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臭狗屎——只有我知道；而我是白痴——现在全国都知道了！你给我滚开！”
那人出了门，上楼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反复思量如今到哪里去找工作。正当他沉湎于自己的满腹心思之际，一时未能察觉与总书记直接联系的电话正在嘟嘟作响。他绝望地拿起听筒。
勃列日涅夫问：
“妻子的情况怎样？”
他知道那人的妻子正在生病。
“谢谢，列昂尼德·伊里奇，”助手强打精神作答，“今天已经好些了。”
“请转达我的问候，祝她康复。”于是勃列日涅夫挂断了电话。
训斥过了，但马上又让人明白，生活还将继续，工作也是同样……
总书记助手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至交，这就是那些替勃列日涅夫撰写讲话稿的人。楚卡诺夫依靠的是伊诺泽姆采夫和阿尔巴托夫两位院士，他高度评价助手鲍文见解独到的杰出智慧。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心爱的写家则是受过多方面教育的扎格拉金，此人很快便在中央国际部飞黄腾达。帮助布拉托夫的是希什林，这个人主持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的顾问小组。
勃列日涅夫特别重视自己的讲话。他渴望获得掌声，绝对不肯发表枯燥无味的演讲，因而总是要求使用鲜明生动的说法，富有真情实感。他也十分看重善于做到这点的那些人。
撰写总书记的讲话或文章既不能获取金钱报偿，也不会得到物质奖励，然而希望参与其事的人却不可胜数。
为勃列日涅夫代笔一篇例行公事的文章写好之后，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将作者之一、来自中央宣传部的佩切涅夫叫到一边，以发自内心的热情说道：
“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别忘了这次所做的事情比奖章或者勋章更有价值。这会获得全党赞扬呀！如今对于内行的人来说，您已不单是佩切涅夫，而是那个为总书记本人写过文章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中，扎米亚京开始发挥显著的作用。他领导外交部出版处时，曾两次应召晋见勃列日涅夫。
总书记接待这位客人时十分亲切，让其在自己对面落座，很信任地说：
“你知道，我要处理文件已经变得很困难了。电报成堆，我需要一些人对其加以分析研究，将需要我知道的内容提供给我。有人向我推荐了你。我了解过你，这无须隐瞒。所以现在我建议你去塔斯社工作。”
当时这家通讯社的总社长是拉宾，此人阅历丰富，观念极为保守，长于幽默讽刺。他读完列宁格勒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两套课程后，进入《文尼察真理报》工作。1942年调到中央出版部，此后便步步高升。斯大林逝世之后，拉宾调入外交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他出任驻中国大使，两年过后执掌塔斯社。
“那么把拉宾调到哪里去呢？”扎米亚京想要知道。
“他去管电视。”勃列日涅夫回答。
“塔斯社，”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就是给我们提供信息的部门。我希望你选择信息，好让我第一个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换句话说，总书记希望关于国内外形势的主要信息来源掌握在忠于他的人手中。拉宾也是这样的人，但更需要他去电视部门取代谢列平的朋友梅夏采夫。
勃列日涅夫的选择做得很对。拉宾领导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长达15年之久，只是到1985年12月戈尔巴乔夫才让他退休。扎米亚京同样唯总书记的马首是瞻。
“咱们这就讲定，”勃列日涅夫说，“你明天就去塔斯社上班。”
“为什么是明天呢？”扎米亚京想知道。
“今天也可以，”勃列日涅夫莞尔而笑，便给苏斯洛夫打电话：“扎米亚京正在我这里。他马上就到你那儿去，你和他约好，必须明天就在塔斯社将他介绍给大家。”
在摩尔达维亚时，勃列日涅夫还有一个助手——特拉佩兹尼科夫。
在机关工作数年之后，特拉佩兹尼科夫要求让他去从事科学工作。勃列日涅夫欣然同意。1960年1月，特拉佩兹尼科夫被任命为主管科学工作的高级党校副校长。1965年5月，勃列日涅夫恢复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的独立建制，并任命特拉佩兹尼科夫为部长。
在任命前夕，勃列日涅夫与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交换意见：
“你知道吗，我想让特拉佩兹尼科夫去当科学部部长。你觉得怎么样？”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后来承认：他不胜惊诧，因为特拉佩兹尼科夫是个没文化的粗人。他对勃列日涅夫说：
“我的保险柜里有一份特拉佩兹尼科夫亲笔写成的文件，其中一页上就有18处最不该犯的拼写错误。这样的人可以领导我国科学的发展和院士们的工作？”
勃列日涅夫皱起眉头，中断了谈话。有文化的人多的是，可真正忠诚可信的人何其稀少……
据同僚们说，特拉佩兹尼科夫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他甚至将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国际部领导人波诺马廖夫也视为修正主义者。
