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活，就要像明天你就会死去一般活着；要学习，就要好像你会永远活着一般学习。
——甘地
（一）
1915年1月，甘地回到了孟买。这位衣着简朴的英雄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印度各界的领袖们都乘着小船来迎接他，他的导师和朋友戈克利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接着，甘地便忙于探亲访友、体察民情。他因为南非的义举而赢得印度人民的爱戴，连诗人泰戈尔都称赞甘地为“玛哈德玛”，意为“圣雄”。
在欢迎会上，戈克利就突然摔倒，因为人们太高兴，都没有过多地注意到他。在甘地游历至圣提尼克坦时，接到戈克利的死讯。甘地无限悲伤，他说：
“我曾想找一位真正的英雄，在全印度只找到一个，这就是戈克利。”
参加完戈克利葬礼的甘地决定赤足一年，以表达对这位导师和朋友的深切思念。
加尔各答、哈德瓦、古鲁库尔、马德拉斯到处都留有甘地的足迹。陈规陋习、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使得甘地看到祖国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甘地迫切地需要给凤凰村人找一个新的安身之所。经过仔细考量，他选择了阿赫米达巴德。他认为，拥有古吉拉特语言能为国家更好地服务，而这里又是印度古代手纺业中心，对恢复乡村手工劳作很有帮助。他给这个新的安身之地起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真理学院。并且还邀请一户不可接触者家庭进驻这里，想以实际行动消除种族之间的歧视。
就这样，由13个泰米尔人，包括甘地从南非带来的5个青年，还有来自印度各地的朋友，一共25个人在真理学院定居了。“真理、非暴力、节欲、不偷窃、不私蓄、节食”成了他们共同信守的誓约。
印度语和梵文的学习再次提上了日程，学院规定：年满4岁的男女儿童都可以进入学院受教，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家长必须让孩子过集体生活。甘地和他的教师队伍将教孩子们研习宗教、农业、纺织与文科，并组织他们参加劳动和徒步旅行。
1915年6月3日，英王诞辰授发勋章，甘地获得服务印度甲级勋章一枚。另一名获得勋章的人是印度诗人泰戈尔，他被封为爵士。
1916年2月4日，在深刻体察了印度的民情之后，甘地打算开始长久的巡回演讲。适逢贝拉勒斯印度教徒大学校庆典礼，哈定总督也应邀出席，印度各地名流汇聚一堂。国大党知名人士玛拉维亚邀请甘地发表演讲，甘地欣然应允。会场挤满了甘地的崇拜者，许多名流也以喜爱甘地当为时髦之举。
然而，这些衣冠楚楚的达官显贵很快就坐不住了，甘地发表了一篇切中时弊、言辞尖锐的讲话，讲话的内容戳痛了这些显贵的虚伪。他强调：
“印度要想自治，必须行动起来。……有些人虽然口中宣称要解决印度贫穷问题，自己却挥金如土，把老百姓的钱拿去向总督献忠心，极尽铺张与奢侈……满街宪警密探让人不能忍受，这样只能让人民产生极不信任感……”
一语未了，看台下掌声雷动，底层民众大声呼喊甘地“圣雄——圣雄——”，时任英国驻印度总督和大会主席贝桑特夫人愤怒地拂袖而去。
当天晚上，甘地就接到了警察局让他立即离开贝拉勒斯的通知。
甘地毫不畏惧，继续他的全国巡回演讲。他前往哈德瓦、马德拉斯等地，并尽量用本地语言，宣扬他的土布运动和土布精神。
由于甘地多次坐三等车游历各地，坐过欧洲、南非、印度不同的三等车，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印度的三等车是最痛苦的，它让人仅仅能有“羊群般的舒适”。每次巡回演讲，他都会大声疾呼：
“忽视三等车旅客，我们无疑是丧失了一个教育大众的机会，教他们守秩序、重卫生、生活有规律，以及如何过简朴的生活。”
他也毕生以此为实践，不断坐三等车游历，并试图以一个“受过教育”者的言行来感化那些贫苦的人。
（二）
深入实地的调查让甘地深刻理解了劳苦大众的困境，他不改其英雄本色，走到哪里都为改变哪里的陋习而战。
1917年初，甘地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三巴朗。这里有一项延续多年的制度，英国殖民者的靛青种植园就在此地，并且很多佃农都依靠种植为生。当地法律规定：三巴朗的佃农每耕种20卡塔土地，其中有3卡塔（相当于1英亩）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三卡塔制，是很严苛的剥削制度，但投诉无门，再加之地处偏远，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佃农的困苦。
