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古城会议上，要在井冈山“安家立业”，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等地方武装就成为必须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予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争论也随之而起。有人提出，我们人多，干脆用武力解决他们，而且他们是土匪，也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听了摇着头说：他们也都是穷苦人出身，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啸聚山林，占山为王的，我们不能以通常的眼光，把他们看作是土匪，还要看到他们的革命性。贪小利误大事，对他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若是与他们打起来，又一时吃不掉，岂不耽误了我们反对军阀统治的大目标，影响到我们建立一个安稳的根据地？历来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可不能让蒋介石、朱培德这些真正的敌人做了“渔翁”而得利。因此，对袁文才、王佐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最后决定了团结、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
古城会议后的10月6日，毛泽东即前往大仓村会见袁文才，两人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毛泽东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前途，说明工农革命军向农村进军和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共同开展革命斗争。见面时，毛泽东赠送袁文才步枪一百支、王佐步枪七十支，诚心诚意地鼓励他们扩大队伍。原以为工农革命军是来抢地盘而心怀戒备的袁文才，被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诚挚态度所感动，消除了疑虑，表示一定尽全力解决工农革命军的吃粮和伤病员的安置问题，并当即送六百块银元给工农革命军解决给养之需。
本是同根生，无缘互为敌。毛泽东宽阔的胸怀，大度气量，远大的设想，征服了袁文才的心，赢得了可贵的友谊。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分两路到达茅坪，袁文才带领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极尽地主之谊。在袁文才的大力帮助下，工农革命军得以在茅坪攀龙书院设立后方医院，安置了伤病员；在步云山象山庵设立留守处，作为与各处联络的地点。军官队留驻茅坪、大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至此，工农革命军就在井冈山安了“家”。
安家茅坪之后，毛泽东开始更多地考虑王佐的态度问题。显然，王佐已从结拜弟兄袁文才那里了解到工农革命军的许多情况，但还要做许多工作，才能真正使王佐感到与工农革命军联合是有利而无害的。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继续沿井冈山边界开展游击活动，以扩大政治影响，熟悉井冈山地形，调查周围情况，等待王佐表态，并与湖南各处农军联络。
10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毛泽东派陈伯钧、徐彦刚、游雪程三人到袁文才部队当干部，帮助袁部开展军事训练，进一步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准备逐步改造这支农民武装。同时，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派人与王佐取得联系，并相机向王佐介绍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及行动方向，后又派何长工去王佐部开展改造工作。几位军事干部临走前，毛泽东都给他们以很多指示。他说，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根据地“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我们的后方；同时还可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广大群众。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毛泽东最后叮咛说：你们去了，先从军事训练、政治工作人手，慢慢来，循序渐进。总之，一个原则“既不能缓，又不能急”。
何长工、陈伯钧等人受命，到了袁、王两部后，一方面尊重袁、王，搞好关系，取得袁、王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做好改造工作。遵照毛泽东和前委的指示，他们对袁、王两部进行了三方面的改造工作：
第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袁、王部队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明确为谁打仗、为谁革命的道理。何长工等在袁、王两部中积极培养士兵群众和基层干部入党，建立起党的组织，在征得袁、王同意之后，建立了党代表的制度，从而使袁、王部队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
第二，提高军事素质。过去，袁、王部队不重视进行军事训练，一旦有什么军事行动，便临时把众人召集起来，平时，则是一盘散沙，自由行动。有的回家务农，有的闲在那里没事干，有的甚至赌博，使这支部队缺乏战斗力。为了改变这种长期不训练的状况，提高军事素质和杀敌本领，袁文才部队被集中在茅坪附近的步云山，王佐部集中在大井，专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同时，工农革命军派来的干部还帮助袁、王等领导人学习正确的游击战术，提高指挥能力。从前，袁、王部队沿袭老土匪朱孔阳提出的“打圈子”的战术，始终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改变了这种状况，使他们“既要会打圈子，又要会打仗”。1928年初，何长工运用工农革命军的作战原则，帮助王佐打掉了他又怕又恨的死对头、反动民团总指挥尹道一，不仅给王佐除去了心腹之患，也使他更加信赖共产党，信赖工农革命军。从而，加快了改造袁、王部队的步伐。
第三，组织整顿。长期以来，袁、王部队中混杂了不少坏分子。这些人一方面把袁、王部队作为牟取私利的藏身之所，另一方面则利用袁、王两人的弱点，在部队中宣传封建迷信和腐败没落的思想。极少数代表地主豪绅阶级利益的坏分子也混迹其中，为非作歹，进行分化瓦解和破坏活动。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指示发动广大士兵群众，坚决把混在部队中的少数坏分子清洗了出去。同时，把那些忠厚淳朴、思想进步、年轻力壮、革命坚定的农民战士吸收到党内来，对指挥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第四，改变军阀作风。长期的绿林生活，使袁、王部队沾染上形形色色的封建意识与军阀作风，打骂、虐待士兵的现象随时可见。为了帮助他们改掉这些旧习惯、旧作风，发现哪个官长任意打骂士兵，党代表就带领士兵群众高呼口号：“发扬民主主义！”“反对军阀残余！”“不准打骂士兵！”在群众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官兵平等的风气才慢慢树立起来。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和士兵委员会制度等民主建军原则，在袁、王部队中逐步得到了运用和推广，部队中充满了新的气象。
毛泽东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还经常直接或写信给袁文才、王佐，向他们讲政治形势，讲共产党的任务，讲军队的性质，讲革命的前途，讲无产阶级的纪律等等，这对袁、王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帮助无疑非常之大。为了团结、改造好袁、王部队，毛泽东还抽出时间，到袁、王部队中看望士兵群众，给士兵们讲述革命的道理，使大家打开眼界，很快提高了觉悟。
在毛泽东、前委和何长工等派遣干部的努力之下，袁、王部队的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王佐也很快入了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28年2月中旬，袁、王部队在宁冈大陇改编为正规军队，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下辖两营，共有二三百人。根据袁、王部队的提议和前委的批准，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大陇改编，标志着对袁、王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
对袁、王部队改造的成功，创造了我党改造旧式武装的范例，积累了开展军队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兵运工作的宝贵经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与策略思想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进入井冈山的最初阶段，毛泽东一方面对工农革命军进行了改编，确立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对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进行了改造和收编，使已缩编为一个团的工农革命军又扩大为两个团，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从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这块沃土上扎下根来。
