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期间所提出的建议，或被束之高阁，或被避而不答，”谢米恰斯内讲述道，“谢列平面对自己的积极分子们，陷入了傻里傻气的境地：他干劲十足地采取行动，他的各种设想却连连落空。”
勃列日涅夫依然将谢列平视作对头。
与谢列平密切接触已成为危险的事。一度设想在工会的帮助下为塔斯社工作人员建设一座疗养院，塔斯社总经理扎米亚京与谢列平就这一想法进行了磋商。
扎米亚京突然被紧急召往巴尔维哈去见勃列日涅夫。警卫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在湖边散步。”
扎米亚京前去找他。勃列日涅夫正同一些人溜达，看见扎米亚京后，便将其领到旁边一个谁也听不见他们谈话的地方。
“要不是我两个月前才任命你担任这个职务，我今天就会撤了你。”勃列日涅夫说。
“我有什么过错呀？”扎米亚京不胜惊讶。
“你到工会谢列平那儿去过？”
“是的，我希望加快疗养院的建设速度。”
“可是你还同他吃饭了？”
“是他请的我。”
“你们谈论政治了吗？说老实话。”
扎米亚京自己也明白，弄虚耍滑毫无意义：谢列平的办公室也好，他的休息室也好，他们吃饭的餐厅也好，肯定都遭到了窃听。
“一句也没谈，”扎米亚京发誓说，“只提到社会上的情况。”
总书记向扎米亚京直言相告：
“谢列平身边的思想家，我们已经统统打发到了国外或者其他地方。现在他正在寻找思想战线上的新人，组建新的团队，所以请你吃饭并非偶然。你发现了吗，他并不肯亮出自己的思想，我很不喜欢这点。我们要同这种情况一刀两断。也许是我不对，没有提醒你，但我也没能料到你这么快就去找谢列平……”
1975年，以谢列平为团长的工会代表团出访英国。他受到的迎接十分糟糕：尽是示威和抗议。人家还对他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聚众起哄。对英国人而言，他仍然是当年的克格勃主席，是他下令杀害苏维埃政权在国外的反对者。
而且事前即已知道，谢列平不宜前往伦敦，英国工会领导人建议苏联大使另行派人。然而不知何故，莫斯科却对这些警告不以为意。
英国工会大楼近旁聚集着抗议的人群。据《消息报》通讯社伦敦办事处原工作人员多勃金称，不得不将谢列平从后门接走。人群大概把走出轿车车厢的大使馆司机当作了谢列平，纷纷向他投掷鸡蛋和牛奶袋。
在记者招待会上，谢列平认为有必要发表礼仪性的讲话，不过不是针对英国记者，而是针对苏联记者：
“同志们，我衷心地感到幸福的是，我能在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工作，他是忠诚的列宁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争取世界和平的孜孜不懈的战士……”
然而这一切已经没有意义，他的命运业已注定。失败的伦敦之行对勃列日涅夫而言，正好成为将谢列平革出政治局的求之不得的把柄。他们二人进行了一次生硬的谈话。
谢列平说：“在这种情况下，我退位好了。”
“那你就退吧。”
谢列平当场写了申请。勃列日涅夫立即给政治局全体委员打电话，数小时后便通过了决议。让谢列平退休为时尚早，于是给他找了一个低得丢人的职务——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副主席，这个委员会分管的是为青年们开设的生产技术学校。
这项任务当然是一种侮弄人的做法。当苏斯洛夫请来谢列平并宣布为他提供这一职务时，谢列平回答说：
“我手里从来没有握过鎯头，更不必说干什么更为重要的活儿。让我怎么去培养未来的工人阶级呢？”
在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工作的，还有一个共青团出身的人——撒尤舍夫。他是第一副手，曾经对我讲过，当谢列平被调到该委员会时，苏斯洛夫召见主席布尔加科夫，向其清楚地交代：对谢列平必须彻底加以孤立，只可给他分配无关紧要的工作，并且要注意，不让他有任何对外联系。
布尔加科夫曾任哈尔科夫州第一书记，随后又当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他从苏斯洛夫那里回来之后，便召集各位副主席，向他们传达全部谈话的内容。他感到骄傲——他被委以对脱离人民的前政治局委员进行再教育的重任……
让谢列平分管生产技术学校课本的工作。最让他吃惊和愤怒的是如今与之打交道的那些官员不遵守诺言的行为。他已经习惯了他的命令立即得到执行。而这里的官员们却对他的话公然进行抵制：既然谢列平已经失宠，干吗要急忙执行他的指示？
勃列日涅夫为人狡诈、顽强，不达到自己的目的决不罢休。但他并不急于求成，他常常隐瞒自己的观点和企图，悄无声息，不引人注目地清除掉他不喜欢或者认为危险的人。他为保住权力持续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时日。
勃列日涅夫外表上始终善气迎人，却狡猾地瓦解了谢列平的团队。谢列平的三四十名亲信被发落到四面八方，大部分派往一些无足轻重的国家工作。
谢列平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被解散，因为其工作人员之中共青团员为数众多。
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梅夏采夫曾对人谈起过基里连科，说此公身边总是放着一张空无一物的桌子，他闲得无聊时就自己和自己玩他所迷恋的一种游戏。立即有人将此话向基里连科告密。梅夏采夫从哈巴罗夫斯克出差回来，在机场上人家就告诉他：刚刚解除了您的职务。他被打发去澳大利亚当大使。
谢列平小学时的朋友哈拉佐夫是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所有的共青团员都被撤职，”他讲述道，“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了。人家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不行。’我从童年起就和他关系亲密，你们想要让我抛弃这种友情吗？’‘那样结果就会更糟。’我说：‘糟就让它糟好了，但我决不中断和谢列平的友谊’。……”
