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学会尊敬别人，不是因为他们有着怎样的价值，而是因他们是人。
——甘地
（一）
甘地在南非的使命完成后，他立即从比勒托利亚赶回德班，并准备启程回国。阿布杜拉执意要为甘地饯行，并准备在西登罕为他举行饯别宴会。
在饯别会上，大家都畅所欲言。这时，甘地突然想起今天在报上看到的一则“印度人选举权”的新闻，谈到当时立法议会正在讨论的法案企图剥夺印度人选举纳塔耳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甘地就向阿布杜拉打听此事，商人表示了他的无奈：
“这些事情我们能懂什么呢？我们只懂那些关系到我们生意的事情。况且我们都是些不中用的人，没受过什么教育，看报纸一般只为弄清当天的行情，懂什么立法不立法呢？我们最好的信息来源就算是这里的律师了。”
甘地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对大家说：
“这个法案如果通过而成为法律的话，那我们的处境就会更加艰难，这是钉入我们棺材的第一枚钉子，它打中了我们自尊心的根蒂。”
这些印度商人又何尝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只是缺乏这么一个有魄力和威望的人来指挥大家。而甘地的出现，正好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他们纷纷将选举权内幕和盘托出，并真心挽留甘地再多住一个月，带领他们进行抗争，同时承诺会承担甘地在这里的一切费用。
大家的热情打动了甘地，他答应延缓归期，留下来帮忙解决印度人选举权的问题。不过，他不想让大家支付昂贵的律师费，只希望保有基本的活动经费和生存保障即可。
会议的地点很快确定在阿布杜拉家中，邀请了所有能召集来的印度侨胞。不仅如此，在当地出生的信奉基督教的印度青年也来到了这里。不管是富商大贾，还是一般的职员，所有人都主动登记为志愿者。会议也举行得气氛热烈，大家都放弃了年龄、宗教等种种成见，愿意一起为争取印度人的权利而战。
甘地在会上做了简要的说明，并立即给纳塔耳立法议会议长发去电报，要求他延期复议。同样的电报也发给了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拉杜拉的朋友、内阁阁员艾斯埃比先生。议长的答复是：将该法案推迟两天考虑。
甘地等人立即拟好了请愿书，连夜誊写数份并亲自到民众门前找人签名。干练的甘地还派人送了一份给当地的各新闻单位和议会。新闻单位很快刊登了这份请愿书，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法案还是被通过了，但大家的信心却更足了。
他们准备做一份大请愿书送到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里朋勋爵那里。这份请愿书由甘地负责起草。他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说服力，旁征博引，以大量的事实作为依据，说明了纳塔耳印度人应该享有的选举权。
不到半个月，附有一万多人签名的请愿书便送到了里朋勋爵那里，同时被复印的900多份请愿书也出现在各个报馆的办公桌上。
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反响强烈。《印度时报》支持了甘地的观点，并配发了本社社论。伦敦的《泰晤士报》也予以支持。里朋勋爵并没有做出回应，但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甘地和他的同道中人明白：斗争还要继续和持久下去。
甘地选择定居在纳塔耳。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租下了一处房子，并购置了简单的家什，准备开办律师事务所。这时已经有20多位商人想聘请他担任法律顾问了。
但在纳塔耳高等法院申请律师资格并不顺利。在这之前，甘地曾在孟买高等法院申请并获得了注册律师资格，他的英文证书已交存到孟买高等法院备案。这次申请时，只要附上两份品行证书即可。申请书通常通过律师递上去，但如果由警察长直接递上去，还可以免收费用。甘地请当地的警察长，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斯埃比先生替他递交了申请书。
法律协会都是由欧洲人组成的，他们反对甘地的申请，理由是他的申请没有附上英文证书原件。其实这都是借口，真正原因在于欧洲人担心有色人种涉足法律界会令他们失去在纳塔耳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为了挫败甘地，律师协会还聘请了一位杰出的律师来支持他们。
这位律师与阿布杜拉的公司有关系，他主动约见甘地，并建议甘地找到他的同乡阿布杜拉替他出具品行证书。
甘地接受了律师的建议。经过一番周折，最高法院最终接受了甘地的申请。登记注册并例行宣誓后，首席法官要求甘地摘下他的印度缠巾，这一次甘地照办了，但他的许多同胞，包括阿布杜拉对此却颇有看法。但甘地认为这样做并非屈服，而是为了保存实力，以应付后面更艰巨的斗争。