确定人民军队的任务和纪律
有一次，毛泽东发现个别战士吃了群众地里的苞谷。除了对违反群众纪律的战士进行批评、教育外，毛泽东托人找来一块竹牌子，亲手在上面写了字，然后把它插到群众的苞谷地。竹牌上写着：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谷吃掉了，违犯了纪律，现把二元钱埋在土下，请收下。
1927年10月中旬起，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爆发战争。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地区的茶陵县城敌人兵力空虚，出现了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的好机会。此时，住在井冈山上的工农革命军，缺衣少食。每天吃的是井冈山出产的红米和南瓜，穿的是粗布单衣。此时已进入严冬，山上比山下更冷，战士们只好钻在稻草里过夜。这些艰难情况，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日夜思索着改变现时环境的良策。眼前，出现了军阀争战的局面，正是工农革命军扩大活动区域、扩大影响的好时机。毛泽东即和前委的同志决定，下山去攻打茶陵，他把任务交给了工农革命军的特务连和第一营。
11月16日，第一营和特务连由大井、茨坪开赴宁冈的大陇，准备直袭茶陵城。队伍集合之后，毛泽东对整装出发的指战员讲了话。他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指出，现在军阀混战，反动军队都拉走了，山下县城空虚，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你们的任务是攻打茶陵，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闹革命的。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脚，脸带微笑，诙谐地说：可是，我的脚不让我革命，这真叫没办法。原来，他的脚上长了疮，行动不方便。在大家的笑声中，毛泽东挥挥手，提高声调说，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要向群众宣传，扩大革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
毛泽东讲完话后，由团长陈浩、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等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大陇，直扑茶陵县城。负责守城的地主武装挨户团，虽在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企图负隅顽抗，然而，在工农革命军的猛烈攻击下，只有夺路逃命。工农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全城。没几天，就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并且把原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出来，恢复了工会和农民协会。这是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搞政权工作，也不知怎么搞好，只好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
部队在茶陵城里住下来，仍沿用旧式带兵的方法，每天除了三操两讲两点名、站岗放哨以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不仅四乡的群众工作没有做，即使是县城的群众工作也没有开展。虽然也派人打过几家土豪，但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分给贫苦群众。部队的给养，也像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一时间，部队里乱哄哄的。
毛泽东获悉茶陵的情况后，意识到部队的所作所为不仅背离了工农革命军的宗旨，又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若不及时改变，部队将难以在人民群众中获得支持和拥护，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他立即送信给陈浩、宛希先，要求迅速改变现存状况，立即撤销县人民委员会，组织工农兵政府，并指示要在部队中加强政治工作。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之后，县政府去掉了衙门的样式，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也活跃起来了。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在茶陵诞生了，谭震林任工农兵政府主席。
12月下旬，李唐战争结束。湘敌第八军吴尚部向茶陵大肆反扑，工农革命军在茶陵无法立足，只好撤回到井冈山，住在宁冈县的砻市。这一天，毛泽东来到砻市，召集部队讲话。他首先表扬部队在茶陵战斗中打得勇敢，接着又指出：部队在茶陵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筹款，是这次行动很大的缺点。他对大家说：中国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到我们和颜悦色，就像皇帝开了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讲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随即伸出双手，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扳着左手手指，逐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在宣布三大任务的同时，毛泽东还经常教给干部战士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他说：开始时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我们就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
自古以来，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三大任务的制定，既明确了工农革命军的建军宗旨，正确地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又密切了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对于工农革命军的成长与壮大、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三大任务的要求，工农革命军每打一仗之后，全军分成几路奔赴各地，广泛开展群众工作。
为了更好地统一军事指挥，统一领导筹款和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毛泽东又规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部队，或营或连，不分大小都要组织起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由军事首长、党代表和一部分班、排干部组成。行动委员会要三五天就检查一次工作，例如进行了几次宣传，组织了多少群众，打了多少家土豪，没收和分发了多少东西，筹了多少款；工作中的经验、优缺点，以及附近的敌情等等，都要作详细的汇报，并逐级上送，直到毛泽东那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三大任务的贯彻执行终于取得了明显效果。
在制定了三大任务后，部队与百姓直接接触多了，毛泽东更加注意军风军纪问题。秋收起义一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了部队的群众纪律问题，教育指战员要自觉维护群众的利益。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第三团，直接受到他的教育，注意爱护群众的财物，不损害群众的利益，所到之处受到了群众的热爱和欢迎。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工农革命军用了老百姓家里的一点粮食，临走时，就把米钱放在米缸里，还附上一封信，说明了原委。然而，在当时那种极为艰苦的转战环境中，来自各方各阶层的战士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违反群众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免不了要时常发生，对群众的影响很不好。尤其是进入井冈山地区后，工农革命军与袁文才、王佐部队在群众心目中更有了比较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改造袁、王部队，也关系到工农革命军的形象。因此，毛泽东决定用明确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文字形式，把必须遵守的群众纪律加以严格的规定，以保证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自觉性和体现纪律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