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视当前一刹那的人，等于虚掷了他所有的一切。
——富兰克林
（一）
自从1727年成立“共读会”这个组织后，加入这一组织的早期成员一般都是富兰克林的好友。“共读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其中的会员读书学习，互相切磋，共同研究讨论社会、自然等方面的问题。富兰克林还为这个学会制定了组织章程，这个章程参照了波士顿的科顿·马瑟创立的邻里互济会的体制规定，只是比它要更完善一些。
“共读会”成为全美洲第一所最好的研究哲学、政治和道德的业余学校，同时又是在教友会等宗教组织之外自发形成的互助互利、同舟共济的群众性世俗团体。可以说，从创立之初，富兰克林就已经成为该组织中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
每周的周五是“共读会”规定的聚会日。这天，一伙儿富有才华、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便围坐在一起，时而潜心思考，时而各抒己见，体现出一股好学上进的精神和蓬勃旺盛的朝气。
这些聚会都是在有计划地进行的，按照“共读会”的章程，每位成员要围绕道德、政治或自然科学中的某个观点，依次提出一个或几个问题，供与会人员讨论；每三个月要写一篇论文，并要当众宣读，题目自选；辩论需要在一位主席的指导下进行，不能就某个问题随意争辩；开展辩论的目的是为探求科学和真理，而非出于争论的癖好或满足争强好胜的心理；为防止过激行为出现，一切专断的陈述或针锋相对的争议都被禁止，违反者要被处以一笔小小的罚金，以示警戒；等等。
“共读会”的成员都很自觉地遵守这些规定，因此，他们举行的聚会场面常常热烈而精彩，形式也不乏味单调，而是妙趣横生。与此相形益彰的是，他们讨论的内容也丰富而深刻，不但有大胆的创新，还包罗万象，其中的许多问题与人们的日常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行纸币的问题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当时，宾夕法尼亚州流通的纸币总共才只有2万多磅，纸币奇缺成为阻碍商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因此社会上便出现了要求多印发纸币的呼声。
在1728-1729年之交，关于发行纸币出现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包括债务人、商人、工匠的广大人民都纷纷要求增发纸币，但有钱人却极力反对，因为他们害怕纸币贬值，致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
对于这一问题，“共读社”的成员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富兰克林兼债务人、商人和工匠的三重身份，自然而然地站在赞同发行纸币的一边。而其他成员也认为担心纸币贬值是多余的，因为适当发行纸币可以刺激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不久，富兰克林便撰写并匿名发表了一本名为《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富兰克林引证了1723年宾夕法尼亚州发行纸币推动商业发展的这一实例，认为增印纸币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他积极支持增印纸币的主张。
同时，他还在书中就交换价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说：
“……我们必须撇开那些贵重的金属，寻找另外一种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劳动……既然贸易就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量都是正确的。”
他还认为，宾夕法尼亚虽然没有太多的贵金属作为货币的保证金，但却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正如以贵重的金属作为保证金发行的票据是货币一样，以土地作为保证金发行的票据实质上就是土地的货币化”。
这样，富兰克林就用十分浅显的道理阐述了被那些经济学家们弄得高深莫测的经济学原理，大大助长了要求发行纸币一方的声势。
1730年，州议会终于通过了发行纸币的议案，并将印制纸币的业务委托给富兰克林的印刷所来做。不久，汉密尔顿又帮他揽到了承印纽卡斯尔的纸币、政府法律和选票的生意。这宗生意到富兰克林离开印刷业之前一直都在他的手中。这是两笔利润相当丰厚的业务，正值创业初期的富兰克林从中自然也获益非浅。
