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过去了，没有消息；第二年过去了，也还没有消息……他在里边一直当了四年多的囚犯，直到他收监五十个月的时候，农场才来人把他不明不白地接了回去。在这四年多的光景中，他继续不断上书，因为新来的犯人告诉他，林彪叛逃已命毙温都尔汗，他昔日上书指责林彪，理应平反。临行前，他曾问过监管干部，但是回答是“无以奉告”--所以受尽了折磨的朱希，是以“现反”进监，糊里糊涂出监的。
发生在以后的故事，不仅是我没有想到，连朱希自己也大吃一惊的：当１９７９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卷宗中写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当时当地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没有执行死刑时，林彪叛逃的案件发生了--朱希因此而捡了一条命。使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材料。真是人如草芥，革命了多半生的朱希，自己在当时竟然不知道，有一天，会被拉向刑场，吃上一颗子弹！
公章大印皆在，让平反单位大为其难。他们先后三次往返长治，才拿回来一张写有“查系错捕，宣布无罪”的公文。所以，朱希的平反，一直拖到了１９７９年的５月，才算是回归了干部队伍。当笔者为写此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回忆录，到朱希的家中访问时，朱老十分感慨地说：
“当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就这么难！我看的史书也不算少，但是历朝历代把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都给打成敌人的，你在史书中发现过吗？”
“没有读到过。”我说，“这五十五万多的数字，是报纸上公布的。实际数字怕是还要多。”
我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团河农场右派大聚集的时候，一些来自最基层的右派告诉我，当年在山高皇帝远的边塞地区，为完成单位中百分之十的数字，还有选举出来的右派。谁当天正好不在单位，就选上了谁。“当然，像朱老这样判死刑的，虽不多见。但在‘一打三反’时期，南京就枪决了四个右派，在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我在《金陵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希望有知情者，能告知死者情况于一二。文章发表以后，只有一个《扬子晚报》的读者，给我来过一封信，讲述了她见到执刑前的批斗会现场。当时参与此事的‘文革’成员，都像是哑巴一样，缄口无言。”我对朱老讲述了那四个老右的名字，和被枪决时的情况。
“我也差点就成了这样的一颗冤魂。自己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掉的！”朱老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朱老今年已经８３岁，家中陈设几乎还都是５０年代的。他用哆哆嗦嗦的手，给我找出一张他在监狱服刑时的照片。我望着那张照片，虽然面子上强作笑颜，心里却忍酸不住。我问朱老：“临离开农场之前，大辛庄的干部，就没有一点良知上的表示。比如，向你道个歉，或者……”
朱老打断我的话说：“没有，在１９７８年他们就把我给撵回北京来了。”
听了朱老的自白，我不禁想起了一位哲人的话：在暴虐的政治下，道德和良知都会沦为娼妓。我从朱老的经历，再一次验证了这位哲人的名言。
我的一次生死劫难
我的这场生死劫，不属于政治上的--中国历史到了１９７３年之尾，举国上下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当中。场里革委会紧跟形势发展，抽调一批文化人，办墙报，出漫画专刊。我和张沪以及画画的曹大士、马常等七八个人（大都是办过报纸或在原单位搞过宣传工作的），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从事批林批孔的宣传。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不费劲的事情，报纸上有现成的材料，将其摘头去尾随便动动笔墨就行了。应该说，这是我和张沪到大辛庄以来，体力上最为轻松的日子；但从思想上去反刍那些时日，却又是我们最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单纯地批判孔子的“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这倒不用去花费什么脑筋。抽到这个宣传组来的都是知识分子，几乎没一个人不了解“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靶牌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在１９５５年，有过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了１９６２年的广州会议期间，与陈毅一起，曾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陈毅还当场为文艺界的两个知名作家脱帽祝酒，这是所有知识分子记忆尤深的一件往事。
因而在那间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双关语：
“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立刻有人应答。
“尊法批儒，谁是法家？谁是儒家？”
“当今法家非张春桥莫属。”
“那么谁是当今的儒家呢？”
“……”
