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干瘪的胡萝卜让时光回到了五十年前。母亲是从省城下放到大凉山“基层锻炼”，下放后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就近—上学的“西昌专科附中”只办了一年就撤销了。学校撤销，农村来的同学就失学回乡，学校里少数城镇户口的学生便安排到其他学校读书，我去了川兴初级中学。西昌是川西高原中的一块坝子，也就是四周高山围起来的一块小盆地，盆地的中央是叫邛海的湖泊，这使西昌有了高原明珠的美誉。母亲所在的师范学校和川兴中学隔湖相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交通十分不便，我从家去学校，只能沿走田埂小道，老乡说，这段路有三十多里，我每次回家，都要走三个多小时路。
这根干瘪的胡萝卜让我又走上了那三十多里的田埂小道。学校是周六下午放假。川兴中学是川兴公社办的农村中学，几排干打垒的房子，再加一个平整出来的操场，便是学校，我刚去的时候，学校连围墙都没有，四周都是农田。
有一条不长的土路连接进县城的公路，公路也是土路，没有铺柏油，也没有公共汽车。学校到城里有十五六里远。从县城再到母亲所在的师范学校也有土石公路，还是十五六里。每次从学校回家，胆子小，走到一半天就黑了，所以要走公路回家，公路上虽然没有灯光，但总有来往的行人车辆给自己壮胆。那时候，不光是怕黑，还怕狼，当地人叫狗豹子。不仅怕狼，还怕山上的彝民，大凉山民主改革在l958年才进行，在此以前奴隶主下山来抢人当奴隶的事，还让当地老百姓心惊肉跳，家里的小孩一淘气，大人就吓唬：“还不回家，下山抢人的来啰！”那时，我才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要在荒郊野外里走完三十多里路，实在是“弟弟你大胆地往前走”，没有人给我唱这支歌，只因为路的尽头就是家，就有想了一个星期的妈妈。我在这路上过了两年，越走越大胆，到后来就不走公路，沿着湖旁走田埂小道，这样会省两三里路，同时，走小路心里紧张，脚下的步子自然也急，总觉得能早些回到家里。直到今天，还能回想起那些田埂小路，那些蛙鸣和月色。能够为我的心境还有当时感受到的山野风景相呼应的有两本老书，一本是艾芜先生的《南行记》，一本是作家高缨的散文集《西昌月》，艾芜的是经典风光，苍凉而清凄；高缨是在西昌深入生活之作，浪漫而绮丽。两种情绪糅合在一起，就是在大凉山乡村中学读书的叶延滨每个周末步行三十多里回家的心境。
这根干瘪的红萝卜让我回到了那个漫长而饥饿的乡村中学生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学生有每月27斤粮食的供应，由于没有肉、糖、油、蛋等副食品，27斤粮食分配到每天就是每日三餐共九两食品充饥。到了周六最后一餐的时候，家境不同的同学就会有不同的举动。家境较差的同学，平时吃饭时，常把自己定量的食品让给其他同学，说好周六的时候“偿还”，这些同学到了周六吃饭时，就会“收回”平时省下的米饭，给家人带回去。家景好的同学，就会把这一餐“还给”平时多吃几口“借饭”的同学，空着肚子回家去，吃家里的晚餐。西昌是山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靠湖的农家能偷偷下湖捉鱼，生活比较宽裕。靠山的农家，能上山采蘑菇、拾山货、打野味，过日子也能有点油水。苦的是种粮的农民，还有城镇居民，有钱也买不到吃食。周末回家，母亲总要给我留一点吃的东西。开始还有糕点，后来只有些杂粮饼干，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记得母亲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是一根干瘪的胡萝卜。胡萝卜都放干瘪了，可以想得出来，母亲早早地就留着它，留给周六回家的爱子。
细节，就是生命蓄存的文件密码，一根干瘪的胡萝卜，对于我，就是生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和亲情中永远温馨的母爱……
记忆是奇怪的，有时，记忆像个最吝啬的精灵，选择那些当时零碎的细部，留了下来，而且越在脑海中留得久，印痕越深，越在时光之后存放，越放大得清晰。记忆是对人生的一种珍惜，这种珍惜又使我记得我曾经珍惜过的事情。
