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柯西金也有另一个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而且还是政治局委员。以往柯西金休假期间都是由他主持政府会议。但突然之间却传说，马祖罗夫有病，人家似乎要保护他的身体。1978年11月，他“由于健康状况的原因并经过本人申请”被批准退出政治局并奉命退休，可是马祖罗夫比吉洪诺夫几乎年轻十岁。
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要与马祖罗夫分手呢？
“我们大家都获得一些用于公务的内部信息，”马祖罗夫在改组年代对《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谈话说，“有一天我在一条消息中读到，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在法国表现很糟糕，从事某些投机倒把活动，而本来对这种事情就有不少闲话。我去见勃列日涅夫，想以同志式的态度劝说他，应该整顿一下家中的秩序了。他严厉地申斥我：你别管不是自家的闲事……因为其他原因产生的摩擦也不少。最终有一天我们彼此都说，我们不想再一道工作了。我便写了申请。”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不满意马祖罗夫的原因则另有说法，认为马祖罗夫是一个软弱无力、很不灵巧的领导人。切尔尼亚耶夫记录下了他的原话：
“我收到一封秋明石油工作者的来信。他们抱怨没有皮帽和手套，无法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工作。我想起我还是摩尔达维亚书记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毛皮工厂，就给基什尼奥夫打电话。那里的人说，仓库里已经堆满了毛皮，正不知道再往哪里塞呢。我给马祖罗夫去电话，问他知不知道秋明和摩尔达维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他说：‘我了解一下。’你们瞧，这也算一个全苏活动家！”
免除不需要的政治局委员的规程早已制定出来。在例行的中央全会前夕，勃列日涅夫与马祖罗夫单独会面，要他递交退职申请。很可能全部问题都在于，与吉洪诺夫不同的是，马祖罗夫并不是勃列日涅夫的人。
勃列日涅夫开始掌权时，吉洪诺夫是国家计委副主席。1965年勃列日涅夫让他担任柯西金的副手。
1978年11月的中央全会上，吉洪诺夫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显而易见，准备让他做柯西金的接班人。全会刚一宣布中间休息，吉洪诺夫便向勃列日涅夫的卫士利亚边科和梅德韦杰夫走上前去，详细打听他可以享受哪些优待，会配什么样的卫队，有几名厨师，做什么样的汽车……
正好一年过后，吉洪诺夫又被擢升为政治局委员。
医生们将柯西金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但他却完全变了，变得有时候爱讲一些抽象的话题，大约是为了消除紧张情绪。有一天他问拜巴科夫：
“告诉我，你去过阴间吗？”
拜巴科夫感到有些可怕，便回答说，没有去过，而且也不想到那个地方去。
“可是我去过，”柯西金以郁郁不乐的语气回应道，同时冷漠地望着面前的地方，补充了一句：“那里很不舒服……”
“上午柯西金将乘飞机到来，”定居于科斯特罗马的杰德科夫1978年6月在日记中记载，
“柯西金莅临之日，举行了隆重的会议，事前给他化了妆——电视要向科斯特罗马全州转播这次会议。看来，化妆任务系由电视台承担。可是还在开会之前，柯西金前往参观一个实验示范单位，在街上转了一圈。
化妆很明显，柯西金看上去（脸色）比周围所有的人都要好，但在皮肤的光滑和红润方面的人工痕迹，总令人感觉肉麻。端庄的仪表下面，显露出一个人行将下葬时的某种意味。”
政府首脑在领导层中的地位已经削弱。
1978年，发生了一件以往对柯西金而言不可思议的事。他视察秋林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返程中决定顺便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看看。陪同他的克格勃第九局副局长多库恰耶夫将军，按规定与莫斯科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领导人商定路线。
从诺里尔斯克起飞前夕，多库恰耶夫再次致电克格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分局。第一副局长不胜惊讶地问道：
“怎么？你们明天要飞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您连什么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
“听着，”这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说，“我可以告诉你，但我俩的谈话你在任何地方都不要提，就当我没有对你说起过这事。明天下午两点，勃列日涅夫将从莫斯科抵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从这里他还要继续向前飞行，然后乘火车去海参崴。他们两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碰面意味着什么，你自己明白，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多库恰耶夫将军不胜惊愕，柯西金身为政治局委员和政府首脑，竟然不让他知悉勃列日涅夫的行踪。显然，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斯维尔德洛夫不期而遇，必将引发大量的谣传和议论。首先勃列日涅夫自己就不会满意——政府首脑与他一道露面，会分散人们对总书记的关注。
多库恰耶夫将军向柯西金报告。柯西金气得脸色发白：
