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命的缩短与思想的虚耗成正比。
——达尔文
（一）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科学遗产。在近50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许多古籍都记载着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农业和生物学知识，其中有大量的有关生物进化方面的材料。
例如：化石是了解关于生物进化的宝贵材料，为人类的进化论提供了重要依据。我国古代人民对化石早就有了认识，17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里就有关于龙骨的记载；唐代的颜真卿、北宋的沈括等，也都已知道化石是古代生物的遗体，认识到化石与海陆变迁的关系。
沈括在太行山考察时，就曾看到过许多螺丝、蚌壳的化石，像一条带子一样横亘在石壁之上，于是推想这里从前一定是海滨，只是后来经过长期淤积而形成了陆地。这就是所谓“沧海桑田”的变化。
在延州（今陕北延安）时，他又从河岸崩坍处发现地下数米深的地方有几百根像一丛丛竹笋的石头根干相连。经过认真研究，沈括确定这是古代植物变成的化石。这类植物由于气候变迁等原因，在当时已经绝灭，因此他推断，这个地区远古的气候应该比当时温和、湿润。
又如：遗传性和变异性是生物进化的基本要素。我国古代早就认识到了生物的遗传现象，注意到不同生物具有不同的本性，要求的生活条件也不一样，生活条件发生变化，变异就会发生；并且还认识到，新品种就是由变异而来的。
北魏时期进步科学家贾思勰在他的农业科学名着《齐民要术》中，就曾经提到：
“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性质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
这一记录也清楚地叙述了不同品种植物的成熟期、形态、品质和产量等各种不同的特性。
在明代李时珍所着的《本草纲目》中，不仅记载了很多变异的资料，而且在中药乌骨鸡一栏中，还特别提到了鸡舌黑时骨头也黑的现象，这就是达尔文在研究中所重视的相关变异。
更加可贵的是，我国人民不仅认识到环境条件改变会令物种发生变异，而且还以变异为材料，通过人工选择，培育了很多优良的品种。比如，我国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包括花卉、金鱼和蚕等，品种之多，都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的。
就拿金鱼来说，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灰色、红色、黄色、黑色、花斑、狮头等各种各样的金鱼，它们五颜六色，形状离奇，令人百看不厌。其实，这些金鱼都是从北宋时期的一种金鲫鱼经长期培育和人工选择而来的。金鱼家养，也是在16世纪才传入日本和英国，以后逐渐传到世界各地。
达尔文就曾对中国的金鱼做过仔细研究，他说：
“金鱼，由于养在小鱼缸中，并且由于受到中国人细心的照顾，已经产生了许多族。……金鱼被引到欧洲不过两三个世纪，但在中国，它们自古以来就在拘禁下被饲养了……因为中国人正好会隔离任何种类的偶然变种，并且从其中找到对象，让它们交配。所以可以预料，在新品种的形成方面曾进行过选择，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一种中国古代着作中曾经说到，朱红色鳞的鱼最初是在宋朝（始于公元960年）于拘禁情况中育成的，现在到处的家庭都养金鱼作为观赏之用。”
达尔文十分珍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获得的知识，热情地歌颂了我国古代在生物方面所获得的卓越的、有价值的科学成就，并且大量引用到他的巨着《物种起源》和其他着作之中，作为他的学说的佐证。可见，我国古代农业和生物学的成就对达尔文学说的建立，的确产生过良好的作用。
（二）
遗憾的是，达尔文的学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传入中国。因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企图维护其反动统治，极力推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儒家政策。他们反对革新，反对学习西方进步的科学思想，同样也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
进化论是主张“变”的，宣传进化发展的宇宙观；而顽固派需要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致使达尔文学说这门革命性的科学理论迟迟不能传入中国来。
直到1889年，在上海格致书院举行的一次春季考试中，一个名叫钟天纬的学生在答卷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迨一千八百零九年，而达文生焉？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特着一书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并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其大旨谓，凡植物、动物之种类，时有变迁，非缔造至今一成不变。其动物之不合宜者，渐渐澌灭，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谓天道自然之理。但其说与耶稣之旨相反，故各国儒士，均不服其言。初时辩驳蜂起，今佩服者渐多，而格致之学从此大为改变。此可谓千秋崛起之人也。
这里的“达文”，就是俗译的达尔文；“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之书，就是达尔森的巨着《物种起源》。不论钟天纬当时是否已经读过此书，但他对于《物种起源》的评论却是十分到位的。阅卷老师李鸿章将这份答卷列为“超等”，并写眉批曰：
“达文明动植之学，有动植原一书，明自然之用，宏旨若中国老子。”
李鸿章在这里还给了《物种起源》另一个译名——《动植原》。
当时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着述等有着浓厚的兴趣，可见他对新兴的科学“物种进化”理论也不陌生。
但真正让达尔文的学说在中国被人熟知，并引起轩然大波的，并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是严复的《天演论》，时间是在1895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中国战败的消息传到京津，出身海军的严复投书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在《原强》中，严复开篇就写到：
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瀛寰，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着一书曰《物种探原》。其书之二篇为尤着，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
这篇文章里，出现了此后100年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物竞天择”。
不久，严复又开始翻译达尔文的朋友赫胥黎的着作《天演论》。《天演论》的原本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于1893年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但赫胥黎坚定地拥护生物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所讲述的，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进化竞争的规则。