在这里，甘地成为第一个“有色人种”的高等法院律师，他将继续为争取南非印度侨胞的利益而努力。
（二）
1894年5月22日，在甘地的组织下，南非印度侨民的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成立了。
阿布杜拉的家自然成了开会的最佳场所。印度侨胞都情绪高昂，讨论气氛热烈，很快就讨论通过了大会会章。为了大会能顺利地按时召开，规定会费为每月5先令，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可以多交。甘地身先士卒月交1英镑，阿布杜拉当仁不让也月交2英镑。大家纷纷慷慨解囊。
甘地被委任为大会秘书，会费的杂事自然落在了他的头上。他善于理财且计划性强的特点再次帮了他的大忙。他将月费制改为年会制，大大节省了人力，并有效地遏制了拖欠会费的问题。
通过同南非印度人的广泛接触，甘地发现印度侨生与侨胞不相往来的现象十分严重。在成立大会之后，他积极鼓励当地出生的印度人与侨胞接触，并成立了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启发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还定期举行辩论会，让各种思想在日光下交锋。此外，他还利用会费设立了小型图书室，将所有的印度人都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
此间，甘地还撰写了两本小册子：《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呼吁》、《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在撰写过程中，甘地也逐渐意识到自己文笔的犀利，他用大量事实和具有说服力的言辞让更多的人了解纳塔耳印度人的现状，为南非印度人赢得了大量的同情者与支持者。
随着组织经验的不断增加，甘地考虑到，要想扩大大会的影响力，就需要吸收到印度侨胞的底层，即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劳工的入会，这样才能让纳塔耳印度人大会拥有更加牢固的群众基础。但是，高昂的会费让他们都不能加入。而要真正取得他们的依附，就只有真诚地为他们服务。
正当甘地在苦苦寻找时机时，一个好机会主动送上门来了。
一次，一个名叫巴拉宋达朗的遭到主人毒打的泰米尔人找到甘地。他当时在德班的一个欧洲人家里做工，主人经常对他发脾气，这次居然还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
甘地看到这个满口流血、衣衫褴褛的同胞，决定要为他讨回公道。
甘地将巴拉宋达朗送到一个白人医生那里治伤，并要求医生出具受伤证明，然后他又找到县长，递交了他的起诉书。县长立即传讯了那位欧洲雇主。
当地法律规定：契约工人并非自由身，无权解除与雇主的关系，除非主人将他转给别人。甘地想为巴拉宋达朗争取到起码的利益。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契约工人擅离职守，他会被告到刑事法庭上去。
于是，甘地亲自前去拜访了那位雇主，说服他同意将契约转给别人，然后他又在自己仅有的几位欧洲朋友当中找到了一位愿意接收巴拉宋达朗的新雇主。
巴拉宋达朗首次见到甘地时，手里拿着头巾，这件事让甘地分外伤感。因为严苛的歧视政策让那些同胞随时都保持着手里拿着头巾的习惯。而首次见到甘地的巴拉宋达朗以为也应该这样做。
“亲爱的朋友，请缠上你的头巾。”
当听到这久违的话语，巴拉宋达朗虽然动作迟疑，但他心中的欢喜之情已不能掩饰地溢于言表。
事情顺利解决了，这个伸张正义的律师的义举很快在契约工人间传播开来。从那以后，那些“又惊又喜”的契约工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来到甘地的律师事务所，向他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甘地也借此对南非的印度劳工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
（三）
巴拉宋达朗的事情刚处理完没多久，一桩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1894年，纳塔耳政府决定对印度契约劳工征收25英镑的年税。这些可怜的契约工人哪负担得起这样的费用？
为了取得英印政府同意，纳塔耳政府已派员前往印度。得到该消息的甘地大为震惊，立即将此事提交纳塔耳大会讨论。
大会决定组织必要的反抗，并利用舆论向英国殖民政府和南非纳塔耳政府施加压力。最后，印度总督额尔金勋爵不同意征收25英镑的年税，只同意收3英镑的人头税。
不过，这只是在名义上减轻了赋税。如果按照一个四口之家来计算的话，税费并没有改善多少。针对契约劳工的实际承受能力，这种加收3英镑人头税的做法也是相当残酷的。
为了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甘地一直致力于从根本上取消这种苛捐杂税。事实上，一直到20年以后，经过侨团和南非全体印侨的共同努力，3英镑的人头税才最终被取消。