“为什么这个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多库恰耶夫回答说，消息是准确的——是从克格勃第九局获得的。
“您对此有何看法？”政府首脑问。
“我觉得，我们必须火速飞回莫斯科，在勃列日涅夫起飞前还能赶到那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但还来得及。”
柯西金下令起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国家安全局局长致电多库恰耶夫，详细了解计划。将军回答说，柯西金要飞走，但不是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而是去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国家安全人员这才舒了一口气：
“我们本来决定，柯西金飞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便迎接勃列日涅夫，然后一道继续前行，去海参崴。可是很奇怪，中央委员会不肯向州委透露消息。现在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这就报告第一书记……”
早上柯西金已经回到莫斯科，并且按规矩在预定时间去政府机场“伏努科沃二场”送别勃列日涅夫。
柯西金的紧张工作，以发生大面积的心肌梗塞而告终。1979年10月，柯西金被送入米丘林大街上的专用医院，整整10天都没有清醒过来。
事实上他已经无法工作。但不想承认这一点，也不愿退休。他感到委屈：勃列日涅夫做事太不讲规矩，基里连科的大脑严重损伤，还在工作，为什么唯独他就该退休？
柯西金住院期间，他唯一的朋友基里林也被逐出政府。来自西伯利亚的马尔丘克院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科学技术国家委员会主席，以取代基里林。柯西金出院时非常懊恼。都是背着他决定的。
勃列日涅夫让医生们劝说柯西金退休。柯西金的家人为此对医生们很生气。
当时，勃列日涅夫还曾向乌克兰领导人谢尔比茨基提出要他主持政府工作，勃列日涅夫心情苦闷，一直在考虑让谁当部长会议主席。有一天他对谢尔比茨基说：
“沃洛佳，你应当接替柯西金，再也没有人了。”
谢尔比茨基推辞了。不管怎样，后来他是这样说的：
“这辆老牛破车早就拉不动了，”谢尔比茨基向自己的一个助手解释说，而且我也不愿意去玩莫斯科的那套危险把戏。
1980年10月，柯西金不得不退休。他向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谈到更新干部、提拔年轻人的必要性。这是正中要害的回击。柯西金是在提醒自己的同龄战友们，他们也应该退休了。勃列日涅夫看了这封信后，吩咐契尔年科抄写了一份。
1980年10月21日的中央全会上，柯西金被排除出了政治局，措词一仍如旧：“由于健康状况的原因，同时经过他的申请。”
10月23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宣读了柯西金的申请，现在其内容只有感谢勃列日涅夫所给予他的高度信任之类的话了。
“政治局研究了柯西金同志所提出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按照纸条宣读，“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苏共中央委员会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满足柯西金同志关于解除他部长会议主席的请求。同时苏共中央委员会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关于任命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建议。”
勃列日涅夫甚至认为，并没有必要对这位领导了政府将近16年的战友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吉洪诺夫仅仅比柯西金小一岁，已经年满75岁，当然不可能全力以赴地工作。然而在患有脑血管静脉硬化的情况下，他却活到了93岁。吉洪诺夫是由戈尔巴乔夫下令退休的，逝世于1997年6月1日。
11月5日，从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的部长会议别墅运走了柯西金的私人物品，他对此感到极为痛苦——这提醒不久之前的政府首脑：在苏联的官场中，从今往后他已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一名谁也不需要的退休金领取者。他的“吉尔”轿车和政府电话都被取消，这让柯西金很生气，不过，他任部长会议主席时，自己也曾取消过奉命退休的不久之前的政治局同事的种种待遇。
柯西金已病入膏肓，仅仅又活了两个月。他重新被送入米丘林大街上的医院，再也没能从那里出来。柯西金的心脏于1980年12月18日突然停止了跳动。
次日，勃列日涅夫庆祝自己的诞辰。为了不致干扰其喜庆活动，柯西金的死讯被推迟报告。
12月23日，他被安葬在红场上。
最后数年，柯西金开始回忆自己当年的合作社生涯。他从医院里向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主席发出指示，要其准备关于发展消费合作社的建议。与此同时，这位部长会议主席还不断引用列宁论述合作社的著作。难道他真的认为，半个世纪之前的列宁的文章竟然能补救现代经济？
柯西金常向熟人们兴高采烈地讲述新经济政策年代消费合作社所取得的成绩：
你们能想象西伯利亚的一条条大道建设得多么好吗？旅馆里又干净又舒适。路边小酒馆里能吃饱吃好。每个人每天都能在廉价咖啡馆里喝上啤酒和茶……新经济政策之后我们就没有手艺人了——裁缝、鞋匠都没有了。今天到哪儿去缝好西装呀？我倒是可以由克里姆林宫里的缝纫厂给缝，可是别的人呢？从前莫斯科城里每一步都有一个鞋匠坐在小亭子里。小修、擦鞋只花几个戈比就行了。热气腾腾的包子每处街拐角都有卖的……
看来，这位苏联政府首脑在生命终结之时得出了一个无法令人宽慰的结论——他所做的一切已化为乌有——从前倒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