他经常写一些名符其实的告密信，检举他认为缺乏铁石心肠的人。例如，中央书记处就讨论过特拉佩兹尼科夫的一份报告，他在其中攻击前《真理报》总编辑、现任科学院副院长的鲁缅采夫：
“鲁缅采夫同志包庇一些有着明显错误的著作，要求开展公开的‘自由’辩论。试问，他所说是什么样的‘自由’？”
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特拉佩兹尼科夫对赫鲁晓夫在位时的所作所为惊诧莫名，痛心疾首地叫嚷：
“在这十年之中，人们忘记了最为重要的事情——阶级斗争！”
雅科夫列夫回忆说，1970年代初他曾与特拉佩兹尼科夫同车出行。这位科学部长为赫鲁晓夫对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损失黯然神伤：
“我们死了之后，马克思主义将会怎样呢？”
勃列日涅夫非常赏识他。特拉佩兹尼科夫当上了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他还希望成为院士。但在这方面产生了一些困难。
1976年他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科学院通讯院士。
办公厅主任契尔年科
契尔年科并不追求让自己居于首要地位，反而避免出头露面。他不爱讲话，也不善于讲话，他的力量在另外的地方。
任何一份文件，包括最为机密、至关重要的文件，都不可能绕过公共部。哪些文件呈送至总书记案头，哪些人能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哪些信息可以让总书记得知，这一切统统取决于契尔年科。
勃列日涅夫成为一国之主时，他想起了与自己在摩尔达维亚共事的所有朋友。契尔年科开始掌管苏共中央公共部（他的前任马林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院长），特拉佩兹尼科夫领导中央科学与院校部，茨维贡则成为大将和克格勃副主席。
在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中，契尔年科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最初数年，许多人甚至没有注意到他，只将其视作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并未意识到他在权力体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契尔年科并不追求让自己居于首要地位，反而避免出头露面。他不爱讲话，也不善于讲话。大家都认为他理当默默无闻，他并不反对：默默无闻就默默无闻好了。他的力量在另外的地方。
契尔年科执掌中央公共部长长达17年。从前公共部名叫特别处，领导这个处的是斯大林那位始终连任的助手——声名远扬的波斯克列贝舍夫。不过即便在他手里这也只不过是党的一个办公室。契尔年科则将这个单位变成了权力机构和管理党中央机关的部门。
公共部的任务是：“为党的最高机关服务。”意思是提供组织与技术方面的服务。然而实际上却是另外一回事。任何一份文件，包括最为机密、至关重要的文件，都不可能绕过公共部。哪些文件呈送至总书记案头，哪些人能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哪些信息可以让总书记得知，这一切统统取决于契尔年科。
甚至连克格勃的材料也必须经过公共部部长之手。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才能亲自向总书记报告。不过安德罗波夫可以每星期一次径直去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而契尔年科则天天都去，而且不止一次。
据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们回忆，契尔年科亲自向勃列日涅夫送达呈报中央委员会的各种最重要的文件，并加上自己的说明和介绍。而且这种事情不致引起愤怒，总是将尖锐的棱角一一抹平，这一点尤其深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未经报告不可能去见总书记。大家都需要征得契尔年科允许，说明因为什么问题希望面见总书记。
1970年代初担任沃罗涅日州委书记的沃罗特尼科夫回忆，他曾去见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想建议改组农业技术装备的供应系统。
库拉科夫认真听取了沃罗特尼科夫的意见，有些看法他很喜欢，有些则不同意。最后说：
“您给中央委员会写一份详尽的有说服力的报告吧，到时候我们再讨论您的意见。”
沃罗特尼科夫告辞，向门口走去。库拉科夫叫住了他：
“没有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吧？”
“没有。”沃罗特尼科夫回答。
库拉科夫责备地说：
“应当多多看望总书记。”
沃罗特尼科夫给勃列日涅夫的接待室打电话，请求见面。人家吩咐他隔天再来电话，也许列昂尼德·伊里奇会接见他。他没有再打电话，一天过后便走进老广场上中央委员会大楼的第二个大门，登上总书记办公室所在的五楼。人家让他稍候——勃列日涅夫正在接见外宾。接待室里已经聚集了几位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将他们大家一起请进办公室。
“我们应当多多联系，”他说，“可许多书记很少打电话。当然，我也颇为了解各地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但中央机关和助手们提供的信息是一回事，与你们直接接触又是另一回事，别不好意思再次‘打扰’总书记。自然，谈话不可东拉西扯，报告应当简短、确切和客观。”
勃列日涅夫不停地抽烟，讲述国内的形势，出国访问见闻，各种计划。他也向书记们问话，但并未让他们多谈，而是自己回忆一些事情。
