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源起
通常来说，华夏文明的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而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
在中国汉语解释中，“华夏”一词中的“华”，本义有服章之美；而“夏”则为礼仪之大之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中：“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由此可见，古人大多都以服饰的华美为“华”；以疆界的广阔与文化繁荣、文明道德兴盛为“夏”。从“华夏”两个字的字面意思来说，“华”字有美丽、华美的意思，而“夏”字有广大、盛大的意思，因此，“华夏”的本义便是文明的含义。
华夏文明的最先发端地
传统的历史观点认为，中华民族应该是从黄河的中下游最先发端的，然后才逐渐扩散到各个边疆，并产生了诸多边裔民族。与这一区域相对应的，则是炎帝和黄帝两个较大的部落集团，从这里也可以追溯到氐羌与华夏的起源。史学专家认为，炎、黄两个集团起源的方位都比较接近，不管从文化还是从地理因素来分析，这两个较大的集团都是属于有着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点的亲缘集团。
研究认为，在黄帝集团的出现及发展过程中，陕北是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相传，黄帝死后就葬在桥山，他的陵园所在也表明了陕北在黄帝集团发展中的重要左右。黄帝集团另一个最重要活动地区，便是燕山地区。这一集团一般认为从陕北向燕山地区迁徙的证据如今也已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通常认为从渭水下游越过黄河后，又沿着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并与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发源的河北张家口等地区汇合在一起。这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便促进了华夏文明曙光的出现。
说完了黄帝，我们再来说说炎帝。炎帝也被称作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这一集团的大酋长袭用的称号。史学研究人员认为，炎帝集团起源的地点应该位于陕西境内的渭水上游以及秦岭以南的汉水上源等地，而后又不断迁移，分散全国各地。
现在研究人员认为，炎帝的后裔通常包括姜姓诸夏及姜姓之戎，另外还包括氐羌，后来发展为共工、四岳和氐羌三大支系。
共工又分为共工和鲧。共工是在今豫东及冀南等地区发展起来的，而鲧则发展于崇山（今嵩山）地区，并在豫晋接壤等地区发达。因此，鲧被后人认为是黄帝集团的一支系。
四岳的后裔主要包括申、吕、齐、许等国。申位于今河南省的南阳；吕原则在陕西地区，后来又迁到了南阳；齐是在山东地区；许则属于今河南省许昌市。
氐羌就属于比较复杂的一只支系了，一直都处于西北农牧等交错地带。
长江中下游的两个文化区
一般来说，长江中游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向南包括洞庭湖，向西包括三峡、川东（今渝东地区），向北则到达豫南与黄河中游等地，属于一个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
传说中，这个区域有三苗文化遗存。在屈家岭文化最繁盛的时期，向北影响着丹江和汉水中游，并直抵伏牛山麓，从而让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原始因素为主，逐渐转化成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
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两个湖泊之间地带，以及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由于自身的序列不够清楚，因此也无法得知他们发迹于何时。不过直到屈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基本已经到达了那里，并与岭南的石峡文化相互结合。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这个文化体系逐渐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面貌也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并可能进入到了铜石并用的阶段，与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阶段等文明出现了更多的接触。
从对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分析来看，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都带有明确的北方文明因素。因此学者们也将它们称为“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
上述内容为长江中游的文化特点，长江下游则是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等地，北部则以宁镇地区为核心，包括苏、皖等接壤地区，属于自有渊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
这个地区可以分为三个比较明显的中心，分别为杭州湾宁绍地区、太湖周围及苏杭地区，以及以南京为核心的苏皖接壤区。这一片地区的文化也有自己特点，比如稻作农业、干阑式建筑等。尤其是在良渚文化中出现的成套礼玉、高坛建筑和规划严整的聚落等，都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这些，都表明此时已开始进入一个充满等级的礼制社会。
良渚文化明显影响到了南北各地。在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及龙山文化当中，都包含有许多良渚文化的因素。相反，良渚文化也受大汶口、龙山文化的诸多影响。这些年来，有关良渚玉器符号以及大汶口文化符号的探讨，都已表明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北方草原文化区
