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只知道他被送去了一个偏远的矿山劳动，从那里他还寄回两封信来汇报思想，以后便没有了音信。几年后，有人告诉校长，他在采矿时被矿石砸断了腿，成了残废；校长又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到，他并未成残废，只是人疯了，被他的姐姐接去了原籍的县城……
从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里，我们可以发现校长虽不打算做一个“温情主义”者，却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除了被逼无奈外，校长一定还有原因。而这年轻人，显然是属于五十年代中国大地上那比比皆是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一代人，像凤凰涅盘一样，他们期待去理想的光焰中燃烧自己、奉献自己；但前面毕竟不是理想的所在，而是社会的阴沟，能够让他们有决心走进一场苦难的，除了一种变形的、苦涩的追求外，也一定还有原因。
这两者的原因多半一致，即他们对于反右斗争的酷烈，和一旦沦为“右派分子”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远远估计不足。
纵观反右斗争开展以来的报纸，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右派分子的定性与处理，有一个调子越来越高的过程。即便是在斗争形势灼热得七月流火时，毛泽东本人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仍表示：
“对右派要不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他们这一回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去，还是用治病救人的态度……”
倘若按以上精神办理，１９５７年，固然还是共和国肌体上的一块溃疡，但对于中国的当代史，绝不会像现在这般惨重。可此后的调子便日趋激烈了，最后一锤定音的，是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讲话里首次将右派分子同地主、反革命和其他专政对象相提并论，简称：地、富、反、坏、右。
安徽那位闭塞的山区小学的校长，和他手下的那个年轻教师，开始大概作了如是之想：仿佛在风雨交加之时出了一趟远门，虽然泥泞路滑，寒意沁骨，却总有回家换上干衣、喝碗热汤的时候；就是在党中央眼皮底下的北京大学右派学生里，无论是送去门头沟挖煤的，还是留校一边监督劳动一边跟班学习的，心灵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尚未到几乎爆炸的地步，绝大多数人在为自己不经意间犯下错误而痛心不迭的同时，也十分轻易地相信，只要自己承认错误，并在艰苦的劳动里去改正错误，“上帝”就不会抛弃一群迷途的“羔羊”。
一位当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学生的学者告诉我：倘若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而一旦走上社会，好似灌香肠一样，我们命运的一节节“肠衣”里，得结结实实地填塞进那么多苦难，恐怕在离开学校之前，就没有多少人有勇气能活下去……
戴上一副眼镜，那么更糟
１９２７年，松涛苍茫的井冈山。
湘赣边区特委开会，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上面得写上各人的出身：工人就写“工人”，贫农就写“贫农”，知识分子就写“知识分子”。起初，陈正人心里颇有几分得意，他在遂川师范读了两年，实际上初中都未读完，但在眼前这些肤色黧黑、手脚粗大的劳动者中间，自己就算是知识分子了。
一次开会，选举特委书记。选票结果算出来后，他当选了，岂料会上当即便像水开了锅：
“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能当书记？！重来，重来……”
结果选了曾在印刷厂学过徒的谭震林当书记。尽管此后谭震林老待在湖南茶陵活动，特委这边主事的还是陈正人，可他就是没有“书记”的名分。
近四十年后，在“文革”中的“牛棚”里，当想起这件往事，他如是感叹到：“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呵……”
对陈正人还是挺客气的。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在江西苏区发生了整肃“ＡＢ团”的冤案和中共党史上着名的富田事变。一支开创了横断江西半壁江山、纵横７００多公里、人口４００余万的赣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军，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以上干部，除个别幸存者，都被自己人处决了，仅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县，据不完全统计，被打成“ＡＢ团”遭错杀的便有１８９０人。
在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下，中央湘赣临时省委在各县设立肃反委员会，在审讯中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苦打成招，招了就定，定了就杀。”凡是出身不好的党员、干部，一律视为“ＡＢ团”分子，凡是字写得好、讲话有条理的人，即被当成“ＡＢ团”给杀掉。半个世纪后，康克清对党史研究人员如是说道：
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和研究》１９８４年１期）
