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没有朴素、善良和真理，哪里也就谈不上有伟大。
——托尔斯泰
（一）
在19世纪90年代前后，托尔斯泰又在构思长篇小说的创作了。1889年3月，他在给萨诺夫的信中谈到，他正在渴望写一部“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广阔的、不受拘束的小说，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自以为是从新的、不平常的、对人有益的角度来理解到的一切统统写进去”。
这部小说的构思产生于1887年。这年的6月，托尔斯泰的友人、当时担任彼得堡刑事上诉法庭检察长职务的着名法学家阿·费·科尼来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作客，他向托尔斯泰讲述了他们法院审理的一件案子。这件案子成为托尔斯泰创作小说《复活》的起因，也是《复活》整个小说情节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件事发生在70年代的前半期，科尼在彼得堡区级法院担任检察官。有一次，一位年轻人来法庭找他。年轻人脸色苍白，不安和炽热的眼光显示出他内心的忧虑。他的衣着和举止显示出他经常出入上层社会。
他请求科尼将一封信交给一个名叫罗扎莉雅·奥尼的女犯人。这个女犯人是一名芬兰妓女，曾在一个少校夫人开设的低级妓院从事皮肉生意。因为偷了一个喝醉酒嫖客的100卢布被法庭起诉，判处4个月的监禁。
而这位出身贵族世家，受过高等教育，并有着理想职位的年轻人，竟然想与罗扎莉雅结婚，这让科尼感到很震惊。科尼劝他放弃这个念头，但年轻人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并且不断去狱中探望罗扎莉雅。他还告诉罗扎莉雅，等她的刑期一结束，他就会与她结婚。
然而就在刑期即将结束时，罗扎莉雅却不幸患斑疹伤寒死去了。当这个年轻人再次来到监狱，他被罗扎莉雅的死讯惊呆了。
几年后，科尼在内地某省副省长的任命名单上看到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他还了解到了有关罗扎莉雅的一些情况。
原来，罗扎莉雅原是个出身农家的孤儿，为一个庄园的女主人所收养，在仆人中间长到了16岁。这时，庄园里来了一位主人的亲戚，那个年轻人诱惑了这位不幸的姑娘，结果导致罗扎莉雅怀了孕。
主人发现后，将她逐出了庄园，后来那个诱惑她的人也抛弃了她。她生下了孩子，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后，就一步步堕落下去，直到最后流落到低级妓院。
而那个年轻的贵族在乡下和省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就搬到彼得堡生活，开始走上认真而理性的生活轨道。有一天，他去当区法院的陪审员，认出了这个被指控犯有盗窃罪的不幸妓女，就是自己年轻时所伤害的那位女子。于是，他“下决心为她牺牲一切”，用结婚来“赎回自己的罪过”……
托尔斯泰认真地听完了这个故事，他敏锐地发现这个故事中包含的一些有待发掘的有价值的东西。当天晚上，托尔斯泰就在思考这件事，心情难以平复。
第二天一大早，托尔斯泰就建议科尼按照时间顺序把这个故事改写成一部小说，交给媒介出版社出版。然而半年过去了，科尼那边一直没有动静，托尔斯泰有些着急了。
于是，在1888年4月，托尔斯泰又写信给比留科夫，让他问问科尼答应给媒介出版社写的那个短篇是否完成了；如果科尼还没有写，他是否愿意把这个题材转给托尔斯泰。因为托尔斯泰很看好这个题材，他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创作出一部很好的作品来。
还没等比留科夫那边有消息，托尔斯泰就又自己写信给科尼，表达了上述意思。科尼立即就给他回了信，信中说：
“代替您所提到的‘准许’的是，我热切地请求您不要放弃这个念头。经过您的手笔，这个故事一定会写得叫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都会受到感动，最最不动脑子的人看了也会开始思考起问题来。”
（二）
不过，托尔斯泰并没有马上动笔，而是一直构思了一年多的时间。1889年12月6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
“关于科尼的故事，构思越来越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直到第二天，我始终处于欢欣鼓舞的心情中。”
三个星期后，托尔斯泰才写下了《复活》手稿最初的文字。1890年2月，托尔斯泰为小说勾勒了这样一个轮廓：