在我国的东北北部、阿拉善平原、蒙古高原以及塔里木盆地东缘等部分地区，都普遍分布着以细石器为代表的考古遗迹。从这些遗迹中发现，陶器和磨制石器在这里始终没有得到发展。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已相当发达时，这里仍是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经济形态。
事实上，至少在几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华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如山东沂源的凤凰岭、河南许昌的灵井，以及陕西的沙苑、内蒙古的扎赉诺尔等地，细石器的发展都比较迅速。此后，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黄河流域附近的细石器逐渐消失了，只在红山文化及长城沿线等地区有所保留。在北方和西部草原等地区，细石器逐渐延续到金属使用的后期，这说明细石器在游牧地区和渔猎地区盛行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与华北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蒙古草原和新疆等地，由于细石器的遗存多暴露在沙丘之下，因此断代极其困难。
华夏文化的逐渐统一
通过分析可知，华夏文明的发展呈现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总特点。这个统一的过程，也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过程。
所谓的东西两大部，是指面向海洋的湿润东南部农业区，以及背靠欧亚大陆的干旱牧区。在牧区中，还有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区。
而所谓的三带，则是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水田农业带。这一界限以北到秦长城以南，是旱地农业带；而秦长城以北，则属于游牧地带。这三个经济带，也是中华文化与民族起源与发展地域空间。
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是中华文明由多元化向一体化融合的最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被统称为“前王朝古国文化时期”。
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时期属于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出现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贫富分化、社会分层逐渐加剧；战争的蔓延与土地的兼并一方面成就了最早的国家管理者，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国家机器本身；原有各部落与部落集团之间，也逐渐打了破部落与地域的界限，因此这一时期文化上呈现出强烈的统一趋势。
具体来说，起源于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文化，后来逐渐统一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等地，并形成了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后期）和红山文化（后期）。因此，这一时期也称为龙山文化的形成期，史称“龙山时代”。
在一些有关黄帝的传说中，称黄帝战胜了炎帝、两昊蚩尤，尧、舜、禹战胜了三苗等惊天动地的战争，都反映了当时部落集团之间的兼并事实。在中华大地上，由多区域文化并行发展的新石器文化，在这一时期被反复碰撞、融会与吸收、涵化，加速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夏王朝的最后形成。因此，中华文明是多元起源的，而且是在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
考古学认为，在青铜器起源与文明刚刚出现之时，燕山的南北、黄河上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其文明发展都是与中原齐头并进的，有的甚至发展在中原文明之前。也正是这些多方面的文明汇聚于中原，以及在各部落集团互相融合的基础上，才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夏人、商人、周人，并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此后，又经过春秋、战国的民族迁徙与融合，才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在中华民族中是最先形成的，也是以炎黄部落集团融合为核心，后来又融合了两昊、三苗及其他各部落集团的一部分，并吸收了各地先进文化的结果。
从华夏文明的各部分起源来看，华夏文明与四方各民族的发展都有着共同的渊源联系。各个部落与部落集团也都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进入华夏文明形成的过程。当然，在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文明，从发展成为边疆各个少数民族。与此同时，华夏文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有一部分文化分化出来，迁徙到边疆地区，并融入到当地的民族当中，成为当地民族组成的一部分。
相关链接——火是怎么来的
火是人类生存、文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火的发明和利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燧人氏是旧石器时期中期氏族的一个首领，据称也是伏羲和女娲的“父”族，因此他的世代子孙都被称为“燧人氏”。关于钻木取火的发明人，根据史料记载，一致公认是中国古代的“三皇之首”燧人氏。
在《韩非子·五蠹》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王子年拾遗记》中也记载：“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顷……后世圣人变腥臊之味，游日月之外，以食救万物，乃至南垂。目此树表，有鸟若，以口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钻火，号燧人氏。”
