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刘邓大军提前南下的当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给刘邓的电报中，精辟地分析了我军挺进大别山时敌可能采取的对策，即第一，“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第二，“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而待一至二月部署完毕，再向我进攻；第三，“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因而，毛泽东要刘邓，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方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仗”，来实现挺进大别山的任务。
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收到刘邓军提前行动的电报后，于8月9日、10日连续复电刘邓，认为此举“完全正确”，为了充分抓住战机，给其以行动的自由权，电中还指示刘邓，“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刘邓野战军在给中央去电同日（即8月7日）黄昏，率领主力四个纵队经巨野、定陶之间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南进。8月11日，刘邓军从民权至商丘间和虞城地区跃过陇海路后，分左、中、右三路向大别山疾进。敌人在鲁西南扑空后，又错误地判断我军只是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北渡不成而南窜”。所以，除调少量部队，在沙河沿岸扼守渡口，控制船只，防我南渡外，急令其鲁西南的主力兵团尾我追击。并企图借黄泛区这一天然障碍阻滞我军，然后一举歼之。
蒋介石用黄河进行水战，这已不是第一次了。1938年6月，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前进，蒋介石下令在河南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这次决堤，并未阻挡住日军侵华的步伐，却使黄河北移动道，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44个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造成了89万余人丧生，1250万人口受灾，大批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状况。在中原大地上，人为地制造了一片连年灾荒的黄泛区。这次，蒋介石又阴谋挖掘黄河大堤，要用这条万古江流来淹没刘邓大军。一旦黄河再次决堤，这十几万大军，这河边数百万人民群众怎么办？在野战军指挥部的作战室里，刘伯承说出一句话：“忧心如焚！”邓小平与刘伯承的心情一样。40多年后，他曾说过：“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面对宽20公里，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没有道路，没有人烟，行军、食宿均十分困难的黄泛区，刘邓野战军广大指战员不顾连日行军的疲劳和烈日当空的酷暑，以惊人的毅力，经过两天拼搏，于8月17日胜利地通过了黄泛区。18日，全军渡过沙河。为了和敌人争时间，先敌进人大别山，部队忍痛炸毁和埋掉了一些笨重的武器和车辆。20日，部队速向汝河急进。此后，我军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在“到达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至24日夜全部强行渡过汝河。27日刘邓野战军已全部渡过淮河，胜利地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千里跃进大别山，我们的队伍在弹药、粮食、被服都得不到充分供应的情况下，背着几十万敌人打转，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邓小平后来曾说：“要讲困难，我们有，蒋介石也有。我们的困难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前进中、胜利中的困难。而敌人呢，他们面临的是解放区、蒋管区人民的重重包围，他们的困难是全局性的，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不可克服的困难。眼下，我们虽然困难一点，我们身上还要掉几斤肉，我们还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值得的，是很光荣的。”刘邓大军正是以这种压倒一切困难的气势才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壮举。
在刘邓大军向大别山疾进的同时，陈谢兵团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于8月22日至23日，分别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手段，突破黄河，乘胜向陇海路发展。至31日各部相继攻克会兴、新安、洛宁等城镇多处。陈谢兵团的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敌之所料。敌统帅部急令胡宗南部主力从米脂、绥德地区南撤，拱卫西安，同时以尾追刘邓军的一部和洛阳地区的部队共八个旅组成第五兵团，阻止我军发展。这样就达到了当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配合刘邓挺进大别山，调动陕北敌军的目的。
这样，刘邓、陈谢和陈粟三路大军便以“品”字形阵势展开于中原地区，把我军的战线由黄河南北推移到了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我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对于我军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的重大意义，就连国民党军也不得不承认，“大部华中地区，全为匪军糜烂，我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事实上也是如此，惊慌失措的敌统帅部，既怕我军在中原立足生根，更怕我军渡江或越过大巴山人川，于是，在11月下旬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亲自掌管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企图以所谓“总力战”，首先集中兵力肃清大别山刘邓野战军，以巩固平汉路，确保长江动脉。
我军挺进中原的战略企图之所以能顺利达成，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和指导的结果。
首先，正确选择了反攻的时机。解放战争进行了一年之后，虽然我军的总兵力少于敌人，但兵力对比的差距已大为缩小，特别是战略上的机动部队已超过了敌人，而且敌之重点进攻已成为强弩之末，兵力分散，战略上处于不利的态势。我军在陕北和山东战场上虽然还处于防御地位，但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已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敌已处于守势，难以抽出更多的兵力实施战略机动和进行新的进攻。而且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政治、经济上也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这些都为我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极好的机会。
其次，正确地选择了战略突击方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分析了敌之重点进攻所形成的“哑铃式”态势，把反攻的突击方向确定在敌人防御兵力空虚的战略纵深和关系敌统治安危的腹心地区——以大别山为前哨的中原地区。这样，既可便于我创建根据地，又便于直接威胁敌之统治要地和调敌回援，在战略上策应山东和陕北我军作战。
再次，确立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正确战略布局。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针对敌“哑铃式”防御的特点，为使哑铃的柄更细、更脆弱，部署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和西北野战军分向山东和陕北战场的敌人向两翼拉开，这样哑铃柄便更易打断了。同时，我陈粟、陈谢二军又在敌之两臂各插上一刀，这样刘邓再从中间对敌当胸一刀，便置敌于死地了。
最后，采取出入预料的跃进式的进攻样式。这次大反攻，我刘邓野战军采取了出敌意料的以主力远离解放区，“无后方”地向敌纵深实行千里跃进的样式，以最快的速度分路先后进入大别山区和豫陕鄂、豫皖苏边区，争取了主动，先敌展开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这一壮举不仅在中国战争史上，就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与三路大军逐鹿中原的同时，在西北战场由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在山东战场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华北战场由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在东北战场由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也分别转入战略进攻，彻底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方针，打破了蒋介石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计划。
仅仅经过一年的战略进攻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人1个兵团部、2个整编军部、20个整编师（军）部、66个整旅、12个旅部、205个整团，另争取1个师起义，总计歼敌152万余人，毙俘敌将级军官174名，其中俘虏150名；解放人口3700万；收复和解放土地面积15.56万平方公里；收复和攻克石家庄、四平、吉林、洛阳、开封、襄樊、潍县、泰安、临汾、延安、绥德、宝鸡等城市164座，其中许多是有军事、政治、经济重要意义的城市。这就大大地改善了解放战争的经济条件，扩大了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使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创造了新的中原解放区。
毛泽东提出并实行外线进攻的战略方针，使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并很快发展到战略决战阶段，从而加速了蒋介石政权的灭亡，奠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1947年底，毛泽东高兴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都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那种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指挥的。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许多重大战略决策由他们两人商议后就付诸实施了。后来，周恩来曾说过：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毛泽东总结“十大军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