哈拉佐夫在党内的前程亦已完结，他被调往俄罗斯联邦人民监察委员会。
基辅大换血
勃列日涅夫将希望寄托于克格勃，视其为获取全面情报和巩固自己党内个人威望的工具……一切都有人监视，一切都有人汇报。
1972年春，勃列日涅夫巧妙地撤掉了谢列斯特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
很可能，一切都是从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乌克兰之行开始的。安德罗波夫是个典型的办公室干部，很少离开莫斯科。正式的说法，他是来参加共和国的克格勃会议的，实际上却是为了摸清共和国第一书记的底细。他与谢列斯特在城外会晤，进行了长时间的非正式会谈。
“安德罗波夫来此显然带有摸清我在党代会之前思想和立场的任务。”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我坦率地讲出了我的想法，其中包括中央的领导方法的缺点。关于勃列日涅夫，我说必须尽可能支持他，但不应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漫无目的的空谈，像赶集似的吵吵嚷嚷。必须将已经着手的事情进行到底。也许，我说得太尖锐了，但却是事实。我觉得，同安德罗波夫的交谈对我而言绝不会毫无后果。”
谢列斯特没有猜错。安德罗波夫摸清了谢列斯特的弱点。看来，谢列斯特比其他的基辅政治家更为热爱乌克兰和乌克兰语。有一次他去一个州，注意到一条口号“提前一个月完成工程项目”，便不满地指出：“口号用俄语写，可这里干活的显然全是乌克兰人。”
共青团书记们，即便是在克里米亚，都奉命只能用乌克兰语发言。不过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许多身居高位的乌克兰人并未掌握本族语言。乌克兰共和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克利缅科是职业党务干部，他有一次来到罗韦尼基州，州里的积极分子被召集到一个剧院里，听取这位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讲话。
“从第一句话开始就显而易见，”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大概是平生头一遭用乌克兰语念东西。许多词语都乱读一气，让人很难听懂讲的是什么。会场里乱哄哄地吵成一片。”
1965年夏，共和国所有高等院校都接到指示，必须在三个月的期限内改用乌克兰语进行教学。莫斯科对此类举动心怀戒备，认为这就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表现。
卡普托在谢列斯特时期领导乌克兰共青团，到谢尔比茨基主政时则成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据他的说法，有“两个谢列斯特”。一个是强硬手段的拥护者，与“资产阶级影响”针锋相对的斗士。另一个则是鲜明表现出乌克兰自我意识的易动感情的人。他希望能拍摄一部描写塔拉斯·布尔巴的影片，在其中展现真正的乌克兰性格，显示乌克兰心灵的深度。他吩咐党中央机关安排邦达尔丘克迁居基辅，让他在多夫任科电影制片厂投拍这部影片。
谢列斯特依靠的是乌克兰知识界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常常怀着痛苦谈起本民族的遭遇，并将罪责归之于俄罗斯。
“斯大林式的巨大暴力使乌克兰趋于灭亡，”著名作家冈察尔在日记中写道，“就命运之悲惨程度而言，我们的民族是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民族天才——舍甫琴科、果戈理、斯思科沃罗达，全都终生终世无家可归……但斯大林式统治更以其种种惨祸、国家暴虐狂而超过一切。种族灭绝摧毁了整个民族最为活跃、最富才华的力量。我们犯下了什么罪孽，才落得如此悲惨的命运啊？”
1967年4月底，正在雅尔塔休养的政治局委员波利扬斯基与谢列斯特通电话。这个城市及其领导人给波利扬斯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他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为什么乌克兰商业部下令克里米亚的全部商业网点都要将俄语名称改为乌克兰语？”
实际上，该市的招牌使用的是两种语言——既有俄语，也有乌克兰语，但乌克兰语招牌的存在令波利扬斯基感到惊奇。谢列斯特在日记中提到波利扬斯基的这番话时指出：这是沙文主义心态，除了危害，不会带来别的什么。
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另有一次，在政治局讨论安德罗波夫的报告时，提出了谢列斯特的路线问题。克格勃主席报告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情况，他们反对强制推行俄罗斯化，要求独立。
勃列日涅夫责备说：
“我几乎每天都和彼得·叶菲莫维奇在电话上进行交流，我们谈香肠、小麦，谈土壤改良……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文件，他和乌克兰共产党六年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但基辅的任何人连一次也没有和我谈起过此事，一直只字不提。对彼得·叶菲莫维奇而言，这根本不成其为问题！”
