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使人团结的是善与美，一切使人分裂的是恶与丑。
——托尔斯泰
（一）
在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后，托尔斯泰的心情也无法平静下来。他强烈地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认为“我们这些不但富有而且享有特权的所谓有教养的富人，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因此我们要猛醒回头”；“一个人如果真的不喜欢奴隶制，也不想奴役别人，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通过为政府效劳的方式，不通过占有土地的手段，也不利用金钱的手段享受别人的劳动”。
1882年2月，托尔斯泰曾返回莫斯科小住，但几天后就又返回了波良纳。托尔斯泰的这种近乎狂热的精神追求给他的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索尼娅希望丈夫对宗教问题的热情能冷却下来，重新做一个关心孩子的父亲、体贴妻子的丈夫和撰写传世巨作的作家；而托尔斯泰则希望索尼娅同情并认同自己的信念，理解自己的追求。但是，他们却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了彼此之间的分歧。
由于妻子的一再要求，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城里又买下一所住宅。这所住宅位于城市的西南角，距离莫斯科河不远的织匠巷。在经过一番装修整理后，10月，一家人迁入了新居。
很快，这所房子里也像亚斯纳亚·波良纳一样，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在以后的岁月里，许多来自国内外的人士都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拜访他们景仰的作家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画家列宾就是这里的常客。
托尔斯泰与列宾于1880年秋天相识，从此两人便建立起终身不渝的友谊。他们常常一起交谈，列宾后来回忆说，托尔斯泰的“谈话充满热情，极其激烈，让我感到不安，脑子里常常萦绕着他那对陈腐生活的尖刻评论”。
1882年4月，托尔斯泰从格里格洛维奇那里得知屠格涅夫患病的消息，感到非常不安。由于想和屠格涅夫会面，托尔斯泰甚至筹划动身前往巴黎。
然而遗憾的是，屠格涅夫的病情不断恶化，终于不治。1883年6月底，在病危期间，屠格涅夫勉强支撑着，亲手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因为我，照直说吧，已经卧床不起，快进坟墓了。我不可能痊愈，无需指望了。我现在写这封信，是特别想告诉您，我是多么高兴能够做您的同时代人，同时也是为了向您陈述我的最后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事业上来吧！要知道，您的文学才华是上天赋予您的。啊，要是我能知道，我的请求对您起了作用，我将会多么幸福！
……我的朋友，俄国大地上的伟大作家，请接受我的请求吧。如果您收到这封信，请让我知道，并请允许我再次紧紧地拥抱您、您的妻子、您家中所有的人。我不能再写了，很疲惫。
这是屠格涅夫的最后一封信。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与世长辞。他要求将自己葬在彼得堡别林斯基的身旁，人们照作家的要求办了。
噩耗传来，托尔斯泰的心情极其沉重。那些天，他总是念叨屠格涅夫，还四处打听屠格涅夫患病和逝世前的详情。
不久，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学会筹备举行屠格涅夫纪念会，并邀请托尔斯泰参加。这次，托尔斯泰欣然答应，并准备在会上作公开的演讲。
消息传出后，整个莫斯科都为之轰动。然而，政府当局十分担心托尔斯泰会在演讲上发表过激的自由思想言论，因此，莫斯科总督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要求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学会主席尤里耶夫用“体面的理由”宣布该会筹备的屠格涅夫纪念会“无限期延迟”。
（二）
沙皇政府和东正教教会对托尔斯泰的言行感到害怕和不满。1882年9月中旬，当局传令各地，密切注视托尔斯泰与分裂教派关系上的“有害活动”；9月底，莫斯科警察局开始派特务秘密监视托尔斯泰。
这年的12月和1883年的9月，托尔斯泰又分别拒绝担任克拉皮文县贵族长和法庭陪审员职务，更加引起当局，包括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本人的愤怒，认为“政府应该给予无条件谴责，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类似的、非善意的现象发生”。
1883年夏，托尔斯泰的《我的信仰是什么》一文脱稿，9月底付印。但他照例又重新改写了一遍，直到1884年1月底才最后定稿。
然而，这篇文章也遭到同1882年问世的《忏悔录》一样的命运：书报检查机关不准印行。最终，文章是以胶印和油印本的形式传播出去的。
在《我的信仰是什么》中，托尔斯泰更加清楚地表明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东正教，明确承认耶稣的不以暴力抗恶是他的指导原则。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有一段话：“你们曾听见有这样的教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我要告诉你们，不要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这段话是我为人处事的圭臬。我茅塞顿开，领会了这段话的涵义。耶稣基督的话说得直截了当。刹那间，并非出现了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挡住真理的翳障统统消失，真理的全部涵义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面前。
1883年秋，托尔斯泰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切尔特科夫。切尔特科夫出身于一个富有而自由的贵族家庭。他的母亲的娘家与十二月党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母亲的叔父车尔尼雪夫曾参加过十二月党人起义，因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的姑母嫁给了着名的十二月党人穆拉维约夫——他曾被判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她的妹妹嫁给了一位有钱的地主帕什科夫。1874年，帕什科夫放弃上流社会的生活，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帕什科夫派”的教派。
所以，切尔特科夫在母亲及其家人的影响之下，具有越出专制主义和东正教框框的观点。1881年，他不顾父亲反对退了伍，并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托尔斯泰的观点跟他相近后，前来拜访托尔斯泰。两人很快就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后来，切尔特科夫成为托尔斯泰着作的编辑和出版者。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着作虽屡遭查禁，但还是得到了广泛流传。这一点，与切尔特科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托尔斯泰逝世后，切尔特科夫成为出版托尔斯泰全集的主要委托人。托尔斯泰的90卷版本纪念全集大部分都是经切尔特科夫编辑出版的。
到了1884年时，托尔斯泰仍然全神贯注地研究这些，但此时他已经不再花太多的精力研究西欧哲学了，而是开始研究东方民族的哲学。他津津有味地阅读中国思想家孔子的着作，研究中国的各种谚语，并进行摘录，尤其是摘录与他的思想和观点相近的谚语。
但是，先哲们的伟大真理并不能令托尔斯泰摆脱头脑中那些对人民的悲痛、贫困和苦难的各种思虑，而且这些先哲们也不能对那些折磨他的关于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给以解答。
因此，他又开始转向研究经济学着作，并对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论土地国有化》一书赞不绝口。
（三）
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生活日趋平民化，他尽量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并更多地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为了替自己一生所过的贵族生活赎罪，从1884年起他不再吃肉，连烟酒也都戒掉了。家人对他的举动都非常不理解，他的关于改变家庭生活方式的谈话也常常遭到家人的反对和嘲笑。托尔斯泰与家人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
1884年6月，托尔斯泰提议将萨马拉庄园农民还的债都就地分给农民，索尼娅坚决反对。6月17日傍晚，夫妻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当晚，托尔斯泰第一次离家出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托尔斯泰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他的日记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语：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拯救自己摆脱痛苦，拯救她摆脱她正全力以赴的灭亡……我不离家出走也是枉然。看来，此事尚未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