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纯洁，自我控制，坚定，无畏，谦卑，团结，和平，是一个反抗者必须具备的品质。
——甘地
（一）
1891年6月12日，结束了四年的留学生涯，甘地启程回国，新的职业生涯正在等待着他。
尽管在留学期间勤奋好学，但甘地仍然有些忐忑不安，他对自己能否胜任律师这一新的角色并没有多大的把握。这一疑虑在他即将离开英国之前也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尽管他曾去拜会当时大名鼎鼎的大律师弗立德烈·宾卡特。
在留学期间，甘地就经常参加这位大律师的演讲会，并对他的雄辩口才钦佩不已。面对忧虑的前途，他写了封信诉述自己的不安和疑虑。没想到，宾卡特先生居然回信，而且邀请甘地来自己家里做客。
大人物的和蔼和平易近人让甘地有了些许的信心。宾卡特把甘地当作同龄的朋友一般看待，在欢笑声中消除了甘地的悲观情绪。
“你以为人人都应该成为费罗泽夏·梅赫达吗？像费罗泽夏和巴德鲁丁这样的人总是少数的。做一个寻常的律师用不着非常的本领，普通的忠实勤奋就够维持生活了，案子并不全都是繁难的。”
在了解了甘地所读的法律书之后，宾卡特又语重心长地说：
“我了解你的困难。你读的书很有限，也不懂得世故，这些都是做律师不可缺少的知识。作为一个律师，你应该通晓人情世故，应该具有从一个人的相貌就能判断出他的品格的能力。你连印度的历史也还没有读过。每一个印度人都应该了解印度的历史，这和律师的业务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是你应有的知识。”
这次见面对甘地产生了一定的启发，虽然还不能完全消除这个年轻人的顾虑，但毕竟让他有了些许的安慰。
带着满腹的憧憬而又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甘地踏上了故土。从孟买刚一上岸，他就从哥哥的口中得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个噩耗让返回故乡的游子悲恸不已。
还没等甘地从失去母亲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出国前的种姓问题又开始缠绕上这个年轻人了。
对于种族问题，甘地虽然可以淡然处之，但哥哥和亲友的劝阻却让他不得不暂时屈从。既然要在印度工作，如果被开除种姓就意味着被社会抛弃，这是家人们无法承受的。
于是，甘地一回到拉奇科特就在哥哥的招呼下到圣河里进行了沐浴，并宴请族长和族人。由于哥哥的周旋和维护，加上甘地本来就是个十分诚恳的人，族长最终网开一面，重新接纳了甘地。
为了尽快回报哥哥的厚望和支撑起家业，甘地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决定先到孟买去闯荡一番。
刚一到孟买，甘地就迫不及待地筹办律师事务所，并马上挂牌营业了。一方面，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印度本土法律，以便能够在处理案件时游刃有余；另一方面，他仍然坚持在英国时已经开始的“饮食方法”。
由于哥哥交友甚广，生意很快就送上门来了。第一宗案子是由中间人介绍过来的一桩小案。当时，行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抽取一部分佣金给中间人。但正直的甘地认为这样做不合理，坚决不给，并且坚持只收当事人很少的诉讼费用——30卢比。
案子很明显，甘地用了不到一天的功夫就处理好了。但出庭辩护环节却成了甘地的软肋，他临阵退缩，浑身发抖，最后只得告诉代理人自己无法辩护，换成别的律师。
甘地对自己很失望，这次受挫使他失去了再次受理案件和到法庭露面的勇气。
这次受挫也让甘地的事务所再没有任何的生意，而甘地只能依靠写状子来维持生活。为了减少开支，在与哥哥商量后，甘地便回到家乡拉奇科特，在那里依靠哥哥朋友的人际脉络维持生意，依靠写状子平均每月能有300卢比的收入。
（二）
甘地生性倔强，而这种写状子的生活也只是权宜之计，可自尊心极强，又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甘地实在很难适应当时的环境。这期间，他又遭到一次重大打击。这件事是由他的哥哥引起的。
甘地的哥哥曾担任过波尔班达王公的秘书与顾问，结果因得罪人，被人借机控告他，还控告到对哥哥素有成见的政治监督官那里去了。
哥哥是家里的支柱，自然不能出事。在伦敦期间，甘地曾与这位政治公署的长官有点交情，所以哥哥想让甘地去说说情。可固执的甘地却觉得公道自在人心，便劝阻哥哥道：
“如果你确实有错误，我去说情又有什么好处？如果你没有犯什么过失，就应当照规矩上一个呈文，听候这件事的结果。”
但哥哥还是认为当地讲究人情，甘地去说情是不能推卸的责任，应该义不容辞地去。虽然这是违背甘地本性的举动，但为了哥哥，甘地还是硬着头皮去见这位英国官员。
结局自然不好，这位在私下举止谦和的人，此时完全换了一张脸孔，不近人情地任凭听差将甘地赶了出去。
甘地感到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他要求那位英国官员道歉，并声称如果不赔罪就要去告他。
“你要告我，悉听尊便。”官员回复了这样的话。
甘地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然后继续与哥哥商议对策。他们找到了大名鼎鼎的费罗泽夏·梅赫达律师帮助出主意，得到的回复是：忍耐为妙。因为印度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这种不平等司空见惯，要想在此安身立命，就只能委曲求全。
这件事使甘地逐渐明白了一些社会现实，为什么同是一个英国人，在伦敦时，他能和你成为朋友；可在印度，当双方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又变得无比凶狠，不可一世，同先前判若两人？甘地认为，这是制度使人变得如此可怕。
“我永远都不再把自己陷入这样错误的境地！永远不再这样滥用友谊。”甘地对自己这样说道。
随后，甘地又帮忙处理波尔班达王公争权夺利的事件。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甘地注意到，佃农担负的地租太重了，于是就去找当地的行政官申诉。谁知那个行政官的做派比英国人更嚣张。结果佃农的利益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倒是王公的权利有了进展。甘地对周围的环境更加深恶痛绝。
“我觉得我的当事人所受的并不公道，可是我又没有办法主持公道。”甘地为此深深苦恼。
正当这时，一桩来自南半球的案子彻底改变了甘地的生命轨迹。
这是一桩旷日持久的债务纠纷。商行股东赛·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是一位富有的穆斯林商人，他在南非开办的公司与另一家印度公司有4万英镑的纠纷。他们与甘地哥哥的朋友有些交情，听说甘地从英国学成归来，正无用武之地。又恰巧他们需要懂英文和法律的人过来协调，因此就写信邀请甘地过来帮忙。
一年的时间并不长，况且甘地也迫切地想要摆脱目前的困境，离开印度，去一个新的国家碰碰运气，所以他毅然答应下他们的邀请。
此时的甘地，与去英国留学前的心境已经截然不同，他已饱尝人间冷暖，也经历过事业初创期的失败，理想和现实的种种考量，让他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但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次航行会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等着他的将会是一个新的战场。
（三）
1893年5月，经过漫长的航程，甘地到达了南非的纳塔耳港。
商行主席达达·阿布杜拉先生亲自去迎接甘地。达达·阿布杜拉是一名精明的商人，他的商行在当地首屈一指，是印度商行中规模最大的，他本人也深受尊敬。
但是，甘地刚下船时却发现认识达达·阿布杜拉先生的人对他态度傲慢，甚至嗤之以鼻。甘地感到甚是奇怪。
达达·阿布杜拉见到甘地后，也感到颇为头疼。他在读过甘地带来的哥哥的亲笔信后，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甘地此时的服饰和装扮还没有摆脱留学英国时的影响，因而，在这位踏实的商人眼中，甘地无疑是来玩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