经过实地探访，甘地发现佃农深受其苦，如果告到法庭上对佃农们也没有实际的意义，他们只能增加更多的恐惧。只有从根本上推翻这种制度，才能真正消除他们的恐惧。为此，他决定长期住下去。
当然，甘地的来访也引来了当局的阻挠。刚下火车，他就收到了来自警察局长让其离境的纸条。甘地不为所动，并且做好了入狱的准备。他在当地的律师朋友家住下，开始会见成千上百个农民，他们争先恐后地向甘地倾诉着自己生活的疾苦。甘地和他的同伴们都细心倾听、记录并搜集尽可能多的证据。
不出甘地所料，没多久，法庭的传票就到了他的手里。甘地彻夜未眠地将工作安排好，还草拟了一份行动计划。
4月18日，在这个贫穷、落后、闭塞的偏远地区，无数的人来到法庭参加甘地的审判，这些所谓的政府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早就知道甘地的名声，他们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个人。政府律师要求延期开庭，但甘地坚决反对，当庭发表声明解释自己抗命的原因，还主动承认自己抗命不离三巴朗是有罪的，要他们按刑法144条宣判，并且说：
“我入境的动机纯粹是基于人道并为国服务，我此行是应紧急邀请支援农民，因他们正遭受靛青厂主的不平等待遇。……我充分了解他们的困难，也知道他们只能根据所获情报采取行动。像我这样守法的公民，本应服从政府下达给我的命令，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能破坏我对那些邀我来此的人所负的责任。我感觉唯有留在他们中间，才能替他们服务。所以，我不能自动退出。”
这份言辞恳切、措辞严谨的声名让这些人消除了对甘地的最初成见，也让庭长不知所措。他们本想重新研究法典以便寻求应对之策，但甘地对法律的熟练掌握及通达的处世态度和光明磊落的为人和道义的目的，使得他们无法从法律条文中找到丝毫的破绽来应对甘地。
庭长只得一再延期宣判，每次甘地都按时出庭，并且承认自己有罪。直到4月21日，省督下令将甘地的案子撤销，庭长才松了口气，甘地也得到可以继续进行自由调查的书面承诺。
这又是一次不服从运动的胜利，以文明开始，以文明终结。
越来越多的靛青农挤进甘地的寓所，向他申诉自己的疾苦。一天12个小时不停记录也不能满足这些需要。最后，他只有选择情节重大的事件登记记录。
每次记录时，总有一个罪犯调查所的官员在场。甘地的朋友想阻止这种人前来，但甘地认为：这样才能让佃农所倾诉的事实更加客观，也能让佃农的内心更加坚强。
甘地又寻访了各地，与佃农面对面对话，并亲眼目睹了种植主对农民的迫害。因为政府虽然保持了中立，但那些种植园主却十分不快，他们就将这些不满变本加厉地施加到佃农身上。
这些种植园主威胁农民，组织请愿，利用媒介大肆抹黑甘地，但这些甘地都泰然处之。而真理最终总是站在正义一边。
5月10日，甘地赶往帕迭拉与省长摩德会晤。省长要甘地遣走助手，甘地表示拒绝，但表示将改善调查方式并尽早提出调查报告。
第二天，甘地将主要受害人名单拟好，分送摩德、当地行政长官、种植园联合会秘书及各地印度领袖们，同时还附有甘地起草的调查报告及调查情况说明。
6月4日，副省长在阑溪约见甘地，并商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处理此事，甘地也被列为委员之一。甘地向副省长提出条件：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自己可以自由地同自己的伙伴商谈，因为自己仍然是农民的辩护人。省长表示赞同。
经过近4个月的努力，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出炉了。委员会认为，种植园主对农民的榨取是非法的，种植园主应该归还一部分榨取所得，“三卡塔制”的制度也必须废除。
半个月后，政府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并于11月2日通过了由省长摩德所提出的三巴朗农业改革法案。
自此，在三巴朗延续了100多年的“三卡塔制”终于得到了废除，而甘地所领导的斗争再次大获全胜。
在三巴朗近一年的居住中，甘地致力于从基础教育入手，改善佃农的思想。他招募了很多义务教师，并开设了几所学校，让知识分子更有效地深入农村。
（三）