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甘地已经在南非印度人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因此1896年时，甘地决定回国一趟。他想把妻儿接到身边，这样他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开展工作了。同时，他也想借此机会回国认识一些人，以便引起国内公众对南非印度人的注意。
因此，甘地将大会事务托付给阿丹吉·米耶汗和巴希·罗斯敦济以及他值得信赖的同伴之后，登上了开往印度的航船。
回印度的航程也是很愉快的，甘地的真诚和直率打动了船长，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在24天的航程中，甘地也开始学习乌尔都语和泰米尔文。同行的医生还动给甘地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通》，甘地立即学习起来。他觉得通过语言的学习来拉近与印度各派别之间的距离会是个不错的开始。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甘地平安抵达孟买。随后，他从孟买坐车回到拉奇科特的家中。在家里，甘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撰写一本《绿皮书》，勾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状况的景象。
《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路透社经过摘要夸大后发到英国，又由伦敦摘发到纳塔耳，同时每家报纸都对这个问题大加评论，一时引起轰动。夸大宣传一向是报纸增加销量的手段之一，甘地也比较理解，但这件在当时看似平淡无奇的小事却在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留居拉奇科特期间，孟买发生了瘟疫，责任心颇重的甘地便向政府报名参与防疫委员会的工作。他强调厕所的卫生尤为重要，然后跟随委员会的同事挨家挨户地检查，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甘地他发现，通常富人家的厕所卫生最为堪忧，而他们却根本就不自知。
在调查不可接触的“贱民”地区时，由于种族和宗教等关系，没人愿意去那里。在甘地的劝说下，只有一个人愿意同他一起前往，不过调查结果还是让甘地欣慰不已。
在拉起科特期间，为了唤起公众舆论对南非的注意，甘地还举行了一系列的拜访活动。
他首先去孟买拜见了被称为“孟买之狮”的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梅赫达爵士慷慨地答应帮助甘地，并派自己的秘书选定集会的日子和地点。
集会的当天，参加的群众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甘地既兴奋又有些胆怯，他声音颤抖而微弱地发言。在群众的呼声中，华恰先生代表甘地慷慨激昂地演说下去，甘地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关注。
随后，甘地又在梅赫达爵士的帮助下，拜见了国大党激进派领袖罗卡曼尼亚·提拉克。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告诉甘地需要聘请一位无党派人士来担任主席。接着，甘地又去拜见了国大党温和派的领袖戈克利。从此，戈克利成为甘地终身的导师和朋友，两人一见如故，戈克利还给了甘地很多实际的指导。
最后，甘地又去拜访了那位似乎已息影政坛，专心做学问的无党派人士潘达卡博士。潘达卡博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士，对一般的政治活动他都会拒绝参加，但与甘地的会面却让他非常高兴。他很欣赏甘地为南非人民所作出的努力和诚心，答应担任由提拉克与戈克利联名举行的大会主席。
接着，甘地便赶往马德拉斯参加集会，他的名声已经在那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在欢迎会上，甘地发表了一篇讲话，还宣传了他的关于南非印度人状况的小册子，小册子很快便被抢购一空。
在马德拉斯，甘地结交了《马德拉斯晚报》的主笔格·巴罗梅斯朗·皮莱先生，以及《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博士，这为他日后的宣传打下了基础。
马德拉斯的关系建立之后，甘地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加尔各答。《英吉利人报》的主笔宋德斯先生将甘地视若知己。
工作还没有准备停当，南非的召唤便来了。
为了赶回去参加1897年1月的纳塔耳立法会议，甘地携带着妻儿和已丧父的外甥搭乘阿布杜拉公司新购进的“科兰”号汽船第二次远渡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