通过呼吁发行纸币这件事，“共读会”的声望也获得极大的提高，富兰克林也因此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他的真知灼见不仅受到当时许多专家的重视，甚至后来还得到了19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高度赞赏。
（二）
北美的印刷业在殖民地时期是举步维艰的，铅字的供应受到英国当局的严格控制，印刷书报所需的纸张油墨等材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于宗主国，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了北美印刷业的发展。
当时在费城的3家印刷所中，塞穆尔·凯姆的印刷所只能接一点传单、历书和小册子的印刷生意；布拉德福的印刷所要幸运一些，因为安德烈·布拉德福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官方承印人的身份，承揽了政府法规、官方文告和议会记录等颇有利润的印刷业务。另外，他还利用身兼邮政局长一职的便利，让邮差发送他承印的官方报纸《美洲信使周报》。
富兰克林的印刷所开办后，他开始对这两位同行的优势和弱点进行分析，最终决定创办一份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报纸，以此为契机，在印刷界的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
这时，凯姆印刷所的生产和经营已经陷入无序状态。但富兰克林准备办报纸的消息被前来谋职未果的乔治·韦伯泄露出去，一心想发财致富的塞穆尔闻讯后，不惜借债购买机器设备，抢先创办了一份名为《世界艺术与科技导报及宾夕法尼亚新闻》的报纸。
比起布拉德福那份单调呆板的官方报纸《信使》来说，这份报纸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要强一些。其中设有新闻短讯、百科知识和诗歌散文等多个版块，内容和形式也比较活泼。但可惜的是，塞穆尔本人没什么才学，并不具备办报的才能，他也没有出色的撰稿人和编辑，只能靠临时抄袭或拼凑别人的稿件来勉强出版。
得知此事后，富兰克林十分愤慨，而自己一时还无力办报。但为了与塞穆尔的报纸相抗衡，并揭示其小人的嘴脸，他以“爱管闲事的人”为笔名，在布拉德福的《信使》上投了大量的稿件。当然，这些文笔流畅、内容深刻的稿件毫无疑问地也都被不知情布拉福德选用了。
在这些稿件中，“爱管闲事的人”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入木三分地揭露嘲讽了凯姆式的“怪诞的蠢人”，说他“自愿忍受巨大的疲劳去寻找虚幻中的宝藏”，“深更半夜离开妻子温暖的被窝，不论刮风细雨，都去费力寻找他决不可能找到的东西”，“他的大衣粗陋硬旧，他的衬衣是土布制的，他的胡子大概有7天没刮了”，……
生性偏狭的塞穆尔看到这些文中被激怒了，他在自己的报上开辟了一个专栏，用最粗暴的语言回敬这位“爱管闲事的人”的攻击，以发泄自己的愤怒。
可是，没人愿意看这种粗俗的报刊，塞穆尔的报纸渐渐失去了读者，他的印刷所也因此债台高筑。
当债主纷纷上门讨债时，塞穆尔不得不找到富兰克林，请求他买下自己的报纸，随后又将印刷所卖给了自己手下的一名雇员大卫·哈里。
在塞穆尔退出印刷界后，富兰克林开始正式筹办自己的报纸。1929年10月2日，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报》问世了。
在办报方面，富兰克林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因为他早年曾跟随哥哥詹姆斯办过《新英格兰报》，加上他本人又是一位文笔犀利、思维活跃的作家和技艺超群的印刷业主。所以，在报纸开办后，富兰克林同时兼任报纸的策划、编辑、撰稿人、印刷商和发行人。另外，富兰克林还有一大群“共读会”的朋友对他鼎力相助。所以，这份报纸刚一出版就非同凡响，表现出了一些独特的风格：印刷精美，版面活泼，内容丰富，文笔流畅。这些特点也令其很快在广大市民中流行起来。不久，《宾夕法尼亚报》就夺去了布拉德福的《信使》报的大部分读者。
客观地说，富兰克林创办的这份报纸完全可以与当时伦敦赫赫有名的《观察者》相提并论。该报一直延续了18年，是现在的《星期六晚邮报》的前身。
（三）
在《宾夕法尼亚报》问世后，富兰克林的经济状况也大为改观，逐步还清了以前为创办印刷所所欠下的债务。
但同时，富兰克林还面临着一个强硬的对手，那就是布拉福德。虽然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报》很成功，但布拉福德资金雄厚，在印刷业方面只是雇用零工偶一为之，他的大量收入来自报纸的广告费。由于身任邮政局长，他也拥有优先获得新闻的机会。所以人们觉得，在他的报纸上登广台，效果会更好。因此，布拉福德报纸的广告要远远多于富兰克林的报纸。