一，他不想占有她，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以为应该如此。在他的想象中，她非常迷人，她在微笑，但他却想哭。
二，来到教堂，漆黑的夜，白色的连衣裙，接吻。
三，老奴仆接过钱去，但眼神忧伤。
四，老女仆相信命运，卡秋莎很孤独。
五，她看到他坐在火车上，便要投卧火车轮下，但她蹲下来后感到婴儿在蠕动。
六，他向姑妈打听她的下落，她在一个地主家做女仆，但不规矩，与男仆私通。
七，他激动地问：您把她赶出去了？她哭得厉害吗？是我不好吗？
八，他尝过功名心的滋味，很龌龊。只是读书，精致的享受，打猎，玩牌，看表演，鬓发白了——苦闷。
到1890年的6月份，托尔斯泰已经明确了科尼的故事的外在形式，他决定“从开庭的情形写起，而且要立刻写出法律的欺骗性和它正直不阿的必要性”。
不过在1890年，托尔斯泰并没有在创作这部小说上有很大进展。到1891年，他才再次出现创作的冲动，但每次都对刚起头的作品感到不满，而且此时又被赈济灾民等时间所打断，因而一直未能继续创作下去。
直到4年后，即1895年，托尔斯泰才重新回到《复活》的创作中来。但第一份样稿完成后，他依然感到不满。到了11月，他又确定了新的写作原则。在11月5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写道：
刚才我正在散步，忽然很清楚地懂得了我的《复活》为什么写不出来的原因。开头写的不对，这一点我在思考那篇关于儿童的小说《谁对》的时候才懂得；当时，我明白了那篇小说必须从农民的生活开始写起，明白了他们才是目标，才是正面的东西。想到这里，我就连带地明白了关于《复活》这部小说的道理。应该从它开始，我马上就想动笔了。
托尔斯泰又兴致勃勃地开始写起了新稿，可到了1896年2月他又停了下来，因为他对已经写成的作品仍然感到不满意。他重读了写好的几章，对描写聂赫留道夫决定娶卡秋莎的那几章尤其感到不满，认为“全都不真实”。
1898年下半年，托尔斯泰最后一次重新动手写作《复活》。之所以又动手写，是因为当时他必须筹集到一笔钱来帮助受沙皇政府迫害而移居加拿大的弃绝仪式派教徒。
在这年的下半年到1899年，托尔斯泰的书信和日记中都可以看到有关这部作品的记载：
“写《复活》，起初进行比较顺利。”
“写得不太顺利，虽然我的构思似乎好多了……”
“一直在写《复活》，感到满意，甚至是很满意。”
“我仍然在奋力写《复活》……篇幅越来越大，一百章恐怕都容纳不下。”
“聚精会神地写《复活》，我期望可以说出很多重要的事情。”
……
终于，在1899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出现了有关《复活》创作的最后记载：
“写完了《复活》。不好。没有改好，但一脱手就不想再去管它了。”
最终，这部小说在经过沙皇书刊检查机关的大量删减后，在1899年3月13日《涅瓦》杂志第十一期至同年12月该刊第五十二期上陆续刊出。
（三）
在《复活》这部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为了达到高度的艺术真实性，他不吝精力，一次又一次地推倒重来，甚至在一些细节问题上都精益求精。经过长时间创造性的劳动，原来的“科尼的故事”只是这幢大厦最初的几块基石了。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们的爱情瓜葛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作者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现存制度的揭露上。
在孩提时代，农家姑娘卡秋莎被送到年轻的公爵聂赫留朵夫的姑母家中，从而脱离了劳动生活，但这也成为她生活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卡秋莎与年轻的公爵聂赫留朵夫最初的相遇洋溢着诗意，年轻的聂赫留朵夫充满了高尚的情感和崇高的激情，卡秋莎心地直爽，焕发着青春，满怀着对未来的乐天情感。
聂赫留朵夫不能清晰地辨别自己对卡秋莎的感情，但他还是无法抗拒地被吸引了。这让他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当他与卡秋莎分别时，他感到忧郁而惆怅。
三年的时间过去了，聂赫留朵夫与卡秋莎又重逢了。然而此时的聂赫留朵已经不是卡秋莎三年前认识的那个充满热情、天真质朴的青年了，他变成了一个“放荡荒淫、心狠手辣的利己主义者，只图个人享受”。
卡秋莎与聂赫留朵夫在复活节春夜的幽会，是命运注定的不幸。这次重逢使卡秋莎那颗少女的心充满了无法言语的幸福，却也成为她日后凄楚苦难生活的开始。
聂赫留朵夫抛弃了卡秋莎，将她忘得一干二净。而卡秋莎却由于感到自己是聂赫留朵夫的孩子的母亲，更加爱他，等待着他。