分手时他再次意味深长地说：
“在各种事情上都将希望和依靠寄托于你们了。你们随时可以指望得到我的支持，别不好意思，要多讲讲你们的意见。我们需要常常接触、来往。国家的支柱是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而在地方上，就要靠州委了。”
沃罗特尼科夫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再次来到莫斯科。库拉科夫看完全部八页报告，满心欢喜。
沃罗特尼科夫说：
“既然这样，费多尔·达维多维奇，那就请您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吧。”
库拉科夫略加思索，摇了摇头：
“那样，我们就什么也办不成了。”
他给契尔年科打电话，向他讲述建议的实质：
“需要让勃列日涅夫了解这个想法。如果列昂尼德·伊里奇能接见沃罗特尼科夫，那就更好。”
听罢契尔年科的回答，库拉科夫对沃罗特尼科夫说：
“去找契尔年科，他会安排好一切的。”
沃罗特尼科夫不胜惊奇，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竟然自己拿不定主意是否可以给总书记打电话，倒要请示公共部部长。
沃罗特尼科夫当时尚不熟悉党中央机关的奥妙。后来他自己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才弄明白了许多事情。契尔年科连报告看都未看一眼，便对沃罗特尼科夫说：
“留下吧，接见的事我们另行通知。”
契尔年科真的安排好一切。次日，勃列日涅夫便接见了沃罗特尼科夫。勃列日涅夫一开始谈的是跨生产单位的畜牧联合体、土壤改良、肥料等问题，然后才聚精会神地仔细看报告，在阅读过程中发表一些赞许的评论。还提到了库拉科夫：
“我们有一位能干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地方上对他也很尊敬，是我的好帮手。”
勃列日涅夫十分信任契尔年科，常常问也不问一句便签署其所写的批示。要么就是，契尔年科只需征得勃列日涅夫的口头同意，便在文件上批注：“已报告列昂尼德·伊里奇。他要求提出意见。”就这样，事情即已大功告成……
勃列日涅夫在处理干部问题时，首先要同契尔年科商量。契尔年科什么都知道：党中央书记们的情况，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情况，高级干部们的情况，包括他们生活中相当微妙的细节，无所不知。
各处室按编号称呼：第一处负责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第二处为书记处会议准备材料，第三处从事接收和分发文件，第四处收发密码电报，第五处的使命是监督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第六处经管政治局档案，第七处经管书记处档案，第八处则管理“特殊卷宗”档案。
公共部干活的总共只有50人左右，还基本上都是一些技术人员。
为政治局服务的第一和第六两个处位于克里姆林宫内，因为政治局在那里开会，其余各处则在老广场。归入公共部的档案隐藏着国家的最高机密——从军事的到政治的都有。那里有斯大林的个人档案和对世界秘而不宣的具有爆炸性危险的材料：1939年与德国签署的关于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的秘密记录原件，关于在卡延森林枪杀波兰军官的文件，以及其他许多材料。
连政治局委员都不允许接触这些文献。只有两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所有的文献——总书记（他自然不会到档案库来）和党的机密的保护者契尔年科。
在契尔年科主持公共部的时候，他有机会迅速提供勃列日涅夫所需要得文件，并压下所不需要的。一个决定可以紧急地通过，另一个则可能长期滞留在党的办公厅里。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由各个部草拟，在中央书记处进行讨论，而将其分发下传的正是公共部。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情况：文件业已回书记处批准，却得不到流传，因为公共部不予分发。自然，这种事是预先已与总书记讲定的，但尽管如此，也足以证明公共部领导人的权力之大了。
契尔年科建立了一个处理信息的电子系统：中央委员会的计算中心。计算机是国产的“明斯克”牌，这个中心的处理能力超过国家计委的计算中心。公共部里已形成一个干部问题方面的巨大的资料提供站——涉及中央所任命的全部官员。所有的文件、所有的决定全都输入了计算机。契尔年科以此自豪，任何文件都能在短短数分钟内找到。
勃列日涅夫坐镇的政治局举行会议的克里姆林宫与老广场上的中央委员会建筑群之间，敷设有一套地下气压传送装置，能在一瞬间向总书记提供所需要的文件。契尔年科为此获得了国家奖金。
契尔年科让勃列日涅夫摆脱了粗浅的事务。他什么都记得，什么都知道，他时刻随侍左右，准备执行任何提示。他们之间建立了极为亲密的信任关系，勃列日涅夫总是将性质最为敏感的事情交付契尔年科办理，而不会托付与其他人……
最后数年勃列日涅夫自觉病体沉重时，契尔年科之于他尤其不可或缺。别的助手带着紧急的问题来见勃列日涅夫时，他常常生气地说：
“你们总是搬来一大堆问题，瞧人家科斯佳（契尔年科本名康斯坦丁的昵称）多会报告事情……”
勃列日涅夫关心自己这个忠实的助手。
1976年举行党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契尔年科包揽了起草大会文件的工作。党的组织工作部负责进行地方上的选举，遴选大会代表。而契尔年科负责大会文件，并因此被授予国家最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