实的一幕，狂野、惊险、悲壮、残忍，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了它们前进的渴望，这就是恒心。
“又开始了。”伊薇特双手托着下巴，靠在窗边的栏杆上，两眼呆呆的看着外面瓢泼的大雨，自言自语的说。
我和加斯帕尔都清楚她指的是什么，显然她仍然挂念着那片大草原，还有那里生活着的数以万计的生灵。
“你要相信自己的决定。在你得到什么之前，你总是要付出点什么。从生命的角度，我也十分坚信人与其他动物生来平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塞拉利昂，现在更需要你。”加斯帕尔向前探了探身，用平和的语气安慰她说。
“你们也许知道，医学实验经常会用小白鼠作为受体，尤其是我们做流行病研究的，会用小白鼠做病毒实验，可悲的是，每次实验中小白鼠都会极其的痛苦，也许你只能看到它们到处翻滚，吱吱乱叫，可能那已经是撕心裂肺的痛苦了。而我们为的，只是记录下它们痛苦的表现和一些数据而已。你们说，这值得么？公平么？但如果这能挽救成千上万的人呢？”加斯帕尔看着伊薇特，语气低沉，但依然能感受到他渐渐高亢的情绪，这显然是个深刻而沉重的话题。
“关于生命的哲学，谁又能讲的清呢？”我若有所思，喃喃自语，只要能找到陶敏，我也不会在乎牺牲多少小白鼠，甚至于我自己。
“哈哈，你们中国人一向很懂得哲学，讲话也很有哲理。”伊薇特终于露出了笑容，也许是被加斯帕尔说服了，也许是自己想通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也不觉得我这句话是多么的有哲理，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大智若愚吧。”我又说了莫名其妙的话，没想到大家竟然大笑起来，真不知道他们到底听懂了没有，我也不好意思的笑了。
我们在肯尼亚机场的国际中转区已经滞留了两天，外面阴郁的雨天把我们的心情压到了极低点，尤其是我，无比的烦乱和焦急。还好有加斯帕尔和伊薇特在，也不算那么孤单，我也很庆幸能遇到他们两位好人，也许这就是上天注定。这两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各自的事情，增进了相互的了解。
伊薇特给我们拍了好多照片，将经历的一切都记录了下来，她说以后不仅要做一个专题报道，还要出本书，名字都起好了，叫《塞拉利昂的抗争》。她的眼神中满是憧憬和希望，我相信她一定会成功；加斯帕尔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非洲通，有时候甚至比当地人都了解这片土地，他给我们讲了许多非洲的见闻和各个国家的一些奇怪的习俗、文化，让我和伊薇特都大开眼界，他说这里的许多事情都无法用我们世俗的、理性的思维去思考，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你去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似乎理所当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非洲，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而我，既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也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在来之前，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设计师、中产阶级、经济适用男，老婆、孩子、热炕头也许就是最让我满足的生活了，但就是这点愿望也实现不了。现在，我的生活全都乱套了，人生也在此转折，而我最渴望的就是找到陶敏，别无他求。
这时，广播中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塞拉利昂的封锁解除了，我们可以登机了！顿时，大厅中人声鼎沸，滞留许久的乘客欢呼雀跃，终于将压抑已久的情绪释放了出来，我们赶忙收拾行李，登上了飞往塞拉利昂的肯尼亚航空KQ510次航班。6个小时后，我们成功降落在了弗里敦机场。塞拉利昂，我来了！陶敏，我来了！
这不像个机场，倒像是个鸡场。离跑道不远处散布着一些低矮的房屋，有砖房，有土房，参差不齐，显然是当地的民居，航站楼跟国内的火车站差不多，这跟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同。一方面，国际机场毕竟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再差也不能差了这点（显然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好面子）；另一方面，塞拉利昂的钻石、黄金、金红石十分丰富，每年出口的钻石有40多万克拉，应该是富得流油啊，但事实与这完全相反，原因很简单，我忽略了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政治。在一个政局动荡、制度落后、缺乏法制的国家里，再多的宝藏只能成为少数野心家发动战争的驱动力，永远也不会给普通民众带来幸福和财富。