甘地在回国之初已经是一名成功的社会活动家了，而此时的印度改革浪潮正在涌动，英国政府忙于战事，为保证印度后方的安稳，撤下了“办事不利”奥斯通·张伯伦，转以孟太古出任印度殖民事务大臣。孟太古打出了一张“逐步发展自治政府机构，使印度成为不列颠国内的合法部分”的纸牌，国大党立即做出反应，准备抓住这一时机委派一个代表团，向总督与印度事务大臣请愿，并将国大党与伊斯兰联盟先前制定的改革方案提了出来。
1917年10月26日，国大党派遣由甘地、提拉克等5人组成的代表团，与孟太古偕总督詹姆士福德进行了会谈。甘地义不容辞地为改革方案鼓与吹，并联络到有数千古吉拉特人联名签署了呈递总督的请愿书。
12月，国大党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加尔各答年会，提出了“应破除不良陋习，对‘贱民’予以公平正直之待遇”的主张。同期举行的穆斯林联盟年会上，也提出了“国家利益至上，我们勿需争辩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谁优先，实则二者同位，争先恐后，毫无意义”的主张。这些印穆团结的信号，与甘地多次的从中调和不无关系。
1918年2月，甘地发起了一场为纺织工人争取待遇的斗争。起因在于1917年的下半年，当地发生了严重的鼠疫。为使生产不停，厂主们给工人提高了临时补助占工资的70％左右。而随着疫情的解除，厂主又将补助调回到20％。工人们认为厂主的做法出尔反尔，因而产生了不满情绪，矛盾随之激发。
这次斗争涉及到甘地的自身利益，纺织工人所告的工厂主对真理学院有资助，而且里边的很多人还与甘地私交甚好。做出这个决定颇为困难，但甘地坚信真理的力量，决定仍然站在劳工一方为其出力。
经过多方磋商，由劳动代表、资方和稽征处组成了一个仲裁委员会。可厂方并不接受仲裁，委员会正要开展工作，厂方立即宣布停工，而工人们则以罢工回应，并要求增加工资50％，厂主们只答应增加20％。甘地从中调停，并提出折衷意见：工资增加35％。但资方并不让步。
甘地只能领导工人进行不合作运动，他建议采取“绝不使用暴力，绝不进行破坏”的原则。头两个星期，纺织工人们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他们群情激昂，天天举行盛大的集会，并不断地重复誓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了安稳生活的保障，工人们开始躁动不安起来。参加集会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对工贼则越来越愤怒，表现出了极大的消极情绪，极有可能发生暴力事件。
甘地担心情况失控。他亲自去厂商那边调停，但这些厂主感觉自己受了侮辱，说：
“我们与工人间的关系，犹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怎能让第三者来参与呢？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
在一次集会上，正无计可施的甘地突然灵机一动，他宣布了自己的新计划——绝食。他说：
“除非罢工工人重新集合起来，继续罢工直到获得解决，或者直到他们全都离开了纺织工厂。否则，我决不接触任何食物。”
尽管关心他的工人们一再劝阻，甘地并没有丝毫动摇，这使得大家士气受到了空前的鼓舞，再一次恢复了前所未有的勇气。
纺织工厂的老板们大为震惊，他们当中很多与甘地个人关系密切，不能不考虑甘地的身体情况，寻求好的解决方法。
甘地的这一举动使得紧张的关系瞬间变得融洽了起来，在甘地绝食的第三天，纺织工厂的老板们答应将问题交由仲裁委员会解决，工人们停止了持续21天的罢工。
厂商和工人们都皆大欢喜，准备举行庆祝大会。纺织工厂老板们和当地专员邀请甘地也参加，并在大会上称赞甘地的义举。这位专员还认真地说：
“你们应当自始至终按照甘地先生的意见行事。”
大会结束之后，纺织工厂的老板们还准备了十几斤的糖果作为庆祝的礼物分发给工人。起初是排着队分发的，但不到两分钟队伍便乱了起来。尽管工人骨干们带头维持秩序，还是无法控制局面。拥挤和哄抢的现象十分严重，最后不得不临时取消分发或洒向空中的想法，由专人看管，改为第二天按人头分发。
这虽然是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让甘地深感痛心。他觉得工人在非暴力抵抗中如此遵守纪律，怎么面对这么一点点利益就失去了方寸？
然而，最后的调查结果让甘地消除了误解，原来这是当地的乞讨人员所为。他们听说大会之后会散发糖果，就都等在那里，并且拼命哄抢，才造成了混乱的局面。甘地的思想毕竟深邃，他由此意识到“我们的国家遭受的这种赤贫如洗和饥饿状态是多么可怕，年年迫使更多的人沦入叫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