每当说到关键问题，小屋就沉默下来。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但是谁也不说出周恩来的名字。虽然，被抽调到这儿来的没有爱打小报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朱希事件的场面犹如昨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敢随便乱说乱动了。因而在宣传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双关语，表述各自的心迹，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风，很快就刮过去了。宣传室解散归队。我没能再当我的铣工。化工车间的四氯化碳即将上马，化工厂要组织一批人员，去张家口化工厂学习此项工艺的生产流程--这同样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张家口学习的成员之一。对此殊荣，我颇感惊喜。因为至少我可以到远离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蜗居山西这么久，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已全然无知；去张家口可能要路过北京，也许有可能顺便到家里走上一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不知为了什么，自从被召入宣传组摇动笔杆之后，多多少少勾起来一点死去了的梦幻。尽管批林批孔，并不是自己所想干的，但是突然接触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种“久别胜新婚”的亲切之感。当时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类，他因为小提琴拉得比较到位，突然被长治文联调走，有此先例可循，我想到我的命运能否在长治有一点转机？那位姓高（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的同类，在临行前对我说，以我的文学功底和名声，长治市是求之不得的；山西老一辈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况，何不想办法回到社会中去？他说他进入文联后，要替我力荐一下，让我也通过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我拿不定主意，回到小屋与张沪商量。她的意见，是征求刘绍棠的意见--因为他身在北京，知道文化大环境的宽严程度。当然能跳出牢笼，怎么说也是个好事；但她也担心这个时代，要跳出劳改的生活圈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记得，在临去张家口之前，我发出去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绍棠征求意见的，并说我去张家口有可能在北京停留一下，听听他对我去文联工作的现实性，到底有多大；第二封信是写给马烽和他的爱人段杏绵的，马烽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与我相识，而段杏绵则在那次创作会议上，与我同为北京代表。这是我到了山西以后，第一次想到突破围墙，并第一次拿出具体的行动，做突围的试探和准备。信发出去不久，我们这支开往张家口的队伍，就集结待命了。
带队的队长姓甚名啥，我今天已然无从记起，但是他那口标准的晋东南（长治隶属于山西东南部）的地方口音，我则永生难忘。他召集我们开会时说：“俺今天开会，先给你们送个好信，你们这回去张家口，是以工人的身份去的。到了那个地方，谁也不许暴露劳改队的身份，就算你们去当上一段日子的冒牌工人吧！今天回去收拾一下衣物，明天一早出发。俺对你们说的第二句话，到了那块地盘，要遵守人家厂子里的纪律，谁犯错误回来跟谁算账，俺的话完了。散会！”
我们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当时太原开往长治的铁路还没有开通），取道北京，去了张家口。这支冒充工人的化工学习队，一行十二人（队长在外）都是当时不值钱、家住北京的臭老九。首先使我们失望的是列车并没有在北京停留，我们只在永定门火车站转车之际，在候车室的木椅上坐了约有一个小时，然后马不停蹄地坐上了开往张家口的列车。回家一看的愿望落空了，与刘绍棠交谈的机缘失去了--我们唯一的获得，是过了当真正工人的瘾。因为在离开大辛庄农场以前，每人发了一身劳动布的工人服，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十几个身着崭新工人服装的队伍，着实使我们风光了一路。
可是当我们坐在开往大西北的火车上时，也不禁互相咬起耳朵来：
“冒充工人阶级不犯法吗？”
“为什么一个执行专政的机构，就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
“到了化工厂，总要接触化工技术人员的；人非木偶，万一人家询问起我们厂子的情况，将何以作答？”
当惯了老鼠总揣有一副怕见老猫的心态，火车离张家口越近，我们的这种心态越浓。我们中间的一位老学究，终于按捺不住这种心理煎熬，去到队长的座位上，询问队长了。队长回答说，叫你们咋做，你们咋做就行了。这个老学究还是不放心，继续多问了几句，队长反问他道：“人家要是知道你们是阶级敌人，还敢叫你们进厂吗！别多说了，你们就按着俺说的办就行了，我们自会与化工厂的领导有个符合政策的说法--这个你们不需要知道。”
自讨没趣。但在这个自讨没趣中，典型地说明了我们当时的嗫嚅心态。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进张家口市ＸＸ化工厂的。我们十二个人，住在旅馆的一间大房子里，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中来，新城与老城以一条河桥分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张家口的市容虽然还残留着武斗时张贴的大字标语，但“抓革命，促生产”的气氛，显然在洗刷着往日的旧痕。这使我们这些冒牌工人，多多少少心里还有一丝快慰。