走出飞机，并没有感受到十分的炎热，反而是一阵海风迎面吹来，甚是凉爽。阵雨刚过，天还未完全放晴，我放眼望去，四周全都是海，这才意识到我们降落的机场位于一座小岛上，与市中心隔着一片大海，没有大桥，只能通过渡轮过去。
在渡轮上，我们重新明确了计划——
首先，要聘用一名当地人给我们做向导，他必须熟悉当地的情况，会说英语，而且要忠诚、可靠。报酬自然不低，每天10英镑（合29000利昂币，在当地绝对是超高薪了，塞拉利昂年人均收入仅15英镑）。还好加斯帕尔十分有经验，在来之前就通过熟人提前找好了向导，我再次庆幸能遇到加斯帕尔，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聘用向导一方面是为了给我们带路，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我们遇到的麻烦，避免触犯当地的法律和禁忌。外地人在塞拉利昂单独出行是十分危险的，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国家，大街上出现一个外国人是很显眼的，甚至会成为街头巷尾几天之内的新闻，而被坏人盯上也是很容易的，这样不仅会遇到抢劫、偷盗等事情，还可能有生命危险。如果有当地人陪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即便是遇到什么困难，也能与当地人顺畅的沟通；
其次，在弗里敦我们不做停留，直接开车前往凯内马，为了方便和安全，向导要兼做司机；
最后，到了凯内马，我们要去陶敏所在的WHO医疗救助站，找到陶敏失踪的原因和行踪线索。同时，加斯帕尔还要与WHO驻塞干事交换信息，了解目前疫情发展的情况，商讨控制疫情发展的策略等。而伊薇特要用她的相机和笔记录下发生的这一切。
船还没有靠岸，远远的就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略显偏瘦的黑人挥舞着帽子向我们示意，他就是我们的向导，班古拉Bangura。听加斯帕尔说，他今年24岁，原本是当地有名的木匠，后来不幸感染了埃博拉，侥幸康复以后，受到了歧视，不仅失去了工作，甚至家里人都不欢迎他回家。后来他参加了当地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埃博拉幸存者互助队，在成员们的鼓励下，他才重新拾回了生活的信心，据说，当地像他这种情况的人还很多，有些人甚至觉得不如当初死了算了，病好了反而活不下去了。此后，他经常为救援人员、记者等充当向导，并以此谋生。治疗班古拉的医生是加斯帕尔的好友，因此推荐了他，他也是少数愿意前往凯内马医疗救助站的人，在埃博拉疫情爆发后，这种地方简直就是禁区，别说进去，就是谈论起来都会令人色变。
下了船，他连忙跑过来帮我们搬行李等物品，并主动跟我们打招呼，十分的热情。别看他有些偏瘦，但十分有力量，一个人手拎两个大袋子，头上还顶了一个，毫不费力，黑人果然强壮、健康。他那黝黑的皮肤、圆圆的眼睛、洁白的牙齿还有那永不消失的笑容，让我们倍感轻松，也增加了我们的信任，即便是受到那种打击和挫折，他依然是那么的积极、开朗。
车子就停在码头旁边，是一辆掉了漆的旧皮卡，算上司机可以容纳5个人，加斯帕尔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和伊薇特在后排，内部还比较宽敞，就是汽油味重了些，而我们的行李也就只能放在后面开敞的车斗里了，任凭风吹日晒。
“别看它有些破，但十分结实。”班古拉微笑着，一边开车，一边解释道，很明显是想打消我们的顾虑。
“这是我以前工作过的工地上的运输车，我们经常用它来运送木材、刚才、水泥、砖等，它从来都没让我们失望过。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木工，我的手艺非常好，总是工地上做的最快、最好的一个。”他侧过头，看了我们一眼，坐直了身子，显得有些洋洋得意，不仅是对这辆旧皮卡，还是对曾经辉煌过的自己。
“我们相信你，也相信你的车。”伊薇特笑着回应道，刻意回避了他患病的话题，我们不愿阴影再次笼罩在他的脸上，希望他永远这么开心、快乐，保持着笑容。
班古拉是位十分健谈的人，他一路上不停地在给我们介绍着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简直是滔滔不绝。大到党派竞选，小到昨晚发生在菜市场的一件趣事，看得出，他十分热爱他的国家，虽然贫穷、落后，虽然战乱不止，虽然疾病缠身，但这仍然是他的祖国，他仍能说出这个国家无数个令他骄傲的地方，也会为祖国的任何一点进步而高声喝彩。
