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６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惨遭暗杀，噩耗传来，我和中正大学的不少同学，对国民党便彻底绝望了。年底，又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暴运动”；这场斗争明面上是针对美国，骨子里却是直指南京政府。蒋介石将军陷于被动挨打，无法招架的地位，狼狈万状。
正大千余名学生，跋涉２０余华里，由望城岗进入南昌市区游行示威。那份满城散发的罢课宣言，正是出自于我的手笔。从此，我的名字也就列入了“黑名单”，并且赫然位居榜首。毋须饶舌，这是国民党方面的某种势力干的。可恼的是，中正大学的白鹭学社（即青年军联谊会）也参与谋划其事。白鹭学社名曰学社，实质上与“学”无干，它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带枪的人；不但带枪上课，听说还有带枪参加舞会的。每当对立面聚会时，他们便屡屡鸣枪示警。虽说未必“合法”，但信仰不同嘛，可以理解；最使我感到惊骇的莫过于，这些带枪者居然扬言：我们是全国青年军退伍军人联合会的下属组织，我们的大老板是蒋经国！当我听到打他们嘴里报出了蒋经国这个名字，我不禁怒不可遏了！我有一种被欺骗、被污辱的感觉，一种被灼伤的疼痛。何以我会在写给徐君虎先生的信中，严辞斥责蒋经国先生，说他“背叛了一贯标榜的忠于老百姓的立场”呢？青年军同学的夸耀，正是一个最令人冲动的直接原因。
１９４７年末，我在中正大学再也待不下去了。春节期间，前脚刚逃离南昌，后脚便有青年军出身的同学廖子健等，带上一大群人，来到我家搜捕。
我过了一段逃犯般的流亡生活。１９４８年４月下旬，辗转抵达香港；在香港出版的左翼报纸上，我陆续发表了几篇指名道姓，抨击蒋经国先生的文章。万万没有料到，眨眼到１９５５年，不是别人，恰恰是自己，荣膺了“蒋经国亲手培养的反革命”这一高级称号，死去活来地被折腾了整整一年。事后猜想，我的几篇文章，大概以它的过激观点和过苛腔调，于无意中适应了某种“革命”的尺度，从而证明了我实在是个革命的好同志，因而在最后否定“特务”和“托派”罪名的过程中，多少起了一点点缓解作用。凭良心说，在我着手写那些文章时，倒的确认为言过其实，疾言厉色才是真正的革命哩。现在来看事后效果，恕我不恭，却只能算是歪打正着了。
然而，有那么少数几位非置我于死地不可的有权力者和有影响者，硬是下定决心，用泥捏也得给我捏一个“尾巴”，栽进档案里，教你人走到哪儿，“尾巴”也甩到哪儿。他们挖空心思，从我的“自传”当中，找到了“干儿子”三个字，马上掐头去尾，大做文章，不管怎样拐弯抹角，也得绕到蒋经国先生身上去。于是，所谓“干儿子”问题，就成了我命运的绞索，可放可收，可松可紧，可以追本来就“莫须有”的徐君虎收我为义子，也可以将徐君虎略而不计，运用植物栽培学中的“嫁接”手法，直接扯到蒋经国先生乃至蒋介石将军那根黑藤上去。
关于“肃反”审查，不论是客观方面的严酷、鲁莽和邪恶，还是主观方面的愚昧、狂狷和怯懦，以及由于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个案上升到某种“档次”等过程，只要条件允许，我将单独撰文，予以披露，兹不赘述。
１９４８年，我虽在香港撰文批评蒋氏，但我也注意阅读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报刊，它们都报道了有关蒋经国先生离开大陆以前，在上海主演的“压轴戏”--显然是一出悲剧，一出“武松打虎”打不下去，险被虎噬的悲剧。那时，固然仍旧有人像当年在赣州的我一样，对“青天”寄予厚望；指望他能力挽狂澜，给南京政府注入一丝生机。我却比较清醒，我知道，“老虎”已经结了群，占了天下，早就不是三只两只了。而大凡不能打、不敢打、为了骗人又不得不假装打，其本身则早已是超级“老虎”的政权，如若不垮，天理难容！至今我依然坚信，这是一条铁的法则，古今中外，谁也逃不脱。
这，可以说是我对蒋经国先生的最后一次注目礼。
如此直到１９８９年，蒋经国先生辞世，“内部”放映的台湾新闻记录片，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当我看见台湾人民沿街悬帐路祭，双膝脆倒，泣不成声的场面，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大陆百万群众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对周恩来总理的自发吊唁。二者固然意识形态迥异，但毕竟表现了人所共有的朴素感情，那就是：对逝者发自肺腑的爱戴。推此及彼，我不能不承认，自己对蒋先生的评价太不公道，应加修正。无数的感人事迹，证实了蒋经国先生造福于台湾两千万民众的恩惠。特别是，当我了解到，他，唯有他，曾布履策杖，走遍了全台每一个县市；尽管这里边包含着某种对失败的反思，但你不能不钦佩他恢复和发扬了“新赣南”精神。我还知道了，是他在发展经济、追求均富的同时，于中断家天下、开放党禁、推进民主等一系列运作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凡此，都促使我下决心放弃原先的偏颇，重新评估蒋氏的一生。当然。我不过是一个庶民百姓，褒，不足以增其瑜；贬，不足以添其疵，原本无足轻重。然则，就个人的良知而言，这却是一个原则问题；它考验我这个人究竟能不能做到不计个人好恶利害，唯真理是从。