为此，严复只翻译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而以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斯宾塞的理论代替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后半部分。
在当时，严复用《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学说警醒国人，中国如不奋发图强，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从而向全国人民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同时，严复还强调了“人胜天”的思想，发挥“保鲜进化，与天争胜”的观点，认为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战胜大自然。这一思想也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拓宽了人们的思路，对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影响。
所以，《天演论》一出版，立即受到进步人士的欢迎。青年时代的鲁迅先生就在这时接受了进化论。他曾回忆自己当年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的情景时说：
“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由此可见，这部书在革命者当中的影响之深。
同时，鲁迅先生也积极而正确地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给予达尔文学说以高度的评价：
“达尔文的《物种由来》，举世震动，盖生物学界之光明，扫群疑于一说之下者也。”
又说：
“达尔文学说，空前古者也。”
鲁迅先生一生还写了许多宣传达尔文学说的文章，如《中国地质略论》中，就是用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地质和生物发展的状况，并且在论证生物发展史时紧密地联系外界环境，指出了生物由少数到多数、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
在《人之历史》等文章中，他还根据达尔文学说的观点，相信自然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指出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驳斥了神创论的观点和把生物看作是永远不变的观点。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先生也很赞扬达尔文的学说，他说：
“达尔文之《物种由来》出现而后，始大发明者也，由是乃知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自达尔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之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
在其着作和演说中，孙中山先生也经常以进化论的思想来激励中国人民求进步、谋发展，建立富强繁荣的祖国。
（三）
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得到了进一步的转播。1920年，马君武翻译的《达尔文物种原始》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当时，革命知识分子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广泛地介绍了唯物主义进化观，进化论的观点也逐渐深入人心。
由于革命形势的转变，以及进化论在世界各国逐步取得的胜利，迫使反对它的人也改变了策略。他们开始利用达尔文学说中的一些弱点与不足，进行歪曲利用。
“五四运动”之后，面对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思想潮流，反动派万分恐慌。一些反动分子甚至恶意歪曲利用达尔文学说中否定质变和抹煞人类社会与生命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的错误，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革命，称“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一点一滴的变异，……绝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记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地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个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
这些言论充分暴露了反动派们敌视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嘴脸。
建国前，由于代表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达尔文学说在中国并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尤其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举办的高等学校里，更是不准公开讲授达尔文学说，否则就要受到攻击和迫害。
因此，达尔文学说在传入中国20多年后，终于“也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甚至“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达尔文学说的革命内容和精华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和发展。在古生物和古人类学方面，我国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化石和人类化石，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生物进化和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同时，我国还进一步研究清楚了水稻和土豆等农作物的起源和进化问题。尤其是在育种工作方面，由于使生物进化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正确利用遗传、变异和选择的作用，在发现和诱发遗传基础发展变异方面，广大农民和科技人员广泛运用了株选法、穗选法，采取了杂交育种、诱变育种、多倍体和单倍体育种、细胞杂交等各种有效方法，使动、植物朝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发生变异，为选育新品种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并且培育成功了许多优良的品种，为农业生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