此时，65岁的加斯帕尔终于抵抗不住旅途的疲劳，在班古拉的催眠声中睡着了，我真的十分敬佩他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个年纪的他完全可以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而他却奔赴万里，来到这个快被世界遗忘了的角落，不是为了金钱、荣誉，只为挽救那些被病魔困扰着的人们。
“这位先生，您一定是中国人吧。”班古拉突然将话题转移到了我的身上，使我倍感意外，而我也毫无准备。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的问道。
“哈哈，我猜对了吧。我们都十分喜欢中国人，我们两个国家非常的友好，我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中国的报道。”他更加兴奋了，声音变得越来越高亢。
“袄？为什么呢？”我不解的问。
“中国给了我们国家非常多的帮助，我们这里好多体育馆、大楼都是你们帮助建设的，还有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公路。”他指了指我们正在走的这条柏油马路，显然，根据我的观察，这是该地区最宽的一条柏油马路。
“你知道吗，我之前工作过的工地就是中国援助我们建设的中心体育场，位于弗里敦的市中心，两个月前刚刚竣工，非常的漂亮，那是我见过的最宏伟的建筑。而工地的工程师也是你们中国人，他们对我们非常的友好，不仅教会我们很多施工技能，还经常请我们吃饭…。”他又开始了涛涛不绝。
我顿时恍然大悟，切身感受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这种感觉在国内可能永远都体会不到，只有到了异国他乡，才真正懂得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尊严是多么的重要！
说到这，我才注意到窗外的景色，开始欣赏这个城市的风光，其实，也没什么好欣赏的。简单地说，海边一带像中国的县城，而里面基本上与中国的小镇差不多，大部分是三层左右的建筑，低矮又拥挤的排布在道路的两侧，电线、商业招牌交错混杂，路上车辆很少，大部分是行人，小商小贩也随处可见，这让我想起了我国的城中村，而这里确是塞拉利昂的首都啊。
驶离了“市中心”，郊区的场景就更加惨不忍睹了，我也不再描述了，基本上与巴西的贫民窟没什么两样。
离开了城市，我们行驶在一条叫Masiaka-Yonibana的高速公路上（我也没问是什么意思），两侧都是茂密的丛林和山丘，大部分植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它们长的都十分的高大、粗壮、茂盛，非常的震撼，偶尔还能看到小动物在林间闪过，我甚至在一棵树上还看见了两只猴子，这种自然的景象真是见所未见啊。显然，我对这种风景的兴趣要远超城市，同有此感的还有身旁的伊薇特，她时不时的举起相机，拍下窗外的美景。
我们要经过约尼巴纳和博城，大约历时4个小时到达凯内马，看着优美的风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阵阵微风携带湿润的空气迎面吹来，好不惬意。此刻的我倒像是个游客，好像暂时忘掉了此行的目的，完全被这种环境所陶醉，渐渐地也睡了过去。
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到了哪里，车子突然间停了下来，我和加斯帕尔也被惊醒了，缓过神之后，看见一个身穿牛仔裤、手拎着背包、戴着墨镜的黑人站在车的前面，示意我们停下，旁边停着一辆吉普车。他十分的强壮，身板挺的很直，目光坚毅又透着一股杀气，大有电影中美国大兵或超级特工的气势。我们谁都没有下车，不知道这位不速之客到底想干什么，他万一要是打劫的该怎么办？我的心跳越来越快，大脑在飞速的转动，快速寻找着应对的策略，甚至在考虑我们四个能不能打得过他。
他慢慢地走到了班古拉的车窗前，摘下了墨镜，用一口流利的美语说：“您好，我的车子坏了，可不可以搭您的车走一段路？”
听到这，我们四个人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因为从他的话语中我们看得出，他对我们没什么恶意，威胁解除。为什么呢？其一，塞拉利昂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当地会说英语的人不多，即便是会说的，也都是清一色的英式英语，使用的外国货币也基本上都是英镑，这跟塞拉利昂曾经被英国殖民过有关。而他说的却是纯正的美语，证明他不是本地人，那么本地人拦路抢劫的可能性就被排出了；其二，他说他的车坏了，需要搭一段顺风车。旁边的吉普车也印证了这一点，看他拎着背包，很像是一名游客。于是，我们同意他上了车，坐在了我的旁边。