蒋经国先生既不是“神”，也不是“鬼”，他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普通的人，一个为全局所制约、又施加影响于全局的特殊的人。他的成就，是人的成就；他的谬误，是人的谬误。说他普通，在于他和你我一样平常；说他特殊，在于他的名字叫做蒋经国。他命中注定要听肉麻的阿谀和无理的詈骂。所幸，他后来似乎更自觉也更自律，不曾因了这点血缘优势而骄横堕落；焉知此非台湾之福、中国之福耶？
上述数语，我想，既可以当做那段人生邂逅的纪念；也可以当作我对自己错误成见的一次“否定之否定”。无疑，后一个“否定”，绝非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螺旋形的“反复”与上升，即看到他的正面，也看到他的负面，一言以蔽之，还历史以公平。
(尾声)
章贡二水汇流，派生出一个“赣”字。
激活江西全境的主动脉是赣江，因而江西自古简称为：赣。
在章水之滨，有一座耸立了一千二百余年的郁孤台。
郁孤台，一个多么富于诗意的名字！
我有幸在赣州时断时续地生活了七年，七个三百六十五天，几度到此登临！
我也有幸血脉缘自一位颇具诗人气质的父亲，知情者都说他“怪”，因为，只要儿子在家，他必定携我攀上城墙，环行一周：从南门登城，经过东门至北端的八境台，再打西门下来，取道西津门，折往郁孤台；路经一处断墙残垣，他又必定领我踅入其中，指点苔碑--如今这碑竟不知何处去了--一字一顿地高声吟诵碑上镌刻着的辛稼轩词，着名的《菩萨蛮·清江水》：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这首词，写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至三年（１１７５-１１７６），作者官居江西提点刑狱任上。
父亲一面吟诵，一面讲解。就这样，我的那颗天真未凿、纯洁无瑕的赤子之心，一次又一次地承受过多少情感暴风雨的摇撼！
我乃牢牢地背熟了这些悲情幽邃、愁绪无垠的千古名句。
此番重返赣州，先有阳春先生不辞长途奔波，亲往南昌迎接，一路陪伴，殷勤照拂；到达赣州后，复承四十年代老诗人李一痕先生慷慨接待，安顿我住在他位于南郊的小楼书房里。环境可谓绝佳，推开窗牖，不但可以极目纵览浩浩章水，抑且能忘情谛听久违了数十载的声声鹧鸪！
人生如斯，能不感极而泣么？
潸然涕下，对我而言，绝非一种软骨症，一种老年病。
问我行程计划如何？我首先提出的，便是重上郁孤台。
李、阳二位，何尝了解内情？在我的所谓“蒋经国亲自培养的反革命”一案中，我被逼供“招认”“参加特务组织”的“地点”，正是郁孤台。
为什么偏偏会说起郁孤台呢？
今天，我这个当事人已经从痛苦中抽身出来，可以用旁观者的超脱眼光去冷静审视、分析，就不难准确地找到它的完全符合心理学原理的内在逻辑了。
唯一的答案是，这个“郁”字和这个“孤”字。
那时，我正受困于昼夜不停的“车轮大战”中，在高强度的逼迫态势之下，我，一个仅仅指望凭良心和笔生存与生活的知识分子，怎么承受得起如此骇人的精神重荷、如此揪心的自我丧失、如此窒息的抑郁、如此彻骨的孤寒啊！
今天，我终于又读到了掷地有声的那副对联：
郁结古今气
孤悬天地心
（公刘按，目前的上联有误，“气”错成“事”了，一字之差，相去万里！）
四十多年了，雷暴遁去，我方迟迟领悟这副对联所昭示的至深至广至痛至悲的真理！有愧！
难道，那曾经恶毒地搅扰辛弃疾寂寞灵魂的，不也正是这一“郁”一“孤”么？
于是，作为大诗人的他，只得狠心揶揄作为大将军的他了。
我不才，不敢妄自比附，然而，我对这副对联，却真正有字字带血的体验！
登上郁孤台，俯瞰章江水。章江里流淌着江水，已远非昔日的“清江水”了。我不禁思忖，莫非今日的“行人泪”，较之往古也更为溷浊了么？
噫哦！清也罢，浊也罢，毕竟东流去，毕竟东流去，毕竟东流去啊！
毕竟东流去！
低眉写罢，掷笔长叹！总算了却心头大愿：由我本人亲自动手，将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公之于众，以供时光老人验证。但也不免又产生了新的杞忧：方今海峡两岸，“蒋经国热”仍在升温，回想当年我参与过的这区区“四两”，有幸曾被人为地拔作“千钧”，焉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千钧”不会幻作“千金”？我实在不能再遭受另一种歪曲与凌辱了，愿为此馨香祝祷之！
作者附识
（原载１９９４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