此外，《三坟》中也有载：“燧人氏教人炮食，钻木取火，有传教之台，有结绳之政。”
《古史考》载：“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近水则食鱼鳖蚌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使（是）有圣人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曰燧人。”
需要注意的是，研究发现，燧人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史料记载的人工取火的祖先。燧人氏钻木取火，也是中国的火文化、中华文明的源头。因此，燧人氏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火祖”。
印度河流域的神秘文字
印度河文明包括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两个大城市，以及100多个较小的城镇和村庄。两个大城市方圆都超过5千米，由其规模可推测是两个大邦的政治中心或是一个大帝国轮流以两地为京城（印度历史上原是有一国两都之制的）。
但是，也可能是哈拉帕继摩亨佐·达罗之后成为京城所在地，因为摩亨佐·达罗不止一次受到大洪水的破坏。在卡提阿瓦以及更南的南部文化区，比主要的印度河地区略晚些时间开发。这种文化有文字，字符约有250～500个，部分已被试作解读，此种语言已被归入达罗毗荼语族。该文明的中心时期约在西元前2500～前1700年，但在前2千纪出现的南部地区文化可能延续到更晚的时候。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初露倪端
繁盛时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大概分布在东自阿富汗西至德里、北起克什米尔南抵塔普提河的广阔地域里。它比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加在一起所影响的地域还要广阔得多。因此，印度河文明也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从1920年，英国和印度的许多学者便开始合作。10多年来，学者们在今印度和巴基斯坦境内的哈拉巴、摩亨佐·达罗、信德和俾路支斯坦等地，共发掘出了60多处古文化遗址，第一次向全世界披露了印度河流域史前文明的存在。
在印度河文明的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以及大量青铜的斧、矛、刀、剑和颇具特色的女性陶俑及其他陶器。这些出土的器物表现出了古代印度人民高度的生产水平和精湛的艺术才能，令专家学者们惊叹不已。
然而，最引人瞩目的还要算3000多方独特的石质浮雕印章，这其中的大部分印章都是用柔软的滑石制作的。上面镌刻着，有栩栩如生的动物图案，偶尔也有少数人物形象。这些动物图案主要以公牛、犀牛、水牛、鳄鱼、象、虎、牝鹿等为主，而大多数印章上都刻有某种文字。
神秘的印章文字
研究者认为，这些文字是一种同时存在图形和符号的象形文字。为了弄清这些印章文字的含义，世界各国的古文字学家、碑铭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研究者发现，这些印章文字同任何已知的文字都毫不相干，它渊源于西方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既不是梵语，也不是吠陀梵语，然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亚的其他很多地方，也发现了与印度河印章非常相似的石印，上面的文字或图案同这些文字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学者们据此推测，史前印度河流域文化与当时的西亚文化之间，应该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而这些石印也可能是古代的印度人卖到西亚去的。
关于印度河印章文字的释读或推测简直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印章文字同其他文字间的关系还不能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或研究；也有人认为，史前印度河流域所使用的语言很像达罗毗荼语，因此印章文字和达罗毗荼语之间应该有某种渊源；还有人认为，这种印章文字或许就是古印度婆罗谜文的起源。不过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些印章应该是被古代印度河流域的居民当作护身符或辟邪之用的。因此，印章上的图案和文字符号是某种宗教祷词，代表有某种意义的图形或词语，而并非代表某些语音。
不过，对此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一位名叫文森特·史密斯的研究者认为，印度河流域的印章文字“不可能是一种用字母来拼写的文字，很可能是一种自成音节的有声文字，或是代表某种声音。阅读时，应从右向左阅读，然后再从左向右阅读。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交互成行的书写文字”。
尽管多数学者都对这些文字进行了长期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但一直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和有意义的突破。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印章文字还是没有被成功释读出来，它仍是印度河流域文明中没有完全被人类解开的谜团之一。
何时才能柳暗花明？
尽管对印章文字的研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11月，印度考古局文物鉴定专家S．R．拉奥博士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洛塔尔，发现了210方滑石印章。这些印章证明，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曾扩大到了卡提阿瓦半岛。
拉奥博士认为，洛塔尔印章应该归属于晚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因为它上面的文字比在印度河中下游发现的早期印章上的文字简单很多，而且上面所有的图案都在晚期印章上消失了。此外，一些简单的线形（而非象形）符号也都被标上了重音，并出现了符号双写的缀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