“请问你准备去哪里？”班古拉问道。
“凯内马，东部郊区有个WHO设置的医疗援助站，我准备去那里。你们可以把我放在离那儿最近的地方，谢谢。”他说话一板一眼的，十分严肃、认真，声音粗犷而低沉，像是个受过训练的人。
他话音刚落，我、加斯帕尔、伊薇特还有班古拉相互看了看，不约而同的笑了，他对我们笑显然有些莫名其妙。
“年轻人，你很幸运，我们也正要去那里，就是那个援助站。”加斯帕尔微笑着对他说。
“袄？那真是太好了。”他也笑了一下，但并没有继续说什么，很明显他不想透露更多的信息。此时的氛围显得有些尴尬，加斯帕尔看出了他的心思，就主动将我们四个人分别介绍了一遍。毕竟，要想让别人敞开心扉，自己的心扉首先要敞开，加斯帕尔希望这样能缓解这位年轻人的不安感，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谁都不想跟一个不明来历、不明身份的人待在一起，这样心里很不踏实。
“我叫加斯帕尔，来自英国伦敦，是一名流行病学家，来这里主要是进行埃博拉病毒的研究和防控。”他转过头，看着眼前这位谨慎的年轻人。
“这位女士叫伊薇特，她是法新社的记者，从马赛马拉大草原赶来，是为了对这里的情况进行报道。”随后，他看了看伊薇特。
“他叫Alex，来自中国。他的妻子跟随团队来到塞拉利昂进行抗击埃博拉的援助工作，就在我们要去的那个WHO医疗援助站内。但不幸的是，在两个月前却意外失踪了，至今仍下落不明，也不清楚原因，他来这就是为了找到查明真相。”我看了眼这位年轻人，希望他能体会到我们的坦诚，开诚布公一些。
“袄？你也是来找人的？”他终于开口了，显然是被加斯帕尔的真诚所打动。
“是的，难道你也是？”我疑惑的问道。
“没错，既然你们这么坦诚，还好心帮助了我，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他稍显放松了一些，准备开始介绍自己。
“我叫安德鲁Andrew，是一名来自南非的美国人，20岁开始当兵，曾经参加过伊拉克战争，退役后一直在美国从事安全顾问工作，偶尔会受雇于一些国家或者地方军阀，完成特定的任务。”他的话语铿锵有力，时不时的还用余光扫视我们，注意着我们的反应，显得十分机警、敏锐。
“那你是一名雇佣兵了？”加斯帕尔追问道。
“是的。半个月前，美国诺瑞公司（一家世界领先的生物医学和制药公司）一位名叫詹姆士的高级副总裁找到了我，说他的妻子蒂娜是WHO流行病学家，作为一名埃博拉疫情调查员委派到塞拉利昂进行埃博拉病毒的防治与研究工作，也被安排在了凯内马的这个援助站。诡异的是，在一个月前也神秘失踪了，同样下落不明。”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照片，是一名30多岁的女士，也就是他说的蒂娜。
“我认识她，是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会上。”加斯帕尔接过照片，惊讶的说。
“袄？那真是太好了。詹姆士想雇佣我去调查蒂娜的下落，务必解救她回来。我一开始没有同意，因为这种活不同于拿着枪上战场打仗，是个细致活，还要把一个女人活着带回来，有些难度，另外，我也不想被意外传染上埃博拉病毒，就此一命呜呼。”他慢慢放松下来，没有了一开始的谨慎，说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后来，我的一个战友，现在是国防部的一名助理找到了我，请我帮詹姆士这个忙，我才意识到这件事远没有救人那么简单，于是就答应了。”他看着我们，等待着我们的回应。
“这件事情太蹊跷了，两名援助抗击埃博拉的专家相继失踪，而且是在同一个WHO援助站！这必然不是巧合，你要知道，援助站周围不仅有警察和军队把守，不远处还有个维和部队驻扎！”加斯帕尔皱紧了眉头，认真的思考着。伊薇特不停地在记录着我们的对话，也绝对这件事背后一定大有文章。
“你刚才说，詹姆士让你务必把蒂娜解救回来？”我仿佛发现了新大陆，急切地问道。
“是的，怎么了？”安德鲁显得有些不解。
“这证明詹姆士知道蒂娜还活着！而且她是被绑架了！”我突然大声地喊了出来，着实吓了他们一跳。
“是的，詹姆士跟我说过，曾经有个人给他打过电话，说蒂娜在他手上，给他提出了释放蒂娜了条件，但是他没有答应。至于是什么条件，我就不清楚了。”安德鲁耸了耸肩，摇了下头说。
“也就是说，陶敏也极有可能是被同一个人绑架了！而且她很有可能还活着！”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绪，一把抓住了安德鲁，激动的说道。
“那你还知道些什么信息？”我的两只眼睛睁的大大的，期盼的望着他。
“詹姆士只说了那个人听口音好像是个日本人，而且很确定蒂娜仍然在塞拉利昂!”他很坚定的回答。
“仍然活着！在塞拉利昂！”我握紧了拳头，心中充满了希望。
“天呐！”加斯帕尔和伊薇特一脸惊愕的表情，不敢相信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