在一个漆黑、凄凉的秋夜，卡秋莎追赶着聂赫留朵夫乘坐的火车，这景象象征着她痛不欲生的心情。卡秋莎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她想投身到火车的轮下。在这个可怕的夜晚，她再也不相信上帝和善良了。她想，如果一个最好的人都粗暴地糟蹋我，那么其他人肯定比聂赫留朵夫更坏……
从这一瞬间开始，卡秋莎的苦难开始了，终至被带上了被告席上。
聂赫留朵夫是造成卡秋莎不行的罪魁祸首，但他却成为审判她的陪审员。小说从这个审判场面开始，暴露了“罪恶王国”的全部卑鄙勾当和全部放荡的恶习，展示了人们的苦痛和灾难。
从这个场面开始，聂赫留朵夫走遍了整个俄国，访问了公爵和枢密院的接待室，察看了贫苦农民的木屋和关满普通贫民的监狱。
在暴露沙皇法院的伪善和欺骗的同时，在小说中，作者也揭示了教会及其执事的卑鄙作用：那些身穿黑袍、胸前佩戴着金质十字架的“上帝的仆人”，满口假仁假义，实际却贪得无厌，出卖灵魂，靠欺骗人民来过日子。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托尔斯泰还描写了一个新人——革命者。这一部分内容最终也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进步人士对文学界首次出现的关于政治犯、被判刑的革命者的描写表示欢迎；而社会上的反阶层则对小说的这部分内容惊慌失措，因为他们认为第三部分是摧毁现存制度的号召，是歪曲现实。反对分子对托尔斯泰用同情的态度描写政治犯，并对这些人表示同情和好感深感愤怒。
对俄国出现的“新人”，托尔斯泰表现出充分的信心，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复兴俄国，改造俄国，改变现存制度，消除专横、无权地位和暴力。
长篇小说所指的“复活”到底是什么？有些评论家认为，托尔斯泰描写的是聂赫留朵夫的复活；另一些认为，表现的是卡秋莎的复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小说中复活的是托尔斯泰自己，也就是托尔斯泰经过长期中断自己的创作活动后，又重新开始文学作品的创作。
想要在这部小说中寻求某个特定的“复活”人物，可能并不恰当。因为托尔斯泰关注的是整个俄国社会、整个俄罗斯的复活过程。他所寻求的是那种能使人类复活、建立人民幸福的生活、根除地主资产阶级社会弊端的药剂。作为一名天才的艺术家，他不可能看不到俄国业已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动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对这种社会运动，托尔斯泰按照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千百万农民群众的观点，反映到这部小说当中。
在小说中，托尔斯泰指出，未来属于人民，不属于地主和官吏们，劳动人民才是“大的光亮”。然而如何让人民生活得更好，让农民不因饥饿而死亡？如何才能没有无辜判刑的罪犯，没有欺骗和虚伪？这些问题，作家是无法回答的。
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性，《复活》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它却不失为托尔斯泰全部事业的一个宏伟的艺术总结。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复活》不但是一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图画”，而且与他的另外两篇长篇小说一样，显示出大海般宏伟开阔的美丽。在对生活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人物命运与周围世界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在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塑造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等方面，小说都是卓有成效的。
尽管这部小说刚刚发表时并不完整，但还是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匈牙利作家卢卡奇认为：
“在整个近代西欧文学中，在包罗万象的史诗式的伟大性方面，没有一部小说可以与《复活》相媲美。”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也指出：
“《复活》可以说是托尔斯泰艺术上的遗嘱。《复活》给他的晚年加冕，正如《战争与和平》给他的成熟期加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