在经过几年的经济和经验积累，到1740年，富兰克林准备仿效1731年创办于伦敦的《绅士杂志》，在费城首次创办一份杂志。然而布拉福德也在无意中获悉这一消息，抢先于1740年11月6日在其《信使》上宣布，他将于次年3月开始出版《美洲杂志》。
富兰克林见状，也不示弱，于11月13日在《宾夕法尼亚报》上宣布，他的《大众杂志：美洲不列颠种植园历史年鉴》将于次年的1月问世。
此后，富兰克林与布拉福德之间便展开了一场争办美洲首家杂志的赛跑，最后以布拉福德的《美洲杂志》比富兰克林的《大众杂志》领先3天出版而结束。
《大众杂志》的创刊号于1741年2月16日出版，标注的日期是1月。然而，这场竞争的结局却是以两败俱伤而告终：布拉福德出了3期月刊，富兰克林出了6期，随后便先后停刊了。
创办杂志失败后，富兰克林又将目光的重点转向外地。其实早在1733年时，他就派他店里的一名工人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理斯敦去开办一家印刷所。由富兰克林提供一台印刷机和一些铅字，并与这名工人签订了合伙合同。按合同规定，富兰克林负担在那里营业的三分之一的费用，分享三分之一的利润。
可是，这名工人不懂财务。尽管他也汇款给富兰克林，但从不向富兰克林汇报收支帐目。几年后，这名工人不幸去世，由他的寡妻继续经营那家印刷所。
这名女子管理业务十分成功，并在合伙合同期满后将印刷所从富兰克林手中买去，由她的儿子经营。
在南卡罗来纳州合伙经营的成功，鼓励了富兰克林在其他地区开办分店的想法。1742年2月20日，富兰克林与自己的一个工人詹姆士·帕克签订了一份合伙经营的合同，由富兰克林提供设备运到纽约，并对在那里的业务出三分之一的资金，分享三分之一的利润，由帕克在纽约经营印刷出版业务。
随后，在威廉·布拉福德退休后，帕克又接办了他的《纽约杂志》，并于1743年成为那一州政府的承印商、耶鲁学院的印刷商，并于1755年4月12日在设于纽黑文的印刷所创办了《康涅狄格杂志》。不过，当时富兰克林仍是帕克尔生意上的合伙人。
（四）
在富兰克林的合伙人中，还有他的两位亲属，其中一位是他的哥哥詹姆斯的儿子。詹姆斯后来将他在波士顿的印刷所迁到了新港。1736年，富兰克林在返回波士顿探亲时，与哥哥詹姆斯冰释前嫌，詹姆斯还托富兰克林在自己身后照料自己的儿子和家庭。于是，富兰克林将侄儿小詹姆斯接到费城，送他上学，并在自己的店里学徒。
1740年，哥哥詹姆斯去世。1743年，小詹姆斯7年学徒期满后，富兰克林便让他带着一批新铅字回到新港，接替他母亲经营的印刷所，成为富兰克林的合伙人。
另一个是富兰克林姐姐的儿子，1732年出生的本杰明·迈克姆，在纽约帕克的印刷所中做学徒。1748年，富兰克林派他的帮工托马斯·史密斯到中美洲安提瓜的圣约翰开办了当地的第一所印刷店，并在1748年9月办起了《安提瓜报》。1752年夏天，史密斯去世。8月，富兰克林派本杰明·迈克姆接管了那里的印刷和出版业务，成为自己的合伙人。
此外，在多米尼加、牙买加的金斯顿、北卡罗来纳、乔治亚、费城附近的兰卡斯特等地，富兰克林都有合伙人。但他在1748年以后的合伙经营业务量并不大，与其说是为赚钱，倒不如说是为了鼓励当地的印刷业和印刷商。
虽然富兰克林在出版印刷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却非常注意在公众心目中建立起一个勤勉的商人形象。
之所以如此，也因为富兰克林有着他人的前车之鉴，那就是从塞穆尔手中买去了印刷所的大卫·哈里。
大卫·哈里曾经是富兰克林的学徒，后来在塞穆尔准备卖掉印刷所时，他筹钱买下了印刷所，自己去当老板了。开始时，富兰克林还担心哈里会成为自己的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因为哈里在当地的亲友有势力也有能力。所以，他曾向哈里提出合伙经营，但遭到了哈里轻蔑的拒绝。
没想到的是，哈里一当上业主后便骄傲自大起来。他穿着考究，生活奢侈，经常在外面花天酒地，根本不会管理印刷所的业务。不久，他不仅负了债，还失去了许多原有的主顾。
最后，哈里也只能像塞穆尔一样，卖掉了印刷所，回宾夕法尼亚务农去了。
与大卫·哈里完全不同，富兰克林为了赢得商人的名誉和声望，不仅克勤克俭，还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他穿着朴素大方，也从不去一些无益的娱乐场所，只是偶然因为读书而耽误一些工作，但这种情况也极少。他自己回忆说：
“为了表示我不以我的行业为耻，有时我把从纸店购得的纸张装在独轮车上，自己经由街道推回家。这样一来，人们都纷纷认为我是个勤劳上进的青年。而且，我很守信用，从不拖欠款项，所以进口文具用品的商人巴不得我天天惠顾，别的商人也想委托我帮他们代销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