不知道现在的《语文》课本中，还有没有王愿坚的《七根火柴》了。这篇回忆录，用七根火柴的角度，写下了红军过草地的千辛万苦。这是一个短篇纪实文学，每次一看到那些动辄数十万字的“巨型报告文学”作品，我就想到了《七根火柴》。我以为这是一篇写长征的经典作品，用一个红军战士对七根火柴的珍惜，表现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长征壮举中人性的光彩。
我们生活的现实，已经到了五光十色的时代。我记得，在我少年时期，最困难的岁月，我们珍惜每一根火柴。那是疯狂的“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灾害时期，物质空前匮乏，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配给，都要凭票证定量供应。我记得，有粮票，粮票还分粗粮票、细粮票、全国粮票、省粮票等。县里自制的粮票叫“搭伙证”，不能流通购买粮食，只供在单位食堂就餐，然后各个单位的食堂可以用它到粮站购买粮食。此外还有食油票（每月三两）、棉花票（每年半斤）、糖票（每月半斤）、糕点票（每月半斤）、布票（最少的一年每人一尺五寸）、肥皂票（每人一块）、肉票（最少的一年每人每月半斤）、蜂窝煤票（城市居民专有）、煤油票（电力不足的小城市居民专有），等等，还有逢年过节发的茶叶票、香烟票、豆瓣酱票、酒票，豆腐票……如果要了解中国人在1960年前后维持生命的最低生活的最低保障，就可以去调查一下那个时候的城市居民的票证发放情况。那些邮票大小的票证，让人们感到生命的依靠。在所有票证中，还有一种叫火柴票。
说到火柴，我们就会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在寒冷的冬夜用火柴的光，点燃了自己的梦想，让生命最后时刻有些许光明和温暖。但我在读这个课文的年代，正是中国人连火柴也需要票证才能买到的年代，因此，这小女孩不断划燃火柴的举动，在我们那一代孩子眼中，也许显得太奢侈了。我们更理解《七根火柴》，知道每划一根火柴，都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有一年，在我的记忆中，火柴也要凭票供应，一家两盒火柴。火柴在那时不贵，两分钱一盒，但没有票，也买不到。两盒火柴，不足两百支，平均每天六支。烧三顿饭，晚上停电点煤油灯，点蚊香，还不是每一根都能划燃。两盒火柴，一个家庭维持生存最低的需用量。如果家里有一个抽烟的人，这就不够用了，两分钱的火柴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全家人的面前。
四分钱，两盒火柴，在那个饥饿和寒冷的年代，让我看到了母亲坚韧而乐观的灵魂。我在一篇小文章里说过下面的这个细节。那时候每天清晨，学校大食堂烧早饭的时候，烧柴草的灶孔下堆着从灶里落下的柴草灰烬，灰烬中还有没有熄灭的红炭渣。下放到大凉山当师范学校老师的母亲，就到伙房的灶孔去端一盆柴草灰。压得紧紧的一盆炭灰，可以从早上到下午都保持着热气，用小火钳拨开灰烬，还有豆粒般星星点点的小火炭。就这样，不仅能取暖，还能省下火柴，留在没有炭灰的时候用。
用手指捏着火柴，划一下燃起来，那火花真好看。小心地点燃煤油灯，黑黝黝的屋子顿时有橘红色的光亮。“真好啊，有火柴的时候，就不怕停电。”
这是我最早的对光明的礼赞。在那个最寒冷的冬季，我们家除了每月两盒火柴，母亲还有一份“特殊的供给”——每月一斤肉，一斤黄豆，一条香烟。这是配给“老红军资格”的待遇。母亲虽然被下放到大凉山当一名普通的教师，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待遇没有取消，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这点奢侈品。买肉的时候尽量挑肥一点的，连皮带骨头的一斤肉，把皮和骨头加上青菜做一锅肉汤。剩下的肥肉熬成油，把瘦肉剁成肉末，在热油里做熟了，然后一起放在一只小罐里，一小罐有肉渣的猪油。以后的一个月，做菜的时候，用竹筷挑上一星儿，青菜就有了肉味了。
一根火柴点亮油灯，半星油煮一碗青菜，在那个最困难的年月，在那个叫大凉山的深山里，让我感受到母爱，那么真切，那么细腻。
原载《延河》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