不仅仅在江西苏区，三十年代，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红四方面军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几乎被自己人杀光。在闽西苏区，因整肃“社会主义民主党”运动，被枉杀的干部，高达６３５２人，党员人数由原来的８０００人锐减为５０００人。即便是进入了四十年代，延安整风后期，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也依然继续着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迫害--
凡是外来的知识分子都得经过审查，历史稍为复杂、社会关系不甚明晰的，被列为怀疑对象，一批批集中起来，送反省机关审查。其中最令人发怵之处，是位于枣园后沟的中央社会部拘留所，夜里常能听见受刑人的惨叫……
无疑，“左”曾是时髦，曾是空气，但“左”并不能解释一切，陈正人选上书记后，又被拿去了，当时党尚处在幼年时代，井冈山上的人们还不知道“左”为何物。
“左”也不是先天的，延安进行“抢救失足者运动”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并不“左”，事实上正是他，鉴于运动日愈明显的偏向与恶果，主张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在决定中他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行为，提出了审干工作中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并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工作；也正是毛泽东，就这一运动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全党面前承担责任作出检查，而主要肇事者康生，却从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就此表示过一句歉疚。
“左”本质上是一种主观世界，它的母腹是客观世界。
要了解２０世纪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首先得去倾听山河动荡、思潮迭起的近现代的中国。
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显然享有很高的“礼遇”。大约能够赋闲家居的人还会有一些，但对于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来说，这一“礼遇”不要说成为现实，就连起了这一念头，也像焦大想娶林妹妹一样荒唐--
曾被胡乔木以“三顾茅庐”似的热情给请下山、又被各民主党派公推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在总编辑一职被撤的同时，工资也取消了，由九三学社机关每月发生活费100元，并被下放到位于长城脚下的西山农场放羊。他位于北京厂桥棉花胡同的家虽还在，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又再度新婚了，而且就携新郎住在他家的南屋……
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全国的整风形势向着“反右”斗争的方向根本逆转。这天看过社论后，储安平去见章伯钧，作为《光明日报》社的社长，当初正是章伯钧带着他去报社走马上任的。也反复读了这篇社论的后者问储安平：
“你的负担重不重？”
也许储安平从对方貌似平静的目光中，感到了这是两颗并不平静的心灵，在历史苦难的门槛边作最后的告别，他压下自己满腔如沸如腾的话语，简捷地说：
“不重。”
章伯钧又道：
“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你不想出来做事也非出来做事不可……”
“我没有这三种情况。”
白云苍狗，天地玄黄，两个人的脸上都漫过一阵宗教般的悟彻之光。在储安平的缄默里，章伯钧似乎有了点老人般的唠叨：
“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去多做些研究工作……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虽“大隐隐于市”不成，储安平却真超脱了--“小隐隐于野”。他似乎在牧羊般的白云和白云般的牧羊之间，放下了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一阵阵伴有无名野花清香的风儿，穿过芊芊的草浪，吹拂着他手中的书页，也摇落了他一个个神凝气定的日子，以致两年后调回机关改造，他还梦寐着草场上的时光。有一天，他捧着一个装满鲜奶的铁罐，突然敲开了章伯钧的家门，后者不胜惊讶，他脸上的神情却宁静而又高迈，恍若一个托钵云游的道人：
“羊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奶，这羊是我自己养的，奶也是我亲手挤的，你拿去喝吧……”
总体上说，零零散散处置的只是少数。
从１９５８年春天起，相当多的右派分子，被成批遣送到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的农场监督劳动，或是劳动教养，其中名声远播的是靠近乌苏里江的北大荒、兴凯湖，天津以东靠着渤海的清河农场。在国务院系统，仅一批发配去北大荒的，就有５００多人；在清河农场，仅文艺界的名人就有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美学家吕荧，作家孔厥，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叶盛长、赵慧娟……全农场共有右派分子２００多人。
从事着最繁重、最粗砺的劳动：伐木，烧炭，翻地，开渠……