化工厂里培训我们的师傅姓张，年纪有四十多岁，赤红的脸膛，爽直健谈。我们向他学艺并不困难，但使我们为难的是，这个血性汉子，把我们引为知己之后，便常常破口大骂文化大革命：“娘个Ｘ的，这是他娘的什么年月，女皇弄权，百姓遭殃。天底下地盘那么大，可是没有好人走道的地方！”
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不敢应和张师傅的海骂。
“娘个Ｘ的，你们怎么都是瞎子和哑巴，咋就不吱声哩？”
我们彼此对视一眼，还是没有人应声。
“我带过许多的徒弟，还没见过你们这号的徒弟！”
我们为了把角色演好，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及时转移话题，把政治问题引向技术问题上去。可是一到晚上，我们又开始我们之间的窃窃私语。大家一致认为，张师傅是个讲大实话的硬汉。有一个老右提出了问题：“人家张师傅已经对咱们有看法了，我们该怎么应付眼前的局面？”
没有人能够作出圆满的解答。有的同类说：“人家讲实话无罪，我们万一‘闸门漏水’可就成了问题。”
我说：“反正咱们只在这儿学习一个月，在这个月内，我们要把哑巴的角色演到底。这是角色对演员的规定要求，不然回去就没办法交差了。”
我当真十分注意我的言行，因为跟在我们身边的还有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劳改干部。虽然他并不时时刻刻与我们在一起，但是张师傅口无遮拦，万一于无心之际，把我们的反动话传了过去，我们将来的日子，就难得平安无事了。来学习的成员中间，多一半是老右，都有过去被整肃的经历，因而也都自有心中的小九九。张师傅碰上了我们这些冒牌工人，也算他倒了霉了--他爱怎么想我们，就让他去想好了。
有一天，张师傅叫我到“四氯化碳”的二号高炉旁，去检查一下炉温。他特意叮咛我，去高炉之前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先穿好防火的石棉服，并戴好防毒面具。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对我们这些“工人”讲过，要严格遵守化工车间生产的工艺流程，不能有一丝马虎。为了提示我们注意此事，他列举出他们车间，有两个值夜班的女工，因为对四氯化碳之易燃及其能令人窒息之毒性缺乏警惕，便双双去见了阎王。
我对张师傅的叮咛，并没当成过耳之风；怎奈那天让我去二号高炉查看炉温时，我急于要解小手。本来我如果先解了小手，再去检查炉温也并不违纪，十多年的劳改生活，养成了我闻风而动的神经本能。我到了更衣室，想先更换上石棉衣，但是觉得换衣戴帽太延误时间，何况肚子里还憋着一泡尿呢！我想一两分钟就能完成的活儿，何必这么脱衣穿衣的折腾呢？
说来说去，还是不了解四氯化碳的威力所致。就在我匆匆走到二号炉旁的时候，突然“嘭”的一声巨响，炉内外溢的气体，像天空的闪电那般一亮，全部自燃起火，我立刻被蓝红色的火焰包围。最初，我只知道我的衣服被燃着了，后来在昏昏然的状态下，迷迷糊糊地听见工人们的喊声：“躺下--快躺下--打着滚儿出来--”之后，我就全然失去了知觉。
待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了一个医疗所的病榻上。第一个感觉就是脸上疼痛难耐，我知道我是被火焰烧伤了。我用手摸了摸脸，竟然摸到了脸上的绷带，不用说我已知道，大火把我的面部烧伤。“同类”见我醒了过来，不禁喜出望外，他们告诉我，若不是张师傅和几名工人，奋不顾身地冲进烈火，把我像拖死狗那般，从火焰中拖了出来，我的一条小命，就留在张家口了。
“几度烧伤？”我非常吃力地吐出这句话。
“算你命大，只烧伤了面部；但是你的头发、眉毛、胡子也都烧成灰了。”
“不过那也没有关系，反正你是娶过媳妇的人了。”“同类”开玩笑地说，“不存在找对象的问题，过两天你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我心里十分难过：“要是真成了非人非鬼，我去摸电门好了。”
“别，大夫说了，你要配合大夫的这个疗程，脸上不会留下疤痕的。因为从高炉周围起火，到把你拖出来，总共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同类”们正在为我宽心之时，队长来了，他面色气得赤红，但碍着护士的面，不好大发雷霆（因为我是非工人的工人），最初只是批评了我几句，后来便口吐真言：“是俺挑的人，算俺有眼无珠；你能摇笔杆，但不是干化工的坯子。哎！你好好养伤吧，这算咱们出师不利。”他朝我说完了他的心里话，向“同类”们一挥手，“别围着他一个人转磨了，我们要总结一下教训，回去开会，每个人都给俺写安全保证书。”
病床前空了，我请求护士给我一面镜子。镜子中的我，整个面部都是白色绷带，只有一双眼睛是黑的。我自知烧得不轻，但事已至此，一切唏嘘感叹都无济于事，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到了晚上，张师傅来看我了。对我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听着的份儿--人家已经尽到了老师傅的责任，事故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因而，我对这位朴实的老师傅，首先进行了自我检查。他大概是想宽慰我的心，便坐在病榻前的木椅上与我聊开了闲篇。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支支吾吾--我该怎么说呢？家庭成员中的二分之一在劳改农场，这是无法出口的事情。
“你有姐妹吗？”他很诚挚。
我不能对救我一命的人过于封闭：“我是个独根苗苗。”
“那你母亲一定为你难受了。”
“医生说不会留下疤痕的，老母亲难过两天，就会雨过天晴。”我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就算是我的一次人生教训吧！”
“你妻子在哪儿工作？”张师傅又问。
我已经是冒牌工人了，索性也让她当一回冒牌工人吧：“她是个工人。”
“孩子呢？”
“在上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