1970年谢列斯特出版了一本书《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莫斯科注意到关于当年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摧毁的扎波罗日营地的民主性质的一段论述。这被解释为反俄罗斯的攻讦，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纵容。连波德戈尔内都表示困惑不解：
“在这种形势下，不应当这样做。”
该书被译成俄文用作公务参考，分发给各位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向谢列斯特提出警告：
“您的这些扎波罗日哥萨克，都是旧时代的残渣余孽！”
谢列斯特不加思索便强硬地回答道：
“要是没有哥萨克，现在也就不会有你了——正是哥萨克用胸膛捍卫国家边境，击退了游牧部落，击退了土耳其人！沙皇们也都利用哥萨克来保卫祖国。我们在他们面前应当低头致敬，而您却在这儿说这样的话，真令人生气……”
谢列斯特将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斯卡巴撤职，那是一个过于严厉的官员，改而任命奥夫恰连科担任该职。此人与杰米契夫一样，也是一位化学家，奥夫恰连科很早便走上了党务工作道路——担任共和国科学院党委书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科学与文化部部长。这有助于他成为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后来又成为院士。
奥夫恰连科任命批准之前，在莫斯科接见他的有中央主管干部的卡皮托诺夫、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杰米契夫，随后则是苏斯洛夫本人。苏斯洛夫不惜耗费时间，为的是摸清谢列斯特提拔之人的底细。苏斯洛夫特别感兴趣的是此人与乌克兰知识界的关系。作为临别赠言他着重强调，奥夫恰连科的主要任务是与民族主义作斗争。勃列日涅夫也谈到了这点，他同样与这位乌克兰中央新书记作了长时间交谈，同样提醒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的危险……
然而基辅所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情：不要让乌克兰的权利受到限制。奥夫恰连科在工作日记中说明：
“苏联和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的关系不正常。有人力图贬低我们的人（将他们称为主张乌克兰独立的人，克格勃间谍头子则将他们叫做班杰拉分子）……”
党的二十四大前夕的1971年3月，谢列斯特晋见勃列日涅夫，汇报干部情况。勃列日涅夫对顿涅茨克州委第一书记杰格加廖夫产生了兴趣。
“我们对他抱有一定的期望。”然后又仿佛玩笑似地说：“不，还是让他留在乌克兰吧，哪怕有一个第一书记是俄罗斯人也好。”
由于这次谈话的结果，杰格佳廖夫一直在顿涅茨克工作达30年之久。他1944年来到顿巴斯参加煤矿的恢复工作，曾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相当年轻就当上了州委书记。而在有人需要他的那把交椅之时，他便被“提拔”到共和国国家矿业技术监督局局长这一毫无分量的职位，然后悄无声息地奉命退休。
关于对待干部的态度问题，谢列斯特胸有成竹地予以回应和反击。
“乌克兰有70个民族。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因为民族关系而另眼看待，特别是对共产党员。至于俄罗斯人，则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占到40%，州委第一书记中业已六人。而共和国的行政领导人之中，俄罗斯人更达58%。民族问题常常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这是腐朽的知识分子和过分‘思想先进’的活动家的问题，普通劳动人民并无这种感觉，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息事宁人地说：
“我只不过是说要注意民族问题罢了。”
有些人一直十分警惕地监视着乌克兰。1971年9月28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利沃夫州居民中的政治工作》的决议。围绕这个决议，展开了一场复杂的政治阴谋。
决议中对乌克兰的局势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批评党的机关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苏共中央决议十分严厉，以致不便将其公之于众。本来针对的是谢列斯特，他的利沃夫下属也跟着倒霉：
“州委和市委长期以来容忍各种错误倾向，对思想上有害的作品不组织进行公开批判，也不揭露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家们的真实面目，他们都是乌克兰人民不可调和的敌人，一贯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维埃政权。”
利沃夫州第一书记库采沃尔丢掉自己的职位，他的空缺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多勃里克填补。多勃里克明白，人家希望他采取强硬的立场。在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上，多勃里克义愤填膺地声称：
“我们都看了影片《一只有黑斑的白鸟》。我不知道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作何感想，但我们州的代表认为，这部影片除了危害，一无是处，特别是对乌克兰西部各州的劳动者而言。”