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七八个人一组，在荒原上拖着爬犁，上面是重达上万斤的粗大原木，横面上有着美丽的花纹，说是送去北京正建的人民大会堂铺地板。一株株上好的木头送进一座座炭窑，未等熄火，右派们便得进去抢运木炭，一进窑门，一股燎人且窒人的气体一下将人给包裹了，身体好点的，搬了木炭出来，抓起把雪擦擦脸，猛呼吸几口冷冽的新鲜空气，又再进了窑里；身体差点的，一下便晕倒在地，大伙儿赶忙抬出来实施人工呼吸。有的抢救过来了，有的就这么带着一脸烟垢炭屑死去。
北大荒荒草遍野，用拖拉机翻出一块块沉实似水泥板的土地，右派们按照命令，将荒草一面朝下，一块块地架起来，再点火烧草，以烟熏土，当地称之为熏肥。结果，草烧着了，土块里含的冰也融化了，水一串串地滴下来，火渐渐熄了，深藏在土块里的草根仍损伤无几，来年春天，这些土块打碎了翻进地里，等于给草更大面积地播了种。难怪号称北国粮仓的机械化农场，那几年却年年瘦骨嶙峋……
生存在最卑贱、最低微的境地。
在法律上，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本有着严格的界定，可在１９５７年以后，法律渐渐沦为了纨绔子弟嘴里的山盟海誓，谁去当真，谁便泡在了少女痴情的泪水里。在它们真实的意味上，这时，分别在西北高原和渤海之滨教养的从维熙与张贤亮，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符。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２７３，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别的，一个强制剃光头，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钱，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和劳改划一个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叫我们“劳改犯”或是“二劳改”。（从维熙《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劳动教养”在那时据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种行政处罚形式。也就是说，政府没有把我们这些本来是敌人的人当敌人对待，而是非常宽大地将我们集中在农场里，让我们学会农业劳动技能，好重新做人。但这个农场却属于公安系统的劳改局领导，除了没有布设军队警卫，其他的一切仍按劳改的办法管理。看来我们似乎高于正式的劳改犯人，可是自我们知道了正式劳改犯人竟有许多待遇比我们还好些的时候，我们就不禁羡慕起正式的犯人来。
首先，正式犯人都有一定的刑期，那是由法院判决的，即使他劳动不积极，只要不重新犯罪，刑期满了也要将他释放。而“劳动教养”却没有刑期，说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毕业”。名词很好听--“毕业”，但是，天啊！怎么才算是“改造好”呢？那只有呕心沥血去争取了。
其次，最现实的一点好处是，正式犯人有警卫看守，到了下班时间，警卫可不管你活儿干完了没有，是要收队回营的。犯人当然也乖乖跟着回去，所以正式犯人基本上一天只劳动８小时；遇上刮大风沙、下大雾这样能见度低的天气，正式犯人还可以关在号子里不出工。“劳动教养”，你就干去吧，田里的活儿什么时候干完，你就什么时候回“家”。１９６０年“低标准瓜菜代”以前，每天劳动超２个小时是正常的。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我们常常从能看得见手指时干到看不见手指时，一天要干18个小时。（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命运倘若不那么正经
１９５８年里，还有少量的右派分子被正式逮捕、判刑，实施劳动改造。
一天深夜，因所谓“要杀共产党人”的“叫嚣”而惊世骇俗的葛佩琦，突然被警察从人民大学的家中带走，收押进北京西安门附近的草岚子看守所，春节后开始对他进行了第一回合的审讯，这一白天黑夜连轴转的审讯，共进行了３６次。
“１９３８年你在河南商丘组织了游击队，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打日本鬼子。”
“胡扯！当今人民坐稳了江山，你还磨刀霍霍，要杀共产党人，那时你怎么可能将枪口对着日本人？”
“我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战时搞策反，解放战争时奉命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
“混蛋，你是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少将，不准你再用自己的罪恶玷污我们伟大的党！我警告你，这里是清算罪恶的审讯室，不是可以信口雌黄的江湖码头，你若再不老实，就得罪上加罪！”
命运这家伙，倘若正儿八经起来，你便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倘若不那么正经，有时还要黑色幽默一下，本该大红大紫的你，却可能灰头垢面，如涸辙之鲋。
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葛佩琦已经是走在游行示威队伍前振臂高呼的风云人物，次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古城诞生，他率先加入该组织，又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时，他更成了与黄华、姚依林齐名，北平高校里几乎无人不知的学生运动领袖。北平沦陷后，他有过一段在豫东打游击的经历，并在枪林弹雨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便投入了党的秘密工作战线，抗战时期孤身策动伪军一个团、参与策动伪军三个师反正，编入我抗日部队序列。解放战争时，他前往